# 南方家園  

2025台北國際書展於9日落幕，非但沒有如文化部長李遠（小野）事先所「預言」，書展將受到文化部預算刪減產生影響，反而6天展期創下超越去（2024）年的57萬參觀人次，媒體還用「買氣爆棚」來形容。台北書展大成功，幕後「功臣」或許包括總統賴清德，以及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的「帶貨」。

在我定義此脈絡下的「權利」之前，我想再一次談談讓我們擔憂當前民主的幾個基本事實。正如我們所知，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媒體自由（libertédelapresse）皆在不同程度上被肯認為基本價值之一。

台灣命運與王陽明有關？會不會說太遠了？

那一刻我的腦海裡沒有出現嬰兒的臉，沒有丈夫，也沒有任何人，只剩我和我自己的身體。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Steinbeck）在1930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新聞》（SanFrancisco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ofRaceRelations）主任莉茲．費克特（LizFekete）

2013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26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

北森蒂納爾島（NorthSentinelIsland）是座位於印度洋孟加拉灣，面積略大於七十平方公里的一個小島。該島坐落於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andNicobarIslands）中，在官方上隸屬於印度政府，但實際上沒有人敢太過接近這座小島。

黛芬妮‧拉勞瑞（DelphineLalaurie,1787-1849）是名十九世紀上流社會的貴婦，出身紐奧良最著名的富裕家族之一。她結過三次婚，和最後一任丈夫李奧納德‧路易斯‧拉勞瑞（LeonardLouisLalaurie）住在一棟位於市中心的殖民風格宅邸裡。

「危橋，牽好你的狗。」─歐沃頓橋告示

2001年和作家野夫相識於北京，那時他正和一群也是六四受難被關過的詩人、作家們，在搞出版，也就是地下書商。

去年此際，眼看也是要換西曆新歲之時，我已風聞了故土省會那邊的「謠言」。

今天聊天開始時，說了一會閒話。

從巴拉頓湖畔（Balatonfüred），到中世紀古城佩奇，再到布達佩斯，楊煉和友友手拉手並肩走著的背影，總是在我眼前。友友說，在世界漂泊，很多朋友忍受不了回國了。他們倆相濡以沫，是他們抵抗孤獨和長久堅持下來的好方法。我想她說的准沒錯。祝福他們倆人在一起的旅行，到處都是溫柔的「故鄉」。

二○一八年九月七日到十七日，楊煉從柏林到匈牙利接受「雅努斯・潘諾尼烏斯國際詩歌大獎」（JanusPannoniusGrandPrizeforPoetry），我應邀從廣州前往採訪。共處十天時間，我想，何不借此我們都在陌生的「他鄉」的機會，好好聊聊楊煉先生的文學人生？兩人一拍即合。

最近又有美軍駐台之說，這讓我想起1950年冷戰年代下的台灣，也想起那時的場景，貼一舊文，重溫冷戰下的港都和青春母男兒的故事。

抗議群眾包含哪些人？在持續幾週的示威之後，可以說突尼西亞各個社會階層都走上街頭，其中專家學者的身影相當突出。此外，大多數抗議群眾都認為應該讓獨裁政權下臺。不過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發起這場運動以及在抗議活動中扮演大部分重要角色的，主要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青年。雖然當時突尼西亞的失業率是13.3%，但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卻高達21.1%。就像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受過教育的青年缺乏機會的現象，成為突尼西亞革命的溫床。另外一個重要因子，則是在參與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時，工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突尼西亞與冰島有什麼共通點？完全沒有。然而，在2009至11年間，兩國都因為人民暴動而經歷政府改組，成為動搖阿拉伯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挑戰歐美政治制度社運的參考對象。2011年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Square）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中，數千名民眾修改了近年來阿拉伯世界社會動員的主流口號「伊斯蘭才是出路」（Islamisthesolution），在口中高喊「突尼西亞才是出路」（Tunisiaisthesolution），因為突尼西亞人推翻了本・阿里（BenAli）的獨裁政府。經過長達數週的草根運動，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終於被推翻；本・阿里在1月14日逃離自己的國家。同年5月，當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as）決定要占領全國各大城市的主要廣場駐紮時，參與者同樣喊出「冰島才是出路」（Icelandisthesolution）的口號。2011年9月17日，紐約民眾占領華爾街周邊的公共空間時，以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Square）命名他們的第一個營地，而占領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廣場（CatalunyaSquare）的抗議者也選擇同樣的名稱。

2013年6月14日，我在巴西聖保羅（SãoPaulo）向幾百名聽眾介紹你們手中這本書的初版。演講結束時，觀眾席中一位記者提出了第一個問題：「你覺得為什麼巴西沒有發生這類社運？」正當我思索如何用比較細緻的理論來解釋巴西為何會成為例外時，房間裡突然有人大喊：「保利斯塔大道（AvenidaPaulista）被封鎖，我們出不去了！」事實上，當時巴西「免費搭車運動」（MovimientodoPasseLivre）的擁護者已經走上街頭，這場運動就像本書所說的其他運動一樣，先是延續數週，然後轉變為與2010至11年那些網絡社運極為相似的形式，接著又持續好幾個月。真要說起來，巴西根本不算是例外，而是另一個加入新形態社運的例子。在那之後，伊斯坦堡發生「占領蓋齊」（GeziPark）運動、基輔發生「獨立廣場抗爭」（MaidanSquare）、香港發生「雨傘革命」、墨西哥人發動抗爭，反抗毒梟國家（narco-state）的暗殺行為，除此之外還有眾多聲量較小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似乎都證實了本書的主要假設：此書列舉的研究中，所點出並進行分析的網絡社運，很可能是資訊時代網絡社會（networksociety）中社會運動的典型代表。

我是一名政治犯，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正關押在土耳其艾迪尼市一所高安全級別監獄裡。我猜想，你們大多數都不曾收到從監獄寄出的信，所以我希望你們就這樣看待這篇序文：一封從獄中寫給你的信。

塞拉哈汀・德米塔斯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入獄至今，官方對他的指控是恐怖主義。這個罪名近年來在總統艾爾段（RecepTayyipErdoğan）的主導下，擴大適用於任何他眼中的政治威脅。而德米塔斯確實是個嚴重威脅。他致力倡導和平，不僅代表庫德族，也為所有在土耳其希望透過民主途徑尋求社會正義的人發聲。儘管國會席次遭到剝奪，他仍藉由寫小說與外界持續保持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