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擇」看電影
幻景於今極巧精，衣冠樓閣見分明，
大西研就天文學，每月登場活動成。
有形無跡又無聲，人物依稀入眼明，
西化東漸通世界，機關活動眾歡迎。
這是傳統詩人張麗俊在接觸電影後的感受，他認為由西方傳入的影片在日本統治40年後，已經成為台灣民眾每月登場的休閒活動。相對張麗俊，有留日經驗的吳新榮，不只把看電影當作休閒娛樂，從他日記留下大量看電影的記述，可以看出吳氏藉由具有極強自我主觀行為-「選擇」，讓電影成為充實教養和涵養文化的途徑。
吳新榮（1907-1967），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州將軍庄，受父親吳萱草影響而有不少的舊詩創作。1925年，吳新榮前往日本留學，開始接觸自由思想與社會主義。1928年吳新榮加入左派領導的「東京台灣青年會」與「日本共產黨」領導的「台灣學術研究會」，而在日共遭到大檢舉的「四一六事件」中被捕。被捕後所寫的第一份日記遭到沒收，吳南圖對於父親吳新榮日記的歷史有一段說明：「1923年元旦，父親開始寫日記，其時就讀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一年級期末。…1928年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由於參加『東京台灣青年會』，身為委員之一，又參加『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乃於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取締共產黨『四一六事件』時受牽累入獄，…，至此所寫的六本『日記』全被沒收。日警根據『日記』所載的同鄉同志，一一逮捕審問。出獄後，愧對朋友，乃發誓從此不再寫日記。』因為日記而牽連戰友們入獄，讓吳新榮愧疚發誓不再寫日記，但從1933年9月4日起，他再度提筆寫日記，理由是：「但我今已不是實際運動家，也不是組織內的運動分子，所以我不寫日記的理由已無了。而且日記之使命不可輕（視）的。因為日記可當我們生命之記錄，因為日記可為我們生活之反省。」這部日記就是張良澤教授主編，「台灣文學館」發行的《吳新榮日記全集》。本文以此日記作為參考文獻，跟隨一個地處偏鄉的草地知識分子-吳新榮在政治活動視角外，到府城透息-看電影的休閒活動來撫慰思想警察監視下鬱悶心情。
二、吳新榮為何「選擇」看電影做為休閒娛樂？
1938年7月24日吳新榮在日記提到：「想一想各式各樣的娛樂，麻將如此，咖啡屋亦如此。也許看電影會比較好吧，但得花相當多的時間。」吳新榮這段時間常因打麻將造成家庭紛爭與身體負擔，他在日記裡反覆提到要戒掉打麻將的習慣，把休閒娛樂轉移到喜愛的看電影上，但到一趟府城看電影舟車勞頓，耗費相當時間。
1939年6月26日吳新榮記載：「特地安排家人同行，放下身邊職務，而去看電影，在現實生活中只是最小限度的文化享樂活動而已。…之所以經常到台南是為了不再打麻將而失去娛樂之因。」此時吳新榮把到台南看電影當作避開打麻將的方式，也因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人民娛樂生活受到政府管制成為知識階級最低的文化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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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27日吳新榮元配毛雪芬去世，同年5月8日他去看電影，「我單獨離開，到宮古座看電影。我從未曾獨自一個人進過電影院，不由得一陣悲傷的孤獨感襲上心頭，而且電影又是德國的戰爭片，看得打起瞌睡了。」從吳新榮日記所有關於看電影的時間間隔記述，無法看出是否因妻子過世而悲傷不去看電影，由選擇德國戰爭片打瞌睡的情況來看，更像是排遣時間隨意挑片，喜愛看電影的休閒活動少了妻子、友人陪伴，更顯寂寞。
三、吳新榮如何「選擇」影片？
1936年8月，日本推行「南進政策」，把台灣視為南進基地，為避免台灣人倒戈偏向中國，1936年底開始在台推行「皇民化運動」。這期間台灣電影配合政策鮮少出現純粹中國影片，吳新榮日記分別在1937年1月22日記載：「晚上，去佳里座看中國影片『國風』，聽說是阮玲玉最後的作品，而有預告近日要上映『漁光曲』，所以我決定去看賞。因為這是中國影片在世界競映大會，得了好評的巨篇。」1937年4月5日記載：「昨晚，和葉向榮君去佳里座看中國影戲，題是『三姉妹』，主演是胡蝶，原作是菊池寬。中國影戲的技術已脫離了舊〔帳〕；而菊池寬的藝術依然是一場情話而已。」「皇民化運動」雖於1936年底展開，當局遲於1937年4月起才開始查禁報紙漢文欄、廢止漢文書房，1937年1月還是管制較為寬鬆的時候，因此具有中國風的電影還能播放。《三姉妹》雖是中國拍攝的影片，女主角也是中國人，內容卻是改編自日本文豪菊池寬的小說《新珠》。夾於時代縫隙而能放映的中國電影，吳新榮能觀看是這時期台灣電影史的見證者更是幸運者。因為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吳新榮日記幾乎不再出現看中國電影記載。
吳新榮從戰前到戰後選擇的影片有何特色？戰前他觀看的影片有日本、中國、歐美片，可說涉略廣泛，惟1937年4月後幾乎無法再看中國影片，因此吳新榮轉向日本、歐美片。1937年10月23日日記記載：「後去宮古座看佛蘭西影片二編，曰『栄光の道」及『我等の仲間』，不只感激。佛蘭西永久也是好自由之國，文明之地。」1940年6月3日又記載：「法國影片在藝術上與德國影片相比，是較具思想性的；而和美國影片的資本性相比，法片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吳新榮對於法國影片的藝術性、政治性情有獨鍾。
另外吳新榮對於配合戰爭宣傳的國策電影又是怎樣的態度？1939年5月28日，他與家人前往台南的世界館看《忠臣藏》，內容是日本的歷史故事且名演員雲集，認為值得一看，「但它太過於忠於史實，較難引起興趣與感動。」同年12月5日又在台南看了《土地與軍隊》，這部電影連映了5天，場場客滿。不過，在吳新榮看來，「並非好到感動人心的程度，只是看到戰爭的慘狀，使人萌生出反戰思想。」1941年4月28日，他到世界館看國策電影-《國姓爺合戰》，寫道：「電影評價不高。」吳新榮對這幾部電影都無好感，是否意味著他對國策電影反感？從下面例子可以看到，吳新榮對國策電影並不反感，而是哪一種類型的國策影片影響他觀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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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5日的吳新榮日記記述看李香蘭主演的《白蘭之歌》感想：「雖然是一部國策電影，但以滿洲作為背景的這一點來看，拍得相當成功。畫面呈現出大陸壯觀遼闊的景色，使人感動。而在大陸開墾經營的日本人的偉大，讓人佩服。縱然這部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或藝術水準上，還不到令人心服口服的程度，但以描寫的內容和歷史事實、時代的動態而言，是讓人銘感於心的。」針對《白蘭之歌》，吳新榮評價意識形態、藝術水準不高，他專注於電影內容與史實這種近乎影評家的評論，顯出影片自身的價值。
同樣台南出身的葉盛吉，也把看電影當作休閒娛樂，他習慣在日記裡記下所看電影，有時也寫下心得與評語。葉盛吉在1941年1月13日留下在台南國風劇場看完《燃燒的天空》的心情：「《燃燒的天空》據說是我國最大的航空影片，有最先端的飛機堂堂的英姿、英勇的編隊、少年航空兵快活又緊張的生活。勇壯的爆擊行動、前線基地的模樣、壯烈的自爆！悲壯的歸還。啊〜最終成為在大陸殞落的花。在那之後的隔日以及淒清的前日，都有一架又一架的飛機在晴朗的天空向著目的地起飛而去。」即使是國策電影，但影片的視覺效果、情節與製作的細膩依舊吸引葉盛吉，讓他讚賞不已。
從吳新榮與葉盛吉經驗看來，宣揚國策的電影未必成功，讓他們感動的國策電影，均有感人的影片情節與精緻的製作效果。這一點，是思考國策電影時的一個重要參考，「其實，這也恰好呈現了戰火下台灣文化人內心的思想武裝與迎合世局演進的時代教養之間的張力。」
1939年5月12日吳新榮在日記中提到：「我帶著南星進入宮古座電影院時，正好《爆音》這部電影演到一半的地方，對此國策電影我流下感動的眼淚，我終於明白了自己不知不覺之中，已完全變成日本人了。或者是因為其中所帶的東洋人的人情味和我自己的懷古情緒融合在一起的緣故？」吳新榮因國策電影感動流淚而自認為已完全變成日本人，還自問：或者是因為其中所帶的東洋人的人情味和我自己的懷古情緒融合在一起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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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懷古情緒融合在一起他並沒明說，不過這樣的複雜情緒吳新榮更早之前也有相似的經驗，他於1938年1月19日日記記載：「我經常在結束當天工作之後，脫下西服和皮鞋，換上私服，穿上木屐；就寢時穿上日式睡衣，一天中有一半的時間是穿和服的生活。喜好吃醃蘿蔔、味增湯、生魚片、壽喜燒，又以家中設有榻榻米的座席為榮。並且以日語交談，以日文書寫，結果是以日本式的方式來思考、處理事物，因為這樣較為方便。其方便性與必要性是同化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是迫於方便與必要性而被同化了的台灣人。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我們是日本人，也許大和民族形成之前的日本人幾乎與此相同吧。」吳新榮指出因「方便性」與「必要性」而被同化，這種「同化」道出他「被動」的無奈，深究吳新榮如此記錄實質上是他對日本「同化」政策的省思及自我警惕，因為隔日的日記他記下：「昨夜讀《唯物史觀支那史》一直到深夜，更加深對中國歷史做有系統的認識。我們相信歷史是波動的。現在正處在波谷，下一波必會處在波峰吧！由此觀之，我們必能樂觀地迎接下一波的時代，可喜的和平之到來。」一個接受同化而自認為是日本人的台籍知識份子，會在日本軍力正強盛的1938年初寫出現今局勢正處於歷史的低潮，而殷切期盼下一波高峰的到來？這種自我矛盾情結可以跟觀看「爆音」後的心情相互對應，「作為一名試圖從事抵殖民者，卻擁有了一具不論內心或外表均滋生日本人精神血液成分的軀體，這種靈與肉的分裂，應該是他恐慌和無奈的主因。」這也是吳新榮糾葛於殖民母國-日本；文化母國-中國間矛盾情結。
戰後，吳新榮喜愛歐美電影與戰前相較依舊沒有改變，此時正是好萊塢再次興起，經典輩出的年代，吳新榮看好萊塢電影比例較戰前多，一些知名演員或經典作品他多有涉略，如1959年8月8日日記記載賈利古柏主演的《吊人樹》、1966年8月6日記載的《真善美》。在歐洲電影方面，1963年10月31日記載看過義大利名導演維斯康堤的《洛司兄弟》、1964年7月8日記載則是英國電影《阿拉伯羅倫士》等。從《吳新榮日記》記錄看美國片約98次為所有影片國家和地區之冠，歐美片總計156次，東亞片總計110次，也呼應如上所述吳新榮戰前、戰後對於歐美片的偏好，因為不管是美國或歐美片在電影製作的技巧、情節、演員等內容的細緻化、藝術化都成為吳新榮電影品味的首選。
戰後吳新榮仍愛看日本經典電影，他看過的日本經典電影包括1955年10月25日的《請問芳名》、1955年12月27日的《地獄門》、1957年12月1日的《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1960年2月2日的《人間的條件》等。從日記裡記載的片名中，1950年代40多歲的吳新榮似乎對新興的青春偶像不感興趣而未曾出現相關明星與電影片名。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9月13日記載觀看《無法松的一生》：「這是本年國際入賞的佳片，但也不使人不得了的感動。」而日本無賴派文學大師太宰治（1909-1948）也有觀看《無法松的一生》的心得：「結果《無法松》非常無聊。我心想，致力追求『藝術性』未免也太老套了吧。…到底哪裡好，我完全看不出來。我們應該拋開傑作意識。所謂的傑作意識，總是會被昔日範本的幻影迷惑。所以不管過多久都很老套。那簡直是照本宣科嘛！…弄得整齣電影由始至終都是一連串『優秀場景』，結果整體看來散漫無力。」二個對藝術有愛好的作家不約而同看了《無法松的一生》，且對這個入圍國際獎的影片都不覺得使人感動。
其中，部份電影讓吳新榮勾起日治時期的記憶，例如看《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之後，在日記裡記下：「…日片『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這樣意外的好片，叫座很大，打破過去的紀錄。我們生在此日人飛躍於世界的台灣，一切的生活及教育都受其影響支配，所以看此歷史片也不能沒有感想」。看《人間的條件》之後，除了盛讚此片之外，也寫道：「自古至今，日本人都有兩種，戰前、戰中、戰後都不能例外。一種是平和的、人道的，一種的是戰鬥的、獸道的。自然他們的教育理想也有二種，我們雖然受過二種的教育，但我們現在所殘留的不過是前者─平和的和人道的。」吳新榮眼中的日本人未必都是殖民統治的附和者，他以「人道」的概念體驗到平和才是人與人相處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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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歐美、日本電影之外，吳新榮也有看國台語電影的紀錄。在國語電影方面，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開啟的黃梅調風潮中，吳新榮看了兩次《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年5月19日他記下，「…而到延平戲院看『山伯英台』片，這是近年來國片的最高峰」。此外，1964年12月28日又陪友人看了一次。從時間來看，兩度觀看時間相差一年半，《梁山伯與祝英台》仍在戲院放映，可見熱度未息。也許因喜愛凌波的演出，1966年3月25日又看了凌波的《魂斷奈何天》，並給予好評。吳新榮最後一次看國語電影，是1966年3月27日，「延平戲院看『我女若蘭』。此次的國片還不給我失望，影片的基本條件：要有藝術性、娛樂性，時代性。」
關於台語電影，吳新榮日記中有兩則記事，一是1963年3月10日記載：「晚上為此和英糧、澤光、茂華專往佳里戲院看『三孤兒流浪記』。」這裡所說的《三孤兒流浪記》可能是1963年的台語電影《流浪三兄妹》。1964年12月26日記下，「有時順路到戲院看些台語片，有時也感心台灣片的進步，使我們流淚。」
四、吳新榮如何「選擇」電影院？
太宰治在〈弱者的糧食〉中這樣描寫進電影院的感想：「做什麼都不安時，只要衝進電影院就會比較安心，裡面伸手不見五指，簡直太好了。沒有人會注意我。唯有坐在電影院角落的那幾刻鐘，完全脫離世間。再也沒有比那裡更好的地方。」曾擔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則在日記描寫進電影院的狀態：「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到國際戲院並不是去看電影而是去睡午覺，因為國際戲院乃是當時台北最先設備冷氣的電影院，電影對於我們並不比冷氣機更有魅力。」
那與太宰治、葉榮鐘同時代的吳新榮又是什麼樣的心情進電影院？「一方面是因為『台南是文化古都，又是我的心靈故鄉』，更重要的是透過看電影『可以滿足了我們文化方面的需求』。」相對於太宰治身在東京、葉榮鐘處在台北，都是位於首善之都，進電影院對他們有地利之便；但身處草地的吳新榮要去一座設備較好的電影院，往往需要舟車勞頓到府城才能滿足需求，因此吳新榮更具目的性的到電影院符合他心靈與文化的需求。
費盡心力進府城看電影的吳新榮，都選擇什麼樣的電影院？
戎座：1915年於現今台南市中正路與國華街路口開幕，因經營權問題1946年改名赤崁戲院，1961年結束營業。1937年「皇民化運動」時期，戎座不再上映中國電影，改播洋片與日片，也不再提供傳統戲曲表演，但可提供新劇演出，主要的客群是台灣人。
宮古座：1928年完工於台南州西門町，即今台南市西門路二段西市場周邊，戰後改稱延平大戲院。所播放的多為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或中國影片。來自北門地區的文人為了提升文化素養，常不約而同的到府城看電影，而在電影院前巧遇，1946年國民黨營事業接收後改名延平戲院。吳新榮除了自己來看電影，也常帶妻小一起看電影。從《吳新榮日記》記載前去宮古座達83次之多，為所有電影院第一名，可見宮古座播放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獲得吳新榮的喜好而常常不計舟車勞頓與看診疲態依然前往。1937年後因「皇民化運動」的關係中國電影無法播放。
佳里座：昔北門郡佳里庄，1929年高添旺鑑於庄內無娛樂設施，與同志合資建造佳里座戲院。因為地利之便吳新榮常與家人、朋友前去觀賞電影。
大全成戲院：昔位於台南州田町，即今台南市中正路、國華街口，前身為日治時期世界館（1930年開業，結業年代不詳）、戰後改稱世界戲院，1972年結業。播放的多為歐美片，是吳新榮喜愛觀看的影片類型，成為吳新榮經常去看電影的戲院之一。
南都戲院：1949年於台南市友愛街開幕，因地處鬧區加上設備新穎，成為吳新榮戰後常去的戲院，1958年裝了全市第一台大型冷氣，讓看電影變成一種享受受。後來因為敵不過新式電影院的衝擊，2001年改播放二輪片，於2003年結束營業。
吳新榮對於電影院的選擇多樣性，只要可以符合他看影片的需求，就會成為選項，他以滿足心靈與文化的渴望做為主軸，把進電影院看電影視為接受現代洗禮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五、吳新榮看電影的「影伴」
吳新榮看電影的「影伴」類群主要是家人、親戚、朋友，他沒有特定的哪些影片要跟何人一起觀賞。以「方便性」來看，他常去的佳里座因位於住家附近，所以「影伴」就是家人和住在家裡附近的好友如：郭水潭、葉向榮。
如果花費時間與金錢往返府城看電影，而且有時是吳新榮看診完即刻前去府城，然後再坐早上第一班車回佳里，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往往會影響他「影伴」的選擇，即吳新榮無法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影伴」。例如吳新榮最常去的宮古座戲院，常是北門地區的文人為了提升文化素養，不約而同到府城看電影，而在電影院前巧遇，巧遇機率之高也代表影片、電影院這種個人式的選擇在吳新榮與友人間因嗜好與習慣而形成了不期而遇的休閒活動。「昨夕坐五點半的巴士到台南去。台南市文化古都，又是我心靈的故鄉。今天就為了看德國的宣傳影片『民族的祭典』。約好徐清吉同來，但因有其他的事情，我只好自己來。在巴士見到北門的王茂君，在世界館也遇到了黃清舜君。前者是北門庄唯一的文化人，後者是將軍庄唯一的文化人，他們也都是獨自一人來看這部電影。」
吳新榮選擇「影伴」也有「特定性」，1939年12月17日日記記載：「父親帶南星，我帶朱里，到佳里座看電影，今天很難得放映『孫悟空』，也算是為孩子盡心力才帶他們來的。戲院設備簡陋令人失望，但小孩子們仍看得很高興，回家之後還把故事吹噓一番，真是可愛極了。」1946年7月9日日記記述與兒子吳南星到赤崁戲院看《泰山的再現》，而且是吳南星註文的，吳新榮會因為孩子的喜好而特定去看電影，看電影不僅是嗜好和涵養文化，更是建立親子關係的基礎，1938年3月26日日記記下：「因此我們就到宮古座看『天勝』之戲。我本來就不想看魔術表演，為了孩子，就一起同樂。」尚有一類「特定性」，1956年5月27日日記記載：「有陳日三、楊加興、徐清吉、林江海諸君，即同到南華旅舍看菲律賓的色情實演片。這也是一種的好經驗，後歸佳里。」1958年9月15日提到和友人黃奇珍等人看美國片，覺得女主角為義大利肉彈，只是一種無聊。1963年12月17日記載與友人陳日三看德國性教育片《黃昏下垂時》，認為是現代性社會的一個表演。從吳新榮日記所載，他觀看情色片僅止於這三次，如此帶有情色味道的影片，「影伴」都是同性友人，在吳新榮的認知裡，這似乎是男性之間對於性方面的默契，所以會選擇同性別的好友做為「影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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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層次的休閒活動
看電影成為日治時期知識份子重要的休閒娛樂後，對於身在草地的吳新榮必須克服看診時間的差異、交通上的舟車勞頓才能前往心靈的故鄉-府城看場可以提升自身文化的電影。
在影片的選擇上，從戰前和戰後來看吳新榮都偏好歐美片，惟中國影片在1937年「皇民化運動」受到管制無法播映，這時吳新榮日記也不再出現看中國影片的紀錄，一直到戰後才又開始看中國影片。對於國策電影吳新榮並不反感，具有浪漫性的影片比較能夠引起吳新榮好感；從吳新榮與葉盛吉的例子看，宣揚國策的電影未必成功，他們更在意電影的戲劇效果。
透過殖民母國而接觸現代文明的殖民地知識份子，面對思想宣傳的電影，在觀看的選擇與觀後的感想，呈現靈與肉的分裂，夾雜在現代化殖民母國-日本和精神文化母國-中國的矛盾情結，投影了吳新榮內心的無奈與恐慌。他這種心情反映在戰後觀看黃梅調電影的好評及對於台語片的進步感動流淚。
吳新榮有目的性的選擇電影院，會依自身喜好和影片內容而去觀看，宮古座因放映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常獲得吳新榮的愛好而不計奔勞前往觀賞；南都戲院因地處鬧區加上設備新穎，成為吳新榮戰後常去的戲院，並在1958年裝了全市第一台大型冷氣，讓看電影變成一種享受受；佳里座則是因為在吳新榮住家附近方便飯後散步順道看電影。
至於吳新榮的「影伴」，因為受到空間、時間及目的性的影響呈現：（一）「方便性」，佳里座離住家近，可以找附近的友人一同前往看電影。（二）「不確定性」，時間上吳新榮需要看診因此無法明確地約友人一同前往府城看電影，但常因為志趣相合而在電影院門口偶遇而結伴觀看。（三）「特定性」，吳新榮會為了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而陪孩子看喜愛的電影，也會因為男性的需求而與友人一起看情色電影。
綜觀吳新榮把進府城看電影認為是提升身心靈和文化素養的休閒娛樂，所涉及的層面已不單是休閒活動，還有政策、影片和電影院軟硬體的進步、嗜好相近的友人的選擇及親情間的互動等多元面向的休閒圈，這也成為研究《吳新榮日記》中看電影所代表的歷史和社會意義，同時也是近現代知識份子大眾休閒娛樂的舞台。
陳文松教授針對《吳新榮日記》研究提出不一樣的視角：「試圖探究日治中期地方知識人的日常生活史。那些被時人視為無關正式的『日常生活瑣事』，反而成為深入解讀殖民地處境下，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日常交涉多元面向，以及台灣人心境的工具，並且在空間上，思考台南府城對於周邊偏鄉偏僻草地人的存在價值。」陳文松認為《吳新榮日記》記述有關看電影日常休閒娛樂，「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像吳新榮這樣僻處草地的文化人，戰前是如何藉由『看電影』來提升教養的深層意涵與具體實踐。而且，很顯然，吳新榮不是特例，是『這一階級的生活方式』，這一階級就是草地的文化人。這些草地文化人攝取文化的手段之一，就是『下南』-到文化古都府城去看電影『透息』。」
陳文松已經注意到看電影呈現的現代化休閒娛樂為處於偏地的知識份子帶來新的精神養分，「藉由具有隱私性與個人性的日記，來探討與上述研究傾向有別的另類電影史，亦即透過個人隱私性的看電影活動所留下的記述，探究個人-而且是特定的個人-看電影的種種面向：電影？到何處看電影？何時看電影？單獨抑或與他人看電影？…而這裡所謂的他人還可分為親人與友人，以及看什麼電影等等。」陳文松認為《吳新榮日記》不只單純的記錄吳新榮看電影的情況，也形塑出一個擴及精神層面、文化意涵、社交面向休閒圈，形成傳主「看電影」的多層次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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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肄業/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