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也有「性別盲」？《我說，所以我存在》

對女人而言，如果人們使用這個詞彙時只是可能將她們概括進去，而不是同時想到她們，那麼這樣是不夠的。

一隻眼注視過去的國家是英明的，

兩隻眼都看向過去的國家是瞎子。

——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一面牆上的刻印文字

語言同樣會影響我們當下的認知。某些語言（如德語或西班牙語）的名詞在語法上有性別之分，「橋」在德語中是陰性，在西班牙語中是陽性。這也進一步將真實的橋性別化了：在德語中，「橋」被視為「美麗」、「優雅」、「脆弱」、「和平」、「漂亮」及「修長」，而西班牙語則經常以「巨大」、「危險」、「強壯」、「穩固」及「有力」等詞彙來形容它。

反之，許多其他語言（如印尼語、土耳其語、日語、芬蘭語或波斯語）並沒有特定性別的代名詞，也就是說，沒有「他」、「她」或「它」。認知心理學家蕾拉．布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描述一次和印尼語母語者的對話，當時兩人以印尼語談論布洛迪斯基的一位朋友。與布洛迪斯基對談的人並不認識她的這位朋友，在對話中問了各種關於這個朋友的問題，但是直到第二十一個問題才問起這個朋友是男還是女。

這讓布洛迪斯基驚訝萬分，她的對談者可以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都不知道一個人的性別。你呢？你能夠聽著一個人的故事，並提出問題，卻克制住想知道這個人的性別的衝動嗎？

澳洲北部的庫克薩優里（Kuuk Thaayorre）人的語言在對空間和時間的認知方面尤其特別。在庫克薩優里語中沒有「左」和「右」這種字彙，而是以方位取代，譬如：「在你的西北臂上有一隻螞蟻」或是「你可以把杯子往南南東移一些嗎？」庫克薩優里人四、五歲時就能在密閉的室內空間中精準地指出方位。當兩個庫克薩優里人碰面時，他們在問候的同時就會問對方去哪裡，說話的雙方在聊天時便會持續指出方位，這個在他們語言裡既基本又再自然不過的元素。布洛迪斯基在嘗試學習庫克薩優里語的過程中經歷了以下的事情：

我在那裡有個很酷的體驗。我嘗試保持方向感，因為這裡的人覺得我缺乏方向感是件很蠢的事，這很傷人，所以我試著記住哪條路通往哪裡。

有天我和他們一起出門，而我就只看著地上。這時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腦中跳出一扇新窗戶，我彷彿走在一個我正鳥瞰著的景觀中，而我是一個穿梭其中的小紅點。當我轉過身，小窗戶就停在那個景觀不動，但是它仍在我內在的眼睛前轉動著。然後⋯⋯我心想，噢，這可簡單多了。現在我可以記住方位了。

當布洛迪斯基對一個庫克薩優里人說起這個對她而言相當奇特的經驗後，他笑了起來，還問她，要不然一個人要怎麼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方位？ （相關報導： 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 更多文章 ）

藉由其文法結構、法則和規範，我們的語言不僅影響我們對空間的認知，也影響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你怎麼看待時間的流逝？假如我請身為德語母語者的你將一個人從出生至老年的圖像依時間順序排列，你可能會將它們從左排到右。在德語和所有拉丁語系語言，我們從左到右讀寫，所以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也是如此。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使用者則正好相反，他們可能會從右排到左。那麼庫克薩優里人會如何排列圖像呢？答案是：有時從左到右，有時從右到左，有時從前面到後面，有時從後面到前面，端視他們當時所坐的位置。對庫克薩優里人而言，時間從東邊流向西邊；如果他們朝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右到左排列；如果他們朝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左到右排列。

這種對時間和世界的認知令我難忘。唯有透過這種比較，我們才能看清楚自己被教導的世界觀：一切圍繞著我們，甚至是繞著這個「我」及其個人認知而轉。我轉，世界便隨著我轉。假如我們說的是一種類似庫克薩優里語的語言，它會時時提醒「我們只不過是巨大地圖中的一個小紅點，時間靜靜流逝，無論『我』身處何處」，又會怎麼樣呢？我們將以什麼樣的原則、什麼樣的謙遜去對待其他人、其他生物以及大自然？

我們語言的規則是這樣的：九十九位女歌手

和一位男歌手加在一起是一百位男歌手。

九十九個女人不見了，

再也找不到了，消失在男性抽屜裡。

—露易絲．普希（Luise F. Pusch）

研究其他語言有助於我們開啟自身語言界線的視野。不過，基本上不需要走這條彎路。即使不以旁觀者的角度看，你也能察覺這種不足，也能遭遇自身語言的侷限性。想像一下以下情況：一對父子開車出門，路上出了車禍。兩人都受了重傷，父親在送醫途中死亡，兒子必須馬上接受手術。其中一名外科醫生看到他時，臉色發白地說：「我不能幫他開刀，他是我兒子！」

這個人是誰？科學教育學家安娜貝爾．普洛斯勒（Annabell Preussler）以這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因為我們的語言使用，而根植在我們腦中的既定印象。答案是：這個人是他的母親。

為什麼這個故事一開始會如此令人困惑？因為只要一提到外科醫生，我們就會聯想到男人，而不是女人。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德語不只有特定性別的代名詞，還有屬性（genus），這是一種異於英語的語法性別。在英語中，「teacher」可以指女老師或男老師；雖然在德語中有女老師（Lehrerin）和男老師（Lehrer）的單字，但是它還有「統稱陽性」（generic masculine）的傳統，也就是說，男老師這個職稱的名詞可以包含男性和女性。

語言學家彼得．艾森柏格（Peter Einsenberg）認為，這種統稱既非特指男性也非特指女性，而是泛指所有教書的人，重點只在於這項工作本身。然而，男性的立場被普遍中性化，使男性形式成為標準。如果不是指男性也不是指女性，那為什麼不乾脆採用女性的形式？這正是身為德國女性主義語言學創始人之一的露易絲．普希的倡議。如果老師這個職稱是女老師，那麼是否同樣能泛指所有教書的人呢？

語言裡的陰性與陽性

這場聯想實驗顯示出「統稱陽性」的不足之處。對女人而言，如果人們使用這個詞彙時只是可能將她們概括進去，而不是同時想到她們，那麼這樣是不夠的。 （相關報導： 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 更多文章 ）

社會學家達格瑪． 史塔柏格（Dagmar Stahlberg）、莎賓娜．史徹斯尼（Sabine Sczesny）和芙莉德里克．布朗（Friederike Braun）用以下的實驗展示了性別敏感的語言對我們思維產生的影響：她們將五十個女人和四十六個男人分成三組，每個人都會得到一份問卷。問卷的內容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於性別稱謂。第一組被問的問題是：最喜歡的小說「主角」（hero）。第二組的問題是：最喜歡的小說角色（character）。第三組的問題則是：最喜歡的小說男／女主角（hero [in] es）。

亦即三組問卷分別採用陽性、性別中性和陽性／陰性的不同形式。

在第二組性別中性和第三組陽性／陰性形式的組別中，女主角出現的頻率最高。而在採用陽性形式的第一組中，女主角出現的次數就明顯少得多，雖然這個陽性形式包含陰陽兩個性別。許多有關陽性語言形式使用的類似研究也得出相同結論：當我們使用這些形式時，我們不太會聯想到女人。

那麼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呢？數十年來對此已經有諸多爭議及討論。我們應該使用括號，如同「hero(in)」（這樣將表達兩個性別的「或是」結合為一個字）？或是要使用斜線（「hero/heroine」，「hero/ine」）？那麼這些組合字又該如何發音？哪些之後會被廣泛使用？儘管如此，問題依然存在：這些提議是否只是治標不治本？也許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明顯非中性的陽性字尾，如此一來，老師就能「真正」泛指所有教書的人？如此一來，男人就不再是標準？或者，我們是否應該使用一種完全捨棄將人依性別歸類的語言？例如史瓦希利語、烏茲別克語、亞美尼亞語、芬蘭語和土耳其語。

我和兒子主要說土耳其語。不同於德語裡有「他」、「她」或「它」， 土耳其語只使用「ｏ」。當他使用德語的情況越多，我發現自己在他使用「錯誤」性別時，糾正他的次數就越多。當然，我只糾正他在語言使用上的錯誤。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又為什麼要在他認識一個人更為重要的特質之前，就先教育他將人歸類為男或女呢？ （相關報導： 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 更多文章 ）

可以確定的是，為了能夠表達，為了能夠成為我們，為了能夠去看其他人是誰，我們必須研究這個抓住我們現實的語言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