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環境底下，身為一個女性、性少數或者原住民，或許你仍然擁有『說出』各種言論的自由，但如果在很大程度上，你的說出來的言論不會被人認真對待，甚至不會被人認真反駁，你又為什麼還要說呢？ 」
上個星期，在台大經濟系系學會選舉中，兩位就讀大一的候選人提出了嚴重歧視女性、性少數和原住民的政見，遭到了廣泛的批評。隔天，兩位同學在臉書上貼出了道歉聲明，稱自己「並無惡意」，只是「玩笑尺寸（按：應指尺度）」拿捏不當。
其實，「沒有惡意」和「只是玩笑」，這兩個都是加害者最常採用的辯解之詞。主流社會聽到這兩種辯解，通常也都很買單，認為加害者如果沒有惡意或只是想開開玩笑／反諷，事情就沒有那麼嚴重，不必太過苛責他們。
但我必須指出，即使他們真的沒有惡意並且只是想開玩笑，這也不會讓整起事件變得不那麼嚴重。事實上，他們「沒有惡意」並且「只是開玩笑」這兩件事，反而更加顯示出女性、性少數和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的艱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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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談「沒有惡意」這件事。假使兩位候選人真的沒有惡意，那麼這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傷害人的意圖。他們沒有傷人的意圖卻還是說出了那些話，那麼就顯示出在台灣社會裡，絕大多數人對歧視性的言論其實非常寬容，也絕少駁斥那些說出歧視性言論的人。
若非如此，這兩位在台灣成長的大學生，不太可能沒意識到「A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2學分」、「處女強制參加舞會」、「LGBTQ與狗不得在會辦打傳說對決」等等這些話，會對別人造成傷害。如果我們因為兩位候選人「沒有惡意」就淡化（downplay）事情的嚴重性，將會使得我們忽視這起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延伸閱讀： 只想讓你了解我受的傷，為何如此困難？台大經濟系學生政見風波 ）
道歉聲明的另一個重點，在於聲明他們提出的政見並不是認真的，而是一個玩笑。我相信兩位候選人的政見的確不是認真的，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類「不認真」的言論，是否會對某些人的言論自由造成傷害。
「開玩笑」風氣如何妨礙了言論自由？ 作家吳曉樂在她的臉書留言 和近期的演講中 都指出，根據她長年受邀去高中校園演講所得到的觀察，她認為在最近這一、二年裡，學生們比以前更經常使用「女生去洗碗」、「可是人家是女生欸」等等幾個固定的流行語句來調侃女同學。
我自己的觀察也是如此。經濟系兩位候選人的歧視言論蔓延之後，顯然勾起了許多人的創傷回憶。有不少女性在臉書上寫下自己遭受到性騷擾和性霸凌的經驗，希望能獲得社會大眾的正視。但很遺憾地，在這類描述女性經驗的文章底下，幾乎總是會有人貼出幾個固定用來嘲諷、貶低女性的玩笑語句，例如「洗碗機」、「盆栽要剪」等等。當然，除了這些時下流行的玩笑語句之外，更傳統的玩笑也是經常可見——我指的就是那些把女人貶低為性玩物的玩笑。
哲普作家朱家安給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朱家安的文章中 ，他指出系學會候選人在政見裡用惡搞方式提出許多「不認真」的言論，會讓人難以辨認言論市場上到底哪些話是認真的，哪些話又是嘲諷、惡搞，從而使得認真的討論和辯論變得窒礙難行，或者至少是困難重重。
我大致同意朱家安的看法，但我想進一步指出，這類使用惡搞方式來開玩笑的討論氛圍，除了會讓參與對話的人搞不清楚哪些言論是認真的之外，還會讓許多「想要被認真對待的言論無法被認真對待」，而且，通常的情況都是：當弱勢群體說出一段希望被認真對待的言論時，強勢群體只當它們是笑話或笑話的素材，使得認真的討論和交流無從發生。
從台大經濟系事件到「女生說不要就是要」：為什麼這些「玩笑」不能就這樣算了。（Unsplash）
女性主義哲學家們曾經討論過一個相當類似的問題，那就是色情作品的製造以及流通，到底會不會對言論自由造成傷害。
言論自由不只是「說話的自由」：從一本反色情作品被當成色情書刊說起 面對這個問題，語言哲學家 Rae Langton 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 Rae Langton 看來，所謂言論自由不單單只是讓人「說出」一段言論的自由而已；言論自由同時還是讓人可以透過言論來「做出」某些事情的自由。而色情作品的製造以及流通，正在系統性地阻止女性透過言論來「做出」某些事情。
為了簡要說明 Rae Langton 的看法，以下將會介紹三個經過我簡化、改編的情境。在這三個情境裡，都有人說出「我願意」這句話，但這句話所「做出」的事情卻不完全一樣。
情境一： 首先，請你想像一下一個人用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音量跟自己說：「我願意。」這句話沒有被別人聽見，因而不會產生任何社會效果。對說出這句話的人而言，他只是單純做了一個「言說」的動作，並沒有透過這句話做出其他任何事情。
情境二： 接著再請你想像一下，在一個不允許同性結婚的國家，一對同志伴侶找來了一群見證人，在證人面前互相許諾終生，並一起說出了「我願意」這三個字。雖然這對伴侶顯然是想要結婚，或許所有的見證人也都樂見他們結婚，但因為這是個不允許同性結婚的國家，所以這對伴侶頂多只能透過言語做出「宣告」的動作，但是無法透過言語做出「結婚」的動作。
情境三： 最後，延續第二種情境，假設這對同志伴侶生活在一個允許同性結婚的國家，那麼當他們找來見證人，互相說出「我願意」的那一刻，他們真的就有可能透過這句話，做出了「結婚」這個動作。
對生活在情境二裡的同性伴侶而言，當他們說出「我願意」這句話時，他們可能是在自言自語，也可能是在宣告意願，但是無論如何，他無法做出「結婚」這個動作。而對生活在情境三裡的同性伴侶而言，當他們說出同樣一句話時，他們不但可能是在自言自語，也可能是在宣告意願，還可能是在跟別人結婚。
Rae Langton 對語言行動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弱勢群體究竟是以何種方式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在一個同性婚姻不被允許的國家裡，一對同志伴侶即使找來見證人，喊破喉嚨說出一百次「我願意」，兩個人還是無法做出「結婚」這件事。
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是這樣的：1970 年代，女星 Linda Lovelace 拍攝了著名的色情電影《深喉嚨》。片子上映後，票房賣破了 3000 萬美元，但是擔綱主角的 Lovelace，在經歷了劇組對她的百般威脅和虐待之後，總共卻只拿到了 1000 美元的酬勞。在她後來的人生當中，Lovelace 成為了一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她出版過一部回憶錄叫做《Ordeal》，裡面就寫了她在色情產業中親身經歷的種種剝削和暴力。
書出版後，諷刺的事發生了──《Ordeal》這本書，和其他大量的色情出版品，被商家放在同一個區塊一起販賣。換句話說，她這部反對色情的作品，被當作色情作品般地販賣、消費。Rae Langton 說，她曾經看過一份當年的色情廣告型錄，上面的第426號商品叫做《禁忌的性幻想》，第428號商品叫做《性派對的情色體驗》，至於第427號商品， 就是 Lovelace 的回憶錄。
對 Rae Langton 來說，這件事的啟示就是：女性沒有完整的言論自由。因為女性只能「說出」反色情的話，但卻無法「主張」反色情的政治立場；因為無論她們說了什麼，她們的話語都只會被當作色情材料而已。這就好比在 A 片裡，女星說要就是要，說不要也還是要。而在很多現實的情境裡，女生口中的「不要」只會被認為是單純的言說而已，或者至多是一種「懇求」，而不是一種說了就算數的「拒絕」。
那些粗製濫造的歧視性笑話，如何讓弱勢放棄發聲？ 在台大經濟系系學會事件爆發之後，作家宋文郁在臉書社團「台大學生交流版」上貼出了一篇文章 ，試圖和其他同學討論她對這起事件的看法。宋文郁指出，在她就讀台大的期間裡，她親眼見過許多同學在公開網路版面寫下歧視性的留言，而且這些留言底下，竟然都還會有許多同學按下「哈」的表情，或者是在底下留下一整排代表咖啡杯的表情符號（如果你不知道的話，這是最新流行的一個網路迷因，主要用途就是用來嘲諷女性）。在文章中，宋文郁呼籲同學們不要附和那些嘲諷女性的笑話，因為每附和一次這樣的笑話，就等於是鼓勵那些發表歧視言論的同學，同時也再一次讓受歧視的同學受到傷害。
宋文郁的文章貼出之後，諷刺的事又發生了──在這篇文章底下，又有幾位同學留下了「咖啡杯」符號，並且也有不少人按下「哈」來表示附和。和 Lovelace 的故事很相似的是，這明明是一篇呼籲大家不要附和對女性的嘲諷玩笑的文章，但是這篇文章本身，卻被當成了嘲諷女性的玩笑素材。也就是說，宋文郁雖然「說出」了反對附和嘲諷笑話的言論，但是在她嘗試「主張」這個立場時，卻遭遇到了許多和她的主張本身無關的阻礙。
我非常希望宋文郁的遭遇只是零星的個案，但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在如今念高中、大學這一代人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裡，拿上述那些固定的玩笑用語來嘲諷女性，似乎是個越來越常見的現象。並且，正如吳曉樂所指出的 ，有不少高中老師也都注意到了這樣的現象，她們甚至發現，有些女學生竟然也開始附和這些嘲諷女性的玩笑，似乎她們已經放棄為自己發聲了。
我能夠理解她們為什麼會想要放棄。那是因為，一個人不應該僅僅只能「說出」言論而已；他也應該要能夠透過言論「做出」許多事情，例如透過言論讓自己的經驗被理解，透過言論讓自己的看法被討論。這些都是一個理想的言論場域裡，任何人都應該要能夠「做出」的事情。然而，那些專門針對女性、性少數和原住民的笑話，它們往往笑點一致、格式相同，不需要認真投入，也可以大量產製。它們廣泛出現在關於女性、性少數和原住民的言論周圍，用粗製濫造的「不認真」態度，回應所有認真的言說。
在我看來，近幾年來逐漸興盛的玩笑風氣對言論自由的妨礙，正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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