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作為中國的政治理論家和思想家，一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的政治主張，尤其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對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哲學、治理模式及其對外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王滬寧的理論理念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威權主義，以及強化黨的領導等方面展開，這些思想不僅對習近平的政治實踐起到了引導作用，也成為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
在筆者看來，王滬寧和大部分保守主義的政治學者一樣，其本質都是柏拉圖的信徒，信奉的是精英治國(Meritocracy)的理論，並不信任普羅大衆的智力和政治能力。王滬寧曾編譯了《從〈理想國〉到〈代議制政府〉西方政治學名著釋評》，從書中可看出王滬寧對柏拉圖的《理想國》了解頗深，柏拉圖與王滬寧的思想雖分屬古希臘哲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理論，但兩者皆在一定程度上探討權威與治理的問題。
19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和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思潮都可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1910年代楊度的「君主救國論」就被評為“新威權主義”衍生。當然王的新威權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與楊度以及雷海宗、林同濟等「戰國策派」有所不同，“新威權主義”在王滬寧的思想中，並不完全等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威權主義。傳統威權主義強調的是單一權力結構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往往缺乏人民參與。而新威權主義強調的是，在保證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基礎上，政府必須注重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並適度調整政策以應對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具體來說，王滬寧認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威權主義體制不僅要依賴高效的政治指導，還需要對人民生活的重視和公共服務的增強。
他強調的是，通過良好的治理提升人民對政治領導的認同感，從而達到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王滬寧在其著作中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必須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相適應。這一觀點的基礎是他對中國現代化特殊條件的理解，與西方現代化理論中的自由民主、市場經濟有顯著區別。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應當走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這條路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問題，更是政治體制、文化認同與價值觀的建設問題。在王滬寧的思想中，中國的現代化是多維度的，必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並且以“黨的領導”為根本。王滬寧也在《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的分析，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球化和現代化背景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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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何王認為西方的政治體制不適合中國呢？這點能從王滬寧的《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切入，這本書反映了其對美國現代化模式和價值體系的思考。王曾在復旦大學國政系任教多年，在去美國前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看出，那時的他對於西方民主政治還時抱有一定的期待，爲什麽他去了美國以後，反而得出美國將會沒落的結論。這一點與今天很多人宣揚的美國沒落其實是類似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矛盾與功利化，美國政治已經淪爲資本和民粹的游樂場，他指出，美國的選舉制度過於注重資金和媒體影響，導致政治精英主導政治進程，實際上削弱了普通民眾的參與感和影響力。這種「形式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在王滬寧看來，更像是一種政治表演，並未真正實現民主的初。因此，王滬寧看到的不僅僅是美國政治制度的衰落，而且是他心目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王滬寧認為美國過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民主主義」最終會引起裂痕並削弱其競爭力，他反而更為欣賞當時世界普遍認為的美國最大競爭對手——日本。並表示日本的強大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之上。總體來看，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中對西方民主體制的反對，並非完全否定民主價值本身，而是批評美國式民主在制度設計和實踐中的缺陷。他的批判立場反映了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深刻反思，也體現了尋求替代性發展模式的企圖。王滬寧的思考並非純粹的學術分析，而是帶有一定的政治哲學意圖，為中國提供一種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理論支撐。
那麽，什麽才是最合理、最有效、最符合王滬寧心中理想的政治制度，在王滬寧看來，這個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精英治國的威權主義體制(Meritocracy)身上。就如同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國是由貴族精英領導、在上層實行（上層階級内的）民主、對中下層通過總體規劃和一定程度的市場激勵措施進行管理，是保守主義精英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制度，這也是他崇尚日本的制度、而鄙視美國和歐洲制度的主要原因。同樣地，他反對毛和文革，也恰恰是因爲毛代表的是極端的集權、而文革代表的是極端集權與極端民粹的聯合，這兩者都是王滬寧深惡痛絕的。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爲什麽89學運時期王滬寧要維護當時的體制，也可以理解他從江時代以來所一貫支持的政策主張的一脈相承。
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王滬寧替江澤民所提的三個代表，三個代表是精英體制在新的形勢下向社會資源的主導者（即所謂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發出的召喚邀請，邀請其成爲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私人企業家和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成為經濟的重要驅動力。
然而，這些群體在傳統的共產黨話語中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表，與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相悖，「三個代表」理論通過將這些群體納入「先進生產力」的範疇，解決了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使中共成為所有生產力發展力量的代表。這一點的意義在於，它不僅確保了中共對市場經濟的主導權，還賦予了其統治的經濟合法性。中共通過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將自己的執政目標與國家經濟增長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在社會中贏得了廣泛支持。王滬寧「三個代表」成功幫助中國共產黨度過八九學運後的政治風波，而為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是對於市場和中下層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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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作為江澤民時期「三個代表」的延續和深化，科學發展觀更具務實性，針對改革開放後期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套系統的解決框架。 「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分別體現了王滬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兩次重要升級，前者突破了傳統的階級鬥爭框架，確立了黨與時俱進的現代化基調；後者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回應了改革開放後的新挑戰，強調發展的質量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從「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體系逐漸向更全面、更包容、更系統的方向演進，為後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鋪平了道路。
確實，王滬寧的政治理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補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不足之處。新威權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直到4、5年之前，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的精英治國政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比於包括美國在内的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體現了巨大的優勢。這一切，幾乎都可以歸功於王滬寧（不管是不是只有他本人，還是他代表的一個群體）的設計和遠見。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他不僅是最近20年來的總設計師，而且是比鄧小平理論水平更高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改革更多是出於實踐的經驗和直覺認知，甚至很大程度上是照著華國鋒所走過的路去摸索，所以只能用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的説法，而王滬寧是從理論上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和政治制度，建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總體戰略”，這才是他比其他人更危險的原因。
不過，王滬寧的理論體系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這是自柏拉圖以來就有的，就是精英的腐化問題。威權主義可以發揮巨大的社會動員優勢，但是卻無法避免由於精英的腐化而造成的效率降低和資源流失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習近平強調的“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觀點，正是王滬寧思想的延伸。透過習近平的強勢領導風格、反腐敗運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強化，王滬寧的觀點是必須實現黨内民主和大力反腐，把已經腐化的菁英清除出去，換成有理想、有能力的新的政治精英，保持統治階層的活力和純潔性。可惜王滬寧的「反腐」與習近平的「反腐」終究是不同的，一個是為了繼續延續其新威權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綱領，一個是為了透過反腐去肅清政治對手，這裏就暴露了王作爲學者的缺陷了。
政治制度的變革和轉換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不是捏橡皮泥，也不能像政治學理論一樣，隨意地修正和調整，人性的弱點也無法通過思想品德教育而消除。王滬寧的政治理論在過去20年雖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創造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威權主義自上而下的運行方式決定了社會必須有明確的前進目標和方向，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率。傳統的威權主義指的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對民間社會進行嚴格控制，通常不容許政治反對派的存在。
然而，王滬寧所謂的“新威權主義”較為不同，它既強調政治穩定與中央集權，也承認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治理的改進，並且注重在全球化背景下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發展利益。在這一點上，西方學者往往從民主與自由的角度對王滬寧的觀點進行批評。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DavidShambaugh曾指出，中國的“新威權主義”在短期內或許能夠提供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但長期來看，這種制度性閉塞可能會限制創新、抑制社會活力，並最終導致政治的僵化。Francis Fukuyama也對“新威權主義”提出了質疑。福山在其作品《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強調了現代國家發展中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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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王滬寧提出的以黨為中心的“新威權主義”雖然能夠在某些方面保持國家穩定，但其核心問題在於，它缺乏有效的政治監督和公民參與機制。而新威權主義所引以爲傲的高效率發展的優勢，在缺少前進的方向指引時就會變成高效率内耗的噩夢，如果可以實現精英階層内部民主和全社會相對公平的利益分配，這種狀況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要全社會的福利水平提高了，社會和制度仍然能夠保持穩定，這也是為什麼之前中國國内一直有一種説法，叫做通過經濟增長實現社會穩定。
然而如果這一點做不到，整個制度的基礎就會崩塌，因為自八九學運黨中央採武裝鎮壓後，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消失，現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如前文所述是建立在經濟穩定發展上。當這個基礎消失時，王滬寧所蔑視的民粹主義和資本主義，又可能成爲主導，而這種情況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已經出現了。
因此，王滬寧的政治理論走到今天，該如何面對當前的挑戰，以及解決這個他當初沒有預見到、或者是雖然預見到但尚未有解決方案的問題，是對他作爲既是一個政治理論家，又是一個頂層政治家的巨大挑戰。現今中國所面臨的不只內部問題，西方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挑戰日漸嚴峻，在習近平的“中國夢”概念中，強調了民族復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建以及文化自信等方面，現代化不僅是經濟的現代化，還包括文化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根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中，並且在當代世界中找到一個適合的文化位置，習近平與王滬寧皆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中國話語權。
筆者認為習近平的“中國夢”更加深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對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腐化且合法性薄弱的情況下，對強制性的過度依賴，決策的過分集中以及個人權力凌駕於制度規範之上，使威權主義制度固有地脆弱。當民眾認為精英要求的反應不足，威權主義的政治體係可能會削弱，而新威權主義傾向於通過施加更嚴格的控制而非適應來應對挑戰(現今中國所採取的方式)，在平衡內部的政治穩定和外部的國際競爭的壓力下，這都可能會使其更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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