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維幸觀點  

憲法法庭不應也不能違反憲法本身，實質剝奪拒絕覆議的立法權；犯了大」頭病的司法「超人」，才是庸人自擾的憲政危機！

既不能四渡同樣一條赤水，何來維持台海現狀的可能？──佚名

個人有精神病的不多---但團體，政黨，國家，

從事哲學的目的何在?不過是導引蒼蠅飛出瓶子而已。 --維根斯坦(Wittgenstein)--(PI，§309)

友人分享人球邵子平的法律文件，問我有何看法。我才發現就憲法權利和國際人權而言，原来自詡为「民主自由的燈塔」的台灣，好像更像是閃爍不定的殘燈。

台灣島民在兩岸關係的構想裡，難得的共識大概只有希望兩岸不發生戰爭。如何才能不發生戰爭，主要的論調大概是圍繞「備戰而不求戰」的一些變奏曲。其中，最為「抗中保台」派引為真理的是：台灣必須備戰才能避戰。即使傾向和平交流協商的意見也大都無奈地同意：必須備戰。甚至不殺生的佛門子弟，也抵不過必得備戰的圈套。而很多和平運動的呼籲，大部分也不願或不敢深究到底備戰的意義和實際是什麽，而停留在不戰爭的經濟社會效益，這類明顯的結論。

最近，徐巧芯議員在某政論節目中，鄭重其事的承諾：如果當選立委，她一定運用職權（也許是質詢，調查，及立法）解封蔡英文封存三十年的政大求職及升等資料，一探究竟所謂⸢論文⸥,⸢博士證書⸥及其有無的真相。大有現行法律既然不在或不能在追查論文學位的一方，只有寄望改朝換代後的立法改進一途的無奈。我聽了除了佩服她的敬業之外，作為法律人，不免黯然。因为，如果台灣人的作風，心態，文化，制度沒有更根本的變革，我不會如此樂觀。立委金素梅不是在國會犀利的責問唐鳳何時解密文件了嗎？結果可有下文？

本看倌十幾年前曾在大學濫竽法學教授。由於當時法律高考忽然決定加考台灣法學院及法界幾乎從來沒人研究的法律倫理，學校將教授法律倫理的任務，交給我這個懂點法律倫理的「美國律師⸥（通常略帶貶義）」，把全院（甚至全校）有意願學習的學生都送到我那數百人超級班。後來司法院研擬「法官倫理規範」，又被司法院徵召，忝列為審議委員之一。與一些大法官，大教授，名律師，資深檢察官一起討論如何拓展這塊處女地。附帶地查閱了無數法官從喝花酒到內線交易的案例。

外交部吊銷彭文正護照，又拒絕新護照申請。勾引起了許多人在解嚴前近乎半世紀的夢魘。護照雖小，卻反映了台灣民主運動在下列幾個領域的瑕疵和危機：第一，意識形態決定例如學位有無的法律及政治事實；第二，違反國際人權保護的努力和潮流的威權法西斯作風；第三，脫離實質考量，專注抽象論述的法律文化；第四，似是而非，「在法言法」，形式主義的「於法有據」；第五，本來應該是民主實驗的「轉型正義」，被扭曲成了假借民主的「多行不義」。

台灣的政客有碩博士的很多，但是長年學術風氣敗壞的結果，大部分只會瞎抄論文（老師抄學生是另個問題）。一般而言，談論柴米油鹽的民生，已是捉襟見肘，力有未逮，遑論國安軍事，國際大勢。只要聽聽某部長「…我是（本土）國際法博士」的口頭禪（當然，洋博士也不是品質保證），但發言經常荒腔走板可知。事涉國際戰略，與夫核子戰爭，那當然更沒有任何期待其判斷精準的可能。    

在過去幾年中，許多評論家一直警告，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局勢是世界最危險的情況之一。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對抗不但非常可能，有些人甚至認為，台灣海峽的戰爭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用核武器。最近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軍事對抗的升級（及核武威脅）提醒世界，這些警告很可能比人們以前想象的，更接近於成為現實。

我在研究兩岸關係的過程裡，非常仔細看過曹興誠相關的言論。很多觀點，我不一定贊同。但有些意見，我認為非常有創意，不是兩岸一般泛泛的分析，所能企及。例如，他倡議的台灣「統一公投」，大多被人辱罵，但如果比照北愛爾蘭和解中「星期五協定」，大膽給予當時少數天主教北愛爾蘭居民得與愛爾蘭和平統一公投的權力，終於說服天主教好戰派放下屠刀，這種建議不是出於老朽昏庸，晚節不保，不論同不同意，實在可以嚴肅考慮辯論。

此次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各有解讀。使用暴力手段解決爭端既是不幸，更是不對。但我的目的不在說教，而是試圖分析如何防止戰爭的發生於未然。說教如果能夠解決問題，人類不會有戰爭。戰爭一旦發生，情勢產生自己發展的邏輯。它不僅容易擴大持久，一定是殘忍無情。說教或炫耀道德的高度；論述卻常表露判斷的無能。正是如果不是「愚蠢無知」,「別有用心」，至少是「自以為是」（摘自某駐台日本記者的網評。）

此期美國的權威「外交期刊」（FOREIGNAFFAIRS（01/02/2022））有幾位專家重新預測未來十年內台灣有可能擁有核武。1988年由於張憲義叛逃，使據說在一兩年就可實際生產的台灣原子彈計劃胎死腹中。當時是否真能實現固為歷史懸案，計劃確實一度（或許還是）存在。以下重刊的分析（「假如台灣擁有原子彈」）原載1977年7月香港廣角鏡58期（見附錄）。除了修改一點明顯的文字錯誤之外，原文內容未動。問題的本質雖然未變，新增的因素和環境的變化，使得問題的復雜與嚴重加劇，我們應該關注。

有銀行行員與同一對象在三十七天內結婚四次，離婚三次。銀行拒絕繼續給婚假，台北勞動局開罰二萬。副市長黃珊珊認為勞動局面對這種脫法行為，卻照法律文字行事做出「恐龍處分」，形同「法匠」。某校博士生反批黃珊珊是帶有傲慢與偏見的無知「法盲」。看似小事一樁，對類似學生的習作原本也沒有必要大動干戈。但是，法律解釋居然可以容許如此荒謬的結論，而法律人竟然認可和鼓勵嘲弄法律的威信和形象。反映法學教育某種的問題和失敗。法律人必須時時警惕，多多反思。

張教授在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的政見中，提出國民黨與中共簽署「創造兩岸和平備忘錄」的構想。張老師集數十年的功力，其提議自有可觀之處。而兩岸必須對談，既是許多明理之人共同的願望及信念，又是我認為在台灣的有心之士應該一起討論批評，相互砥礪，甩掉包袱，凝聚共識的一件要事。既然張老師公開這樣重要的意見，我想或許是群起呼應，把討論深化的時機到了。為使讀者容易跟隨張老師的思路，我以下依照張老師的備忘錄的規格加以分析。又為使討論不會不必要地失焦，我對張老師備忘錄的每一條文的評論，只專注一個議題。

談到中美台關係的互動，一般人喜歡套用雅典將軍兼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貝羅奔尼斯（Peloponnese）戰爭的觀察：認為是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達恐懼的必然結果。哈佛的艾莉森教授還為此鑄造了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意思是中美關係的緊張，就猶如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的安全，有導致兩國終須一戰的危險。而台灣處於夾縫之中，處境更是困難。這個觀察固然有一定的可比之處。不過，從兩岸的角度，幾乎不受注意的貝羅奔尼斯戰爭中牽涉到梅洛斯（Melos）城邦的一個小插曲，也許更是相干。我姑且稱之為「梅洛斯陷阱」。

拜登及他的團隊上任不過幾天，美國的許多外交行動顯然在做法上面，與前任有很大的差別。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Blinken)為拜登幕僚及策士數10年，基本上是拜登的執行長，不太可能有超出拜登的己見。在任命之前的參院聽證會雖然強調正視中國的威脅，這也是美國中美專家大致的共識，更是聽證順利過關的場面話，不值得像台灣川粉過度的誇大和寄望。比較有創意的智囊應該是哈佛政府學院的艾利森（GrahamAllison）和總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坎博（KurtCampbell)。

蔡英文總統在元旦文告中再度重申：

面對兩岸互不通氣，關係日緊的局面，有人對和平表示悲觀，對武裝衝突心懷顧慮。我們雖不必然過度憂心，卻也必要重申：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的期待；對生命的歌頌，對進步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