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慈芸  

關於「日本文學」之移植、傳播來臺，除了學校相關課程的講授、坊間一般書籍的閱讀消費，另一種不容忽視、更為普及的重要管道，莫過於透過報刊媒體的刊登與流傳。而由於報刊具有穿越同質、空洞的時間，形塑「共時性」概念想像共同體的技術手段（BenedictAnderson、吳叡人譯，1999，頁26-28、36），因此對於讀者而言，更能一同快速匯聚、分享某些相關的觀念與知識，其影響性不容小覷，故本文在探討「日本文學」來臺的跨界行旅樣貌時，便以報刊資料為觀察對象。又，由於本文研究目的是在理解日本文學跨界進入臺灣漢文小說的諸多反應與變化，故研究材料也就連帶鎖定日治時期曾經刊載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報刊，唯限於精力與時間，目前尚無法進行所有報刊的全面爬梳與整理，以下將僅就當時最常出現漢語文言小說作品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風月報》進行討論。

回顧臺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臺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出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臺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夏濟安（1916-1965），江蘇吳縣人，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畢業。一九四九年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在新亞書院短暫教過書，至一九五○年來台，開始在台大外文系任教，培養了白先勇、王文興及陳若曦等一代重要的台灣作家。不過，夏濟安在台灣的時間其實不長，一九五九年他便離台赴美，一九六五年就英年早逝。前後短短十年，卻對台灣影響非常深遠。

譯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至低限度在我本人如此），我尤其討厭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秦仲龢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香港

譯壇佳偶不少，如翻譯《紅樓夢》的楊獻益和戴乃迭、翻譯《悲慘世界》的李丹、方于；巴金與蕭珊；楊苡和趙瑞蕻等都是。但梁宗岱和沉櫻卻是一對怨偶，兩人在翻譯上都很有成就，分手後分隔兩岸，沒有再見過面，但卻也沒有忘情。

冷戰時期，兩岸隔絕不通，數十萬外省人在台灣，不知故鄉人事變化，魂牽夢繫，十分煎熬。1970年代有幾本描述文革的書在台灣暢銷，並不意外：一來符合反共政策，二來外省人都想知道故鄉發生的事情，三來台灣人對於陌生的「祖國」也充滿好奇。但奇特的是，關於中國的書，台灣讀者卻都只能看譯本。像《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就很矛盾。既然是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為何書上並列作者和譯者？難道他像林語堂一樣，不是用中文寫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也是如此，作者更在跋中自稱是「只能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那為何我們看的還是譯本？

又，《秘錄》也有英文節譯本，1981年由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張純明（1902-1984）翻譯，張純明是耶魯政治學博士，退出聯合國以後就一直留在美國終老。書名為ChiangKai-Shek:HisLifeandTimes。版權頁只有作者KeijiFuruya（古屋奎二）和譯者Chun-MingChang（張純明）,英文讀者大概以為這本書是直接從日文翻譯成英文的；其實張教授並沒有留日或日文經驗（他是河南人），我猜還是從中文本翻譯的可能性比較大。尤其這本書大家最想看的就是蔣介石的日記，這部分一定是直接從中文翻譯成英文。這樣看來，日文本還真是個幌子了。

林語堂最著名的小說MomentinPeking（1939），以《京華煙雲》的書名傳世，三次改編成電視劇：1988年華視版由港星趙雅芝領銜，2005年由大陸女星趙薇主演，2014四川電視台又重拍一次《新京華煙雲》，還找了秦漢飾演姚老爺。其中以第一次改編最忠於原著，後面兩次劇情和人物性格都改的很厲害。不論劇情，這三次電視劇的改編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人名並不一致。舉例來說，主角姚木蘭嫁給曾家三少爺，但曾家三少爺到底叫什麼名字？1988的版本，叫做「曾順亞」，2005年版本叫做「曾蓀亞」，2014年版本叫做「曾新亞」。曾家大少爺也有「曾彬亞」和「曾平亞」兩種說法，二少爺也叫「曾襟亞」或「曾經亞」，算起來三兄弟竟有七個名字。其實這是因為劇本根據的中譯版本不同所致。

1983年電影「小畢的故事」中，飾演小畢的鈕承澤拿手電筒偷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一幕，青春洋溢，深入人心。但他看的究竟是哪一個譯本？是誰翻譯的？

陽明山仰德大道上的林語堂故居，是1966年老蔣贈送給林語堂的，希望能吸引這位國際知名的作家來台定居，為老蔣的自由形象加分。林語堂（1895-1976）是福建漳州人，因此晚年能聽到家鄉話，足慰老懷。他在這裏斷續住了十年（有時住在香港女兒家），備受禮遇，最後在香港過世，移靈回台，長眠於故居後園。林語堂故居清幽可愛，現在由台北市文化局管理，對外開放，裡面當然有收藏林語堂的著作，包括他英文著作的中、日譯本在內。不過，雖然是林語堂故居，也不能保證裡面掛名林語堂的都真的是他的著譯作。根據目錄判斷，至少有七冊不是他的，也收在裡面了。

近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和員工五人「被失蹤」之事引起關注，其實國民黨追殺書店老闆、文人也不只一樁。1953年6月，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叛亂罪被槍決；1959年，啟明書店老闆沈志明應文嬋夫婦因代匪宣傳罪被起訴，就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這兩個例子，都跟譯者有點關係。隔海害死陳冠英的是福爾摩斯譯者胡濟濤，差點害死沈志明的是斯諾（EdgarSnow）的《長征25000里》（RedStarOverChina，又名《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由六個譯者合譯，譯者包括趙一平、王念龍、祝鳳池、顧水筆、史家康、張其韋。

近日中國作家馮唐新譯的《飛鳥集》引起強烈負評，出版社宣佈下架回收，讓泰戈爾又重回讀者視野。大多數中國讀者拿來和馮唐比較的都是鄭振鐸的《飛鳥集》，但台灣比較熟悉的不是鄭振鐸的譯本，而是《漂鳥集》和《失群的鳥》。

「親愛的同志，新年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迎接我們的勝利。誰也不能預知在未來的路程中，將有什麼遭遇、什麼危險、什麼需要。可是我們確信現在已踏上了勝利的邊緣。」----王家棫譯《荒漠甘泉》一月二日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上週某個黃昏，剛下課，一位老先生抱著影印資料來學校找我。他說：「我是鍾憲民的兒子。」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ofTheRed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Nicolas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