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中國  

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接近尾聲，歐洲議會貿委會9月30日熱議此案，歐盟貿易官員簡報說，調查結束後歐中仍可繼續協商解決方案，為這場歐中貿易「年度大戲」的結局增添更多變數。

2024年總統選舉是美國從中國帶來的雙重震撼中驚醒後的首次大選。中國甩開美國伸出的「接觸」之手，成為我們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不僅如此，美國還面臨到2027年乃至在更早的時候，在台海戰爭中敗給中國的真實風險。應對中國帶來的這兩重衝擊，是下一任總統面臨的首要國家安全挑戰。

本（8）月10日，中共國台辦發表了《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由於中共在同一天宣布，結束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的軍事演習，因此白皮書選在此刻出台，難免備受關注。中共曾於1993年8月、2000年2月，分別發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兩份白皮書。目前發表第三份白皮書的目的，綜合文中所稱：一是「為進一步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和現狀」；二是「展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追求祖國統一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三是「闡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首先，中共發表的重要政策文件，都不會是一篇「即席創造」（improvisation），即不會針對單一事件而發。因此，解讀這份白皮書的內容，必須掌握其中「持續」和「變遷」兩個部分。「持續」是中共認為台灣與中國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以及中共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不變，這是屬於戰略層次；「變遷」是反映中共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並提出因應對策，這是屬於戰術層次。要理解中共的形勢判斷，不能忽略毛澤東的「矛盾論」。它源自「唯物辯證法」，是中共用來分析內外政治事務的一種思維方式。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複雜的事務發展過程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對毛而言，「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主要矛盾就是主要問題。中共是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後，發表第一份白皮書。時任中共領導人的江澤民，是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態，他的當務之急就是維持本身權力和共黨執政地位的穩固。中共擔心台灣成為西方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前沿基地，故把李登輝當時所提出的《國統綱領》，視為一份「待變綱領」。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辜汪會談」，兩會建立了制度化的高層對話管道，並簽署了4項事務性協議。在這個背景下，中共於4個月後發表第一份白皮書，說明中共此時對台工作重點是以交流促進統一。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說：「要從祖國和平統一的戰略高度，認識對台經貿工作的意義。」中共於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了第二份白皮書，標題未見統一，顯示中共此時的對台工作是「反獨」重於「促統」。白皮書暗指台灣自1993年以來，在外交方面所推動的「參與聯合國」活動，在軍事方面的對外採購先進武器，以及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去中國化」等措施，都具有「台獨」的色彩。中共對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7月9日發表的「兩國論」，尤其表達不滿。雖然白皮書抨擊美國對台軍售，以及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安全合作，但並未凸出「外力介入」的部分。

白宮11月2日發表了題為《川普論中國》的文集，匯集了川普總統和一些最高級官員有關中國事務講話，展示川普政府做出了白宮所說的「美國一代人以來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轉變」。

這篇討論了中國人的概念與中國人心裡面的國與家概念各是什麼？以及儒家倫理下，我們的法律系統如何被影響與運作。還有被儒家家族倫理嚴重影響下的歷史脈絡，與當今中國社會走向的預測。從今天國際政治的演變跟中國的處境，以及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變化看來，這個脈絡是很精準的預測線索。

筆者反覆提及「中心思想」對一個政黨的重要性，並指出了最適合於中國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應該是孫中山所倡議的「為求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以中心思想為政黨的思想與行動準則，將能擬定清晰的政黨發展戰略，在遇到外界的各種情狀變化時，亦能進退得宜。於此應說明的是，什麼是「戰略」？戰略就是「解決你的目標與能力之間落差的方案。」於此之「目標」，即為中心思想，亦即「為求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方案」是中國國民黨為了達成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所應進行的縝密佈局與積極努力；「方案」的目的則在於縮小，甚至是完全解決「目標」與「能力」之間的落差，從而達成預設的目標。在中心思想的指導下，當前的中國國民黨，應確立以下幾個基本發展戰略：

中國國民黨於日前成立改革委員會，分設「兩岸論述」、「組織改革」、「青年參與」、「財務穩健」等四組；這四組中與中國國民黨的中心思想關係最為密切者，自然是「兩岸論述」組。兩岸關係所涉領域甚廣，舉凡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等，無一不重要；這些不同領域唯有在正確的中心思想指導下，才有可能縱橫捭闔，發揮合力作用。

原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書的杜維運師（1928-2012），於1962至1964年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師從浦立本（EdwinG.Pulleyblank,1922-2013），從事中國與西方的史學比較。在英國，他直接接觸到了西方史家及其著作，十分驚訝地發現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知之甚少，更讓人震撼的是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負面評價。杜師當時遠離故鄉來到歐洲，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懷，加上又是外文系出身，且同時是精通中國傳統史學的少數華人，因此有高度的使命感，想要將中國史學的性質及優點傳給世人，並糾正西方史家的偏見。於是杜師開始努力蒐集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所有評論，在回臺後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十萬字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且在1966年得到資助出版，發行後受到史學界很大的重視及歡迎。不久即有書商翻印，然而印刷拙劣，後遂應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之請，花了兩年時間，增訂改寫成三十萬字，由原來介紹討論的六位西方史家，又增加了十一位，於1981年出版。杜師在〈新寫本自序〉中說：「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翰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美國參議員魯比歐5月8日致信佛羅里達州三所和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項目合作的學院，在信中這位參議員向這些學校發出挑戰，要求對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西藏和台灣等中國侵犯人權的醜惡現代史舉行公開討論。

大陸領導人參加G20峰會時，提及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等主張，再次強調攜手共創世界經濟繁榮，並宣揚《巴黎氣候變遷協定》永續發展理念，儼然是王道精神的倡議者。令人困惑的是，根據最新的BBC調查，不斷倡導王道精神的大陸國際形象卻持續下滑。

「中國崛起」一詞在世界已廣為流傳數十年，一些國家抱持觀望甚至不屑態度，也包括台灣在內。在西元2000年後，美國相繼發動數場反恐戰爭，雖然美軍接連獲勝，但已嚴重拖垮美國經濟發展，甚者2008年美國華爾街爆發金融危機，讓美國國力應聲衰退許多，其後雖然在歐巴馬政府任內在經濟上極力透過「量化寬鬆」政策試圖拉抬美國經濟表現，在軍事上極力鼓吹「重返亞洲」政策，期望透過軍事力量的合作來圍堵快速崛起的中國。

1992年中國向俄羅斯採購SU-27戰機配備在空軍擔任第一線打擊部隊，該款戰機對於制空作戰性能皆不輸給鄰國所配備的西方戰機，時過數十年，東海與台海雖為中國口中的「核心利益」，但當今最要緊的是更為龐大的「核心利益」—南海。

尼克森訪華開啟美中兩國的戰略合作旅程，「上海公報」的措辭暗含有一種聯盟關係，不過正如季辛吉所說：「兩個之間形成的伙伴關係並非見諸文獻的正式相互保證，甚至連以各種非正式協議為基礎的默契聯盟都稱不上」。季辛吉在『論中國』內強調，1973年2月和11月，他兩度與毛澤東會談，1973年又與周恩來長談數小時，基於這三次會談所達成的理解，雙方才形成一種他稱為「準聯盟關係」。「自此，中國一改尼克森訪問前的作風，不再設法約束或限制美國投射其實力；相反，中國公開宣稱其目標是通過明確的戰略計畫，借美國之力與『北極熊』相抗衡。」

季辛吉，1923年出生；2011年，88歲，出版『論中國』（OnChina）一書；2014年，91歲，出版『世界秩序』（WorldOrder）一書。從『論中國』到『世界秩序』，代表季辛吉晚年、甚或可能是一生最後對美中關係的見解。

日本多個主流傳媒周三（5月27日）對中國剛剛公布的《國防白皮書》進行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