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書的杜維運師（1928-2012），於1962至1964年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師從浦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1922-2013），從事中國與西方的史學比較。在英國，他直接接觸到了西方史家及其著作，十分驚訝地發現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知之甚少，更讓人震撼的是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負面評價。杜師當時遠離故鄉來到歐洲，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懷，加上又是外文系出身，且同時是精通中國傳統史學的少數華人，因此有高度的使命感，想要將中國史學的性質及優點傳給世人，並糾正西方史家的偏見。於是杜師開始努力蒐集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所有評論，在回臺後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十萬字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且在1966年得到資助出版，發行後受到史學界很大的重視及歡迎。不久即有書商翻印，然而印刷拙劣，後遂應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之請，花了兩年時間，增訂改寫成三十萬字，由原來介紹討論的六位西方史家，又增加了十一位，於1981年出版。杜師在〈新寫本自序〉中說：「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翰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相隔四十年，我們重印這本書，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首先是迄於今日，吾人對於中國史學的傳統及性質仍缺乏足夠了解，此書能幫助我們對於自己的史學傳統有相當深入的認識；第二，本書可以看到許多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看法的原文及其中譯。杜師在每章的註釋中大量引用原文，占有全書相當篇幅，因而在本書中能認識到許多西方史學名家，例如英國的艾爾頓（G. R. Elton, 1921-1994）、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 H. Carr, 1892-1982）、巴拉克勞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美國的奈芬司（Allan Nevins, 1890-1971）、巴容（Jacques Barzun, 1907-2012）、麥尼耳（William McNeill, 1917-2016）等人的敘事風格、史學認知及對中國史學的觀察及意見。閱讀本書不但可以欣賞到極佳的英文書寫，亦可增加吾人對於史學理論的了解；第三，則可視本書為二十世紀中西史學重要之原手史料，作為進一步研究當時中西史學思想的基礎。 （相關報導： 毛澤東死亡43周年：重貼訃聞稱毛澤東「史上最偉大革命者」，《紐時》檔案部緊急刪文滅火 ｜ 更多文章 ）
本書的敘事鋪陳很有層次，先介紹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看法，緊接在下一章逐一反駁批判或說明；接著介紹西方非正統史家的看法，再進行討論；最後也是最精彩的，是介紹西方漢學家的見解，接著對其評論，其中或是認可，或是補充，或是修正。讀者可看出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史學認知是有區別的，用杜師自己的話來說，第一類正統史家沒有學術上的寬容，第二類非正統史家則雖有寬容，但對中國史學沒有足夠的基本知識，唯獨西方漢學家兩者兼具，因而最值得重視與參考。在本書，西方史學家分別指出中國史學的缺點，例如中國傳統史學未能發展出自我批判的方法與追求真相的歷史觀念；過分聚焦於某一時期的某一孤立事件，缺乏歷史解釋及綜合的藝術；天真地相信凡屬歷史記載，皆完全客觀，且朝廷修史官員所撰的內容過於官方化，使中國史學的發展程度相當於歐洲1450到1750年代的水準，而沒有進步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歐洲史學的突破；中國史學太受儒家道德觀念影響以及在傳記中缺乏個人色彩等等。杜師則指出中國史學重視直書無隱，不畏強禦，甚至為此身殉的例子；官修正史並不官僚化，反而富有獨立的精神，且中國在上古時代，史學上的紀實即已出現，中國的考據學亦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他以清初顧炎武及閻若璩的考據為例，主張西方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史學運動所到達的境界，中國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已悠然到達。他也認為清初戴名世（1653-1713）的史料批判，與西方的尼博爾（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及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創之新歷史考據方法「若合符節」。至於傳記中缺少個人要素，他則認為撰史的史家本身即有其強烈的個人要素。杜師對於西方史家看輕中國史學，認為這是極令人不能心服而氣平的。他認為中國史學博大，而西洋史學精深，各有優勝。「如論史學起源之早、成熟之速、綿延之久、範圍之闊，西方實遜於中國；若就晚近數世紀西方新興史學而言，其治史方法的爭奇鬥艷、其史學體例的五光十彩、其蒐集史料、批評史料的富有科學精神，其分析史實、解釋史實的獨擅精密系統，也非中國所能望及。中西史學在世界史學潮流裡，所代表的是兩股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