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英時代  

本章揭露了（英國）殖民時期新聞預審制度的隱秘運作，也是對香港所廣受讚譽的「自由與法治」的祛魅。本章也修正了以往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錯誤地認定香港的新聞規例和審查法律賦予香港政府的廣泛權力鮮有使用，而總體上新聞業仍較自由。從前述的檔案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為何港府（港英時期，下同）無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普遍認同的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和英國擁有的新聞自由，仍然堅持通過法律制度控制華文報業。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在入獄三年半之後，黎智英終於被帶進香港法庭，接受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

在「美麗新香港」，國民教育、國安教育無處不在，所有教科書都開始被改寫，被視為對學生「再教育」「重中之重」的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科，自然是重災區。而這些改動，除了和近代史對中共政權的描述有關，其他地方的魔鬼細節，也可圈可點。

香港及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賀一誠12月21日至24日分別前往北京述職，期間並獲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主席習近平的接見。這是一個行之多年的慣例，畢竟特首在港澳選出之後還需要北京點頭。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伊利沙伯二世）上周辭世，牽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對殖民時期的「事頭婆」（港式俗語，對老闆娘的稱呼）的懷念之情，他們形容這是劃時代的終結，也勾起他們對九七回歸前生活的回憶與緬懷。BBC中文訪問兩名五十年代出生的港人，細說他們對這位「事頭婆」的不捨之情。

在專權政治的逆向淘汰中，一個人只要有「才智」這一個特質，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重要職位。

香港久違地重返到了世界史的前台。照此下去香港就會完蛋地崩潰，或至少有存亡的危機。危機的根源是香港中國化與對此反彈的高漲本土意識的兩者對立。

中共顯然要及時否定董建華使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決策。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

習慣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強用一時，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

主權轉移不到兩年，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有了第一次，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

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

原訂3月27日舉行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因新冠疫情延後到5月8日舉行，警察出身的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獲1416票支持、8票反對，以99%的史無前例得票率，毫無懸念地贏下了特首。這次「選舉」有幾個特點：

人心思古，豈能不變，因為食古不化，就跟風不上，顯得落在人後，便貽笑大方了。開阜以來的香港，脫離英國回歸中國之後，才真正在屬於自己的路上，尋找適合香港人、香港風、香港味的港土風格。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吳叡人是首位遭到港媒點名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台灣學者。他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報導中，香港法律人附和北京說法足證香港法治精神淪喪。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