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嬌燕  

章梁二人身為大清文學環境的繼承人，都能清楚地辨別何謂「民族」：須由可識別且持續的世系來區異，且需擁有歷史。兩人均採用日文的「minzoku」一詞來確立「民族」的概念，特別是創立新國家的漢人民族。

在「中國」的範疇內，非漢人的自我認同的演進，引發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概念危機，無論其自身信奉的意識形態為何。在世紀之交將自己定位成立憲派的人，主要是康有為與梁啟超二人，其無法苟同章炳麟對未來中國國家中非漢人的排他立場；而雖然孫逸仙早期身為民族主義領袖之時，一度同情排他主義的觀點，但地緣政治因素最終促使其接受章炳麟所厭惡的那種妥協。

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間，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改變了中國人在歷史上受皇帝所統治的地位。並改造了某些語詞的意涵：「國語」在清代意指滿文，如今則是標準中文；「漢奸」在清代指的是假裝為帝國效力、實際上背叛帝國的漢人；如今的「漢奸」是那些真正為大清效力的漢人，主要是漢軍旗人與其後代。端方案是這些改變的象徵：他遭到憤怒群眾攻擊自己是旗人時，辯稱自己是「純正的」漢人，但未被接受。十八世紀的遺緒雖然能合理化此說法，但端方依舊難逃被殺害的命運：不論是純正漢人還是旗人，皆被認定是純正的叛徒，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者從不吝於在八旗漢軍的後代身上貼上「種族叛徒」（racetraitor）的標籤。這並非民族主義者從清朝中葉繼承而來的唯一概念。

乾隆帝的普世主義多半奠基在，將藏蒙與最後的東突厥斯坦相連繫的複雜宗教與政治理想之上；在乾隆時期，西藏是個特別的意識形態來源，同時也受到帝國勢力的戰略性干預。早期的清帝通常滿足於接見喇嘛，舉行適當的儀式，並讓自己成為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世俗繼承者，但對乾隆帝來說，這遠遠不夠―他要將首都北京打造成喇嘛教的精神首都。一個規模浩大的計畫就此啟動，不僅要將藏文《大藏經》譯成蒙文與滿文，還委派蒙古與滿洲學者為經文編寫注釋。

為了修正歷史，乾隆帝簡單明瞭地宣布所有的「八旗漢軍」都是「漢人」。此時正值對中國的征服結束，試圖鞏固大清的統治、將漢軍逐出八旗，以及《四庫全書》計畫成型。

十八世紀，清皇室著迷於一種獨特的玩具。乾隆帝、諸王與其親屬委託並收集名為「多寶格」的漆盒，有的小到可置於膝上，有的則大到只能穩穩擺在桌上。這些盒子都配有抽屜，通常有數十個，有些抽屜只有主人才知道其中機關。抽屜中放著各式微縮物：玉器、象牙、掐絲珐瑯、奇石、珠寶，袖珍筆墨、袖珍書畫，以及鏡子。每個物件都擺放在量身訂製的容器之中。整組多寶格可以打開，展開在一張大地毯上，也可以闔上，摺疊進一個枕頭下。

當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到達南海永暑礁的時候，這塊小小的礁岩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能容納數人同時立足。但是現在的人們如果打開谷歌地圖，就會發現這個島礁現在被白色砂石築就的人造陸地環繞著，上面佈滿了停機坪和飛機跑道。

「新清史」在台灣不只是學術議題，還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這三個字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學術話題在民間能有如此熱度，實屬罕見。放眼國際，新清史不過是北美中國研究的一支，更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邊緣，能漂洋過海進到台灣普羅群眾的視野，並被包裝成歷史研究的一大神話，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