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修正歷史，乾隆帝簡單明瞭地宣布所有的「八旗漢軍」都是「漢人」。此時正值對中國的征服結束，試圖鞏固大清的統治、將漢軍逐出八旗，以及《四庫全書》計畫成型。
《四庫全書》為官僚體制外的漢人知識分子所創造出的入仕機會堪稱空前絕後，並以重新釋義來頌揚中國文明的崇高文學成就。但《四庫全書》也間接導致了新文學的制度化，特別是在乾隆初年下令後才完成的歷史作品（大多由國史館負責）在編目時與古代著作一視同仁，從而讓其獲得「經典」的權威。有些作品試圖呈現出所謂滿蒙起源的定版歷史敘事。
對漢人而言，《四庫全書》沒有意義；古代經典已涵蓋所有必讀的中國起源內容，朝廷最多能做到的（確實也如此進行了），就是鼓勵學者使用「考據法」來審視這些文獻，以求在字裡行間中有新的發現。但如今漢軍被納入漢人之中，此單一的中國起源觀念就出現問題：如果漢人在歷史上都是同質的，且大清的統治具備普世的正當性，那為什麼有些漢人在征服之初就投奔大清，有些則不然？
康熙帝採用遼東人與「漢人」的融合來創造出對清帝國的特殊忠誠典範，來頌揚在三藩之亂中壯烈犧牲的范承謨與馬雄鎮。那些替康熙帝捉刀的文士認為，區異之處在於有些漢人能體認到何謂正義的統治，並投誠報效之；其他人對腐敗明朝的效忠只能算是愚忠，或僅因心胸狹窄而抵制清朝（《大義覺迷錄》中的判決即如此強調）。這個解釋在乾隆帝看來窒礙難行，與祖父不同，乾隆帝以絕對的皇帝自居：忠就是忠，不管對誰都是忠；對一方忠誠的反面並不是對另一陣營的忠誠，忠的反面就是背叛。
身為絕對的皇帝，乾隆帝開始批判那些悖離絕對的人；旗下的史家開始審視棄明投清的忠誠問題。總之就是皇帝認為，早期為大清所用的「漢人」僅僅是出於投機，雖然處於征服階段的國家因此受惠，但征服完成後的國家並不會對此行為的道德淪喪視而不見，更不會對這些早期「叛徒」報以不恰當的感激。
成形並傳遞此一判斷的工具是《貳臣傳》。一七七六年，朝廷命國史館起草的列傳中有貳臣卷，指曾侍奉兩朝的臣工，將忠心從明轉移至清的文武官員。《貳臣傳》與之前為紀念史可法等因抗清而犧牲的明代忠臣而編纂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形成鮮明對比，皇帝的想法也不言而喻。關鍵在於，乾隆帝的判斷並非毫無顧忌。「貳臣」的標籤下，仍反映出早期遼東家族之間的協議；與同期編纂的《逆臣傳》（吳三桂即記錄在冊）比對，可將《貳臣傳》理解成清初歸附者的階層，而乾隆朝如今以不同程度的譴責來評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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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臣名單所隱含的思維雖然是乾隆帝意識形態的特徵，但並非其個人。范承謨與馬雄鎮於三藩之亂中殉節的一百年後，一七八一年曾短暫擔任國史館纂修官的劇作家蔣士銓（一七二五至一七八五年）在作品中設計讓馬雄鎮對吳世琮喊話，譴責吳三桂已為「貳臣」，卻又第二次叛主，體現出乾隆帝如何看待范馬二人的犧牲；從歷史中挑出早期漢軍歸附者的典範，斥責所有唯利是圖的騎牆派。遼東人吳三桂叛明又叛清，故他與另外二藩被劃入一個獨立的類別―即使同為貳臣，其罪責大小也有精細的等級之分。要表現出這一點，名單不僅須慎選，更要細分，將每個主角擺在有類似道德缺陷的人群之中。朋黨、投機者、叛徒，以及那些不勞而獲的人都被加以區隔並展示出來。最初是從數百、甚至可能上千名曾侍奉明清二朝的高官中挑選出一百二十名（完稿後名單上有一百二十五人）。這不僅是為了評價被點名的人，而是如所有朝代史的列傳一樣是種啟發性的手段，用來展示不同行為的類型，以及國家對其的評斷。
在卷中的諸多事例中，許多人之所以被特別挑出來譴責，是因其生前，或更多是在身後遭指控貪腐、叛國，或者像周亮工，則是因為散播反滿思想。一七七八年將貳臣名單分為甲乙兩編，其中乙比甲更罪大惡極，並進一步分成上中下三等，如此分出六個名聲好壞的相對等級。對於許多遭點名為貳臣的人十分重要的局部考慮因素，大多無法加以重建；例如，把迫害東林黨的魏忠賢一黨分至最低階（如馮銓為乙中、高弟為甲下、李魯生為乙中、錢謙益為乙中）可看出特別在意朋黨之事，但諷刺的是，許多敗於努爾哈赤之手的明代東北軍官（之後成為指控佟卜年者）也是魏黨的受害者。乾隆帝對李侍堯（死於一七八八年）的疑慮可能導致其祖先李永芳列入甲中；或許基於相同的理由，馬雄鎮的父親馬鳴佩（一六○○至一六六六年）雖然身為遼東的「撫西拜唐阿」（征西的工具），協助瓦解南明勢力，與許多貳臣的仕途類似，卻因為可能有損兒子的清譽，而未被列入名單。一七八五年，《貳臣傳》終於完工，並呈獻給不滿其延遲多年的皇帝。
貳臣中多半是非遼東出身的八旗漢軍，但並非全部。他們在《貳臣傳》中的安排及對某些知名漢軍家族的忽略，反映出十八世紀末的帝國意識形態，具備調整早期漢軍歸附者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將八旗漢軍重新定義成征服時期投機者的新需求。
乾隆帝堅持個人對養育並給予報酬的朝代需抱持絕對的忠誠，此標準凌駕一切。因此，幾乎所有在明代進士及第的人評價都非常低；他們當中有部分是「北京漢人」及在一六四四、一六四五年間在帝都北京降清的未在冊官僚。他們大多不僅是「貳臣」、而是「三臣」（如在一六五四年因貪腐而遭處決的陳名夏位於乙下，孫承澤也同為乙下），在多爾袞的軍隊入關前，曾入仕李自成的叛軍政權。這與十七世紀末亟欲確立漢人忠於清朝的價值，形成鮮明的對比。
用征服前後意識形態的差距，有助於解讀漢軍與貳臣名單的關係。將所有遼東漢軍排除在名單之外，等於忽略了至少自三藩之亂後朝廷對范承謨與馬雄鎮的吹捧，認為漢軍本質上即為漢人；更重要的是，代表漢人對清廷的期望之情。根據此假設，即便是非常古老的漢軍家族，當中某些人也必須被認定為明朝的「逆臣」。換句話說，將佟養真、佟養性、寧完我或范文程等早期尼堪的支柱納入其中，即隱含了對努爾哈赤建國歷史的譴責。有鑑於乾隆帝亟需樹立絕對忠誠標準的意識形態下，合理的解決方案是公布「貳臣生平」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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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背景牽涉到貳臣的意識形態，此為十八世紀大清推動專業化帝國道德受眾的特徵：分為「關外」與「關內」；「生平」的六個等級表面上看來只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細看後才會發現沒有一個次分類的投降日期、出生地、投降地或官階是相同的；直至《貳臣傳》編纂之時，時空皆已成為道德標準，因此有必要強化次分類中的群聚性與多樣性。一六一八年攻占撫順後所組織的最早臺尼堪家族，即尚處於「無區異原則」的時期，除了納入李永芳（時值乾隆帝十分憎恨其後代李侍堯）之外，其餘皆未列入。繼撫順之後，在一六二二年瀋陽及其以西的戰役中歸附的臺尼堪則列出三名為代表，全都出身廣寧。至於在征服華北過程中立功的「撫西拜唐阿」，則有二十位入選。總而言之，在一六四四年入關並全面入侵中國之前歸附的漢軍，大多集中在甲上、甲中與甲下，顯示出他們在一七七八年的原始名單上屬於「較好」的一群，評價遠遠高於之後在北京與南京降清的明代臣僚。
或許在此貳臣計畫中，明降將馬得功與田雄是絕佳的事例，反映出時空背景的道德比較―兩人在一六四五年將南明福王獻給清軍。兩人皆要求入籍八旗漢軍，在剿滅叛軍與抗清人士的沿海戰役中均表現出色，且都於一六六三年光榮犧牲，但馬得功位列甲上，田雄卻屈居甲下。雖然馬得功的軍旅生涯讓他在大清入侵時身在浙江，但他終究出身遼東；田雄則不然，出身關內的直隸省。此二人體現出貳臣名單中的潛在主題：遼東與直隸省北方的漢軍象徵性地被分隔開來，但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八旗漢軍征服華北時，在行政上是合併的。如今他們可以直言不諱，遼東並不忠於明室；並因個人的欺騙或投機行為而遭到少數人語帶輕蔑地譴責。但「關內」當地人理應聽憑明廷差遣；他們侍奉大清的所有功績都是拿背信棄義換來的，而接受其服務的政權則不加以評價。
＊作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現任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歷史學教授，長期研究清史、中亞史、比較歷史和全球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