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思想史  

前言：本系列文章為《DeepSeek講道德經－與AI同行的智慧之旅》人類部份的序文，本書上卷將於3月初由作者自營的工作室「博士草堂」出版。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在我1980年代上半葉於美國讀研究所的時代，歐美的新左仍然很盛，加上群左並立，但我很少以左翼來自我定位，而比較習於以「基進」（radical）來自況與自我定位，而與左翼有所間隔。(01)所以，我對台灣過去左翼的印象其實很模糊，在學校讀書的時代，也沒有特別花功夫去追溯一條台灣左翼的系譜。

余英時老師的九秩壽慶即將來到，我在二○○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他的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那篇文章刊載於論文集，可能流傳不廣，現在增寫該文，訂定新題，為老師的九十歲生日獻壽。增加的文字有兩部分。首先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臺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其次，我也對十年前的舊文有所增訂。現在這篇文字可以代表余老師在我心中絕大部分的印象。另外要註明，本文增訂的部分，大多已另行刊載於二○一八年十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陳弱水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識。）

余英時教授於2021年遽歸道山，王德威老師與曉真有意編纂一紀念專號，命余就余先生少作《方以智晚節考》一書撰著專文。此書幾乎可以算是余先生第一本廣獲學林重視的學術專著，不論是在理解余先生的生平學問歷程或方以智個人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故不敢辭。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契（AugustoPinochet）將軍成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的阿彥德（SalvadorAllende）政府，綜觀近50年來的變遷，本文從三個時期探討三個面向的歷史教訓。首先是皮諾契1973年9月11日政變成功起到1990年3月10日卸任總統止，如何透過「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推動新自由主義創造經濟奇蹟。其次是1990年3月11日智利回歸民主政治後執行轉型正義過程中追求法律與政治平衡的困境。最後是2019年10月6日智利爆發「社會動亂」（Estallido Social）以來，如何從對新自由主義反撲演變為2022年9月4日憲法草案公投失利，導致就職僅半年的博里奇總統（GabrielBoric）淪為「跛腳鴨」的窘境。

（二）李應元先生訪問紀錄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認識張灝先生很早，二○○三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一天造訪香港科技大學，經丁學良教授引薦，與當時在這裡做教授的張灝先生有過一次簡單的交談。

剛上政大，有一次從校園附近走台階上指南宮，一邊登山一邊唱歌。桃樂絲黛在「擒兇記」裡的「QueSeráSerá」，歌詞說「小女孩時，我問媽媽：將來會怎樣？我會漂亮嗎？我會富有嗎？……媽媽這麼說，「QueSeráSerá,Whateverwillbe,willbe（未來不是我們可以預見的），QueSeráSerá……」。朝著雲霧中的空山，大聲的唱，其實對於未來，我的疑懼遠超過嚮往。美國反越戰的風潮正盛，戴花的嬉皮說，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老人」，三十歲就是生命最遙遠的邊界了。歌聲散出重重清冷的山嵐消失，沒有回音。

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歿於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社評），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以獨特視角觀察悠久歷史、以「說故事」寫作方式蜚聲國際的中國近現代史權威史景遷，25日耶誕節當天因巴金森氏症併發症在康乃狄克州家中逝世，享壽85歲，他的《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胡若望的疑問》、《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婦人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曹寅與康熙》等著作都已成為史學經典。

2001年，首屆獨立影像節以「民間獨立電影」為題在北京電影學院開幕，主辦方是實踐社和《南方周末》。這是第一個由非官方團體組織的公開電影活動，代表1989年之後出現的另類空間和公眾開始走向體制化。這些空間起初出現在藝術村、鬆散的電影俱樂部或協會（如北京的實踐社、南京的後窗放映）。《南方周末》發表了評論人和策展人羊子撰寫的〈民間的含義〉，算是這一事件的某種宣言。他回擊劇情片單元的作品其實與北京電影學院有關而只是「偽民間」的說法，與其透過體制的方式定義民間，他以個人表述的形式來說明這個詞：

筆者從2000年到2012年在北京有過漫長的12年生活經驗。這段期間恰好是中國社會變動最劇烈的年代，這是單位福利分房到商品房、自行車到轎車、BP機到手機的轉換年代，也是中國從低調的｢和平崛起｣漸次轉化為霸氣的｢大國崛起｣的關鍵時代。

環翠樓是有四百年歷史的著名旅館，是近代日本皇室和名人經常造訪住宿之處。館內還收藏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肇建民國的孫中山、影響一代人的民國文人梁啓超留頭的墨寶。

渡邊浩，日本政治學者，法政大學名譽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専門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亞洲政治思想史，師從丸山真男（二戰後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治、思想學者）。2017年曾來台擔全中研院傅斯年講座，主題為「日本與中國的思想交錯─以19世紀為例」

引言：岡田英弘，（1931年1月24日－2017年5月25日），日本（右翼）歷史學者，專長為滿洲、蒙古史。其妻是同為歷史學家的宮脇淳子。王岐山曾對日裔學福山說，「去年有機會讀一本岡田英弘的歷史書……他對於蒙古的歷史、對歐洲和中國之間的地區的微觀調查做的很好，對於民族語言學有很深的功底……」當然，學界對其評價自有仁智之見。

「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黃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