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上政大，有一次從校園附近走台階上指南宮，一邊登山一邊唱歌。桃樂絲黛在「擒兇記」裡的「Que Será Será」，歌詞說「小女孩時，我問媽媽：將來會怎樣？我會漂亮嗎？我會富有嗎？……媽媽這麼說，「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未來不是我們可以預見的），Que Será Será……」。朝著雲霧中的空山，大聲的唱，其實對於未來，我的疑懼遠超過嚮往。美國反越戰的風潮正盛，戴花的嬉皮說，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老人」，三十歲就是生命最遙遠的邊界了。歌聲散出重重清冷的山嵐消失，沒有回音。
迷霧散去，大學畢業後，「未來」很快的迎面撲來。結了婚，匆匆忙忙的早就超過三十歲的邊界，二○一○年沒跟往年不同，錯過結婚紀念日才想起來；今年又忘了。但是做雜誌真的很忙，尤其是接近月底快要送廠印刷，我們沒有時間想這些事。
那天早上，和平常一樣晚起，才中午，恒煒連喝了兩杯濃縮義大利式咖啡，仍然覺得昏昏沈沈，硬撐著在書房工作。我並不覺得奇怪，從美國回到台灣接手《中國時報》副刊開始，二十多年持續忙碌，他幾乎天天喊累，我聽到耳朵生繭。
「妳看，小便這個顏色算正常嗎？」探頭一看，這還用問？深棕色像洗咖啡壺的水，還帶黑渣！他再補一句：
我趕快打電話給黃進興。我們這位交情三十年的老友，哈佛大學中國思想史博士、中央研究院的新科院士，卻是朋友圈裡的醫療顧問。學術界外的朋友都尊稱他 Dr. 黃，他的興趣和交遊一樣廣闊，包括各種疾病和各科名醫，也很勇於上醫院看病做評比。他一聽恒煒的癥狀，馬上給考倒了，直說快去醫院給振文看吧。
打電話給陳振文醫師，當然，他是進興介紹給我們的。以前擔任過榮總的家醫科主任，現任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腎臟科主任，剛升副院長。多年來可以說是我們的家庭醫師兼好友，任何健康上的問題，找他就對了。當晚正好他有門診，恒煒要寫完《自由時報》的專欄再去，跟他約晚一點。
九點左右到他診間。先量體重，振文和病例一比對，馬上皺眉頭：
「怎麼瘦了那麼多，七公斤哎，為什麼不早來醫院檢查？」
說到尿色和非常疲倦等癥狀，他瞪著恒煒看了好一會兒，對我說：
「妳看，他眼白黃黃的，臉也黃，是不是？妳沒有發現？體重減輕多久了？疲倦多久了？」
是有好一陣子，我們忙到忘了暫停工作、也沒閒情看自己或對方。
回想七月間，有天兒子想大吃一頓，我們到餐館晚飯，但是才剛開始，恒煒已經疲憊到沒力氣吃，直催我們趕快，他要回家休息。
「好像這幾個月一直都很累。」我真是不太清楚，恒煒卯起來工作，一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聽勸的。
振文臉色沉下來，我看著心裡一驚。他在電腦上打字一陣子後才開口：「恒煒有黃疸，明天準備來住院吧！我們先檢查看看。」
那天是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還沒看到眼前的情況：大禍臨頭了。
一九八六年我們離開《中國時報》，和黃進興、石守謙、李永熾、方瑜、王汎森、錢永祥、黃道琳等中研院和台大教授及企業家吳東昇一起，創辦《當代》雜誌，主要由我們兩人負責。二十年後，彈盡援絕，停刊了近三年。
直到二○一○年六月，一位匿名企業家透過朋友，無條件贊助《當代》復刊。能夠繼續以雜誌作為思想文化對話的平台，又可以有一些轉變，像當年在《時報》副刊那樣貼近台灣的現實，做一些政治和社會批判。恒煒積累一生的人脈、能量和理想，竟然可以施展，我們當然毫不保留的盡全力工作。然而一本月刊，編輯事務只有兩個人扛，再怎麼拼也忙不完。
七月做出八月號，沒有喘一口氣的時間，因為兒子振玄九月要到美國上芝加哥大學的碩士班，我們得陪他去，幫他安頓住處。進度必須超前，八月間提早做完九月號，並且預做一些十月號。
距離我們陪振玄去芝加哥只有二十天。早在七月已經訂了三張機票，也答應了芝加哥台灣同鄉的邀約，恒煒要在九月十八日發表演講。
次日，早上在家看了糞便顏色，淡淡的水泥灰，果然是醫生說膽道堵塞的症狀。到北醫辦了住院，馬上先做胃鏡檢查，準備打通膽道。檢查時，振文全程陪同。
黃昏，我和振玄在醫院對街的人行道上，焦慮的等著恒煒檢查完畢一起晚餐。遠遠看到他從暮色中走來，神清氣爽的說：
「院長到病房來看我，說檢驗報告出來了，沒有癌細胞！」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和振玄兩個，生平第一次在街上擁抱著又跳又叫，像美國電影裡瘋瘋癲癲的小女生。振玄當然雀躍，他得到了芝加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入學許可，如果爸爸病了，負責學費的主力艦停擺，讀碩士的夢想很可能就只是空想了。
我們開心的吃了日本麵，一起回到醫院。還沒進病房，振文已經等在裡面，看到我們，大聲責備：
「妳聽恒煒講喔……，唉，沒查到並不表示沒有，只是採的樣本少，剛好那幾個細胞裡沒有癌細胞，但是可能有，只是沒捉到。」
這是有名的樂觀主義者恒煒遇到有名的悲觀主義者振文，典型的落差。
原來照胃鏡時，遇到膽道堵塞，本來醫師想用些力道硬把它戳通，但振文在旁，怕弄破膽道反而造成新問題，決定喊停，先採集一點組織去檢驗，所以目前還不能確診。
一九八二年恒煒接受了《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派的新職務，回台當「人間」副刊主編。
我們剛到任，會算命的美術編輯林崇漢就建議移動主編的桌子，否則職位不會長久。但我不喜歡算命，恒煒更是堅定：
而且恒煒跟余董事長商討回台工作的條件，是做滿三年就去美國進修，像《聯合報》的盧世祥、楊憲宏那樣在柏克萊讀個碩士，再回報社。所以不必聽算命。
在那戒嚴的時代，跑政治的記者，往往寫了新聞也登不出來，文化、藝術、電影等等，沒有什麼領域是沒政治禁忌的，副刊反而可以文學、理論、報導各種方式探討，什麼議題都不忌諱。恒煒的叛逆個性，在這裡稍稍放縱一下，試踩紅線，看看能突破多少，前進一步算一步。所以來副刊看版的訪客很多，有報社內專跑政治的記者陳浩，也有社外來湊熱鬧的如陳文茜、三毛、馬以工。尤其到了週末，恒煒請當時讀完碩士正在服軍官役的廖仁義、王汎森都來上班，大家往往聊成一片。
其中馬以工、王汎森等都會算命，要了恒煒的生辰來排八字、算紫微斗數。奇怪的是，有好幾個人的說法是相同的，包括我們應該遷居南方，如果在台北，最好搬離北投住到新店去。另一說是恒煒平時很健康，但是如果生病，一定很嚴重。後來我們住淡水，平路帶兒子來找我們郊遊，還再說了一次：往南方住比較好。
這個警告對我充分的發揮了影響力，我把憂慮化為行動，洗青菜不嫌次數多，努力洗掉想像中的農藥，總是不安心。恒煒有任何不舒適，還沒到看醫生的程度，我已經嚇出一身冷汗。
我以健康之名，不時提醒他早睡、進餐要定時定量……，然而總換來他的回嘴：「放心，我不會生病。」
每天唸多少次，就聽多少次「放心，我不會生病的。」終於，不但我鈍化了，連他自己都信以為真。
大學時代讀過的《中國哲學史》作者勞思光教授，報社工作讓我們常和勞先生、進興餐敘。他在大學裡開課教「數術」，也就是用《易經》卜卦算命，所有人見了他都逮住機會請他算命，恒煒卻從不開口，勞先生反倒憋不住好奇，有一次非要幫恒煒卜一卦不可。他問到生辰，在一張大白紙上寫了一堆數字算了半天，結果也沒講出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而且只算到六十歲左右，他說：
轉移話題不再說了，我只奇怪為什麼不算七十、八十會怎樣呢？但是沒有人追問。二十年後回想，難道，他真的算到了這次災厄，所以噤聲不語？
晚上我在家接到曹長青從美國來電，談恒煒請他寫的文章的進度，我告訴他恒煒的情形，他聽了焦慮得不得了，很快地根據病癥寄了一篇關於A型肝炎的文章來。我看了更憂心，因為北醫的檢驗，已經排除了A肝和C肝的可能。
二十五日，正常情況下，雜誌應該要準備進印刷廠。總編輯住醫院，工作還是要繼續。振文給恒煒排滿整天的檢查，我在家裡忙編務。傍晚恒煒電腦斷層掃描的結果出來了，胰臟頭長了小腫瘤，漫延到附近，堵住膽管，膽汁分泌了卻沒法進入胃部消化食物，所以才會那麼累又沒胃口。
二十六日，做「經皮穿肝膽囊引流」手術。恒煒一向沒什麼神經，平常手上腿上滿是擦撞瘀傷血跡，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撞到、割到，這手術倒是喚醒了他體內的疼痛神經。推回病房時，他皺著蒼白的小臉、癟著嘴，用力對抗劇痛。我安慰他：
他點一下頭，說不出話來。不過整天昏沈、食不下嚥的情況，暫時緩解了。
晚上，進興來病房。他這幾天不時打電話關切，既像家屬又像醫生，雙邊聯繫。振文也來，四人一起討論接下來怎麼辦。
振文很嚴肅，但還是擺出笑容：「恒煒、文翊，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我就實話實說，你們應該都可以接受吧？」
振文判斷，恒煒的腫瘤百分之九十是胰臟癌，腫瘤大小兩公分以下，已經侵入膽管，需要開刀切除。如果在他們醫院動手術，他可以安排兩位外科醫生合作，縮短手術時間，但可能不止七、八個小時。因為胰臟躲在肝膽胃腸的後方，靠近脊椎，病灶的位置，就像是個繁忙的交通樞紐、十字路口，手術難度很高。
進興已經做了功課，他補充說，這種大手術叫惠普式，僅僅開刀的致死率就可能有百分之五，輕忽不得。至於到底是不是惡性腫瘤、擴散的情形如何，他們說，沒有剖開肚子親眼看到，無法判斷。經過一番討論，他們兩位「Doctors」取得共識，先打聽幾家醫院的外科醫師再說。我一邊聽，一邊感覺大腦和心臟像海灘砂堡遇上漲潮，被一波波湧上來的海浪掏空、崩塌，散成隨著波濤推移的細沙，身體消失了，只剩一縷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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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書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