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一九年七月上機的那一夜，我還記得是八號風球。十多個小時後，到達地球的另一方。下機一刻，內心有種抖動，好似心跳少了幾拍。我隱隱然感覺到，大概這是別離的滋味。可能以後，再也回不去那家鄉了。這幾年，一直在思索離散的主題，也寫過兩本書，只是一直無法連結個人的經歷，內心的掙扎和頭腦上的觀念。到底這時代經歷的離散，還可以如何被理論語言所轉化、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在離散中展開新的可能，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問題。離散既是命，也是運，福禍往往相倚。
在離散的時代，如何推演著好的政治思想，發展出合乎當前時代條件的新主體和社群關係，實在是無比重要的事。輾轉在美國參與過一些離散組織的活動，又出席過某年的香港峰會。我一方面欣喜看到海外港人努力面對新的時代挑戰，不懈地連結組織，推動互助網絡，維繫著某種國際社會的聲援網；但同時不住地憂心，在行動之外，再也看不見更大的遠景。在當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中，再談民主與世界革命早已不知所曰。列寧在百年前擲下一句「怎麼辦？」，今日再度縈迴心頭。
在理論的森林遊走多時，漸漸覺察到故事與敘述，或者才是我們的最終救贖。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故事和記憶，還要為故事正名。全因在敘事的世界，我們才得以擺脫財產個人主義所框限的群己分界，與萬物相連，跨越生死者的國度。敘事使我們連結，使我們得以展現倫理的生命。若要建立離散政治哲學來擴充政治視野，我們不單需要敘事，也要為敘事賦予更深刻的哲學基礎。這既是為了安身立命，也是在面對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世（Capitalocene）的離散時代，尋求解殖知識生產的可能。牙買加小說家和思想家西爾維婭．溫特（Sylvia Wynter, 1928-）曾言，人是講故事的物種，只是人常常忘了，以為自己只是眾多生物之一。
人既有生物性的面向，但同時卻又跟萬物有所分別，當中的分別在於在云云萬物中，只有人類會訴說自身的故事。有了故事，人類才真的成為人。講故事的能力，像語言或者想像和記憶，固然都跟神經、身體和基因有關，但又只有人類，「作為說故事之人（storyteller），才能以故事敘述自身作為純粹生物（purely biological）狀態而存在的。」換句話說，「人作為動物之一」的觀念，反而是因為科學敘事才得以可能。因此，人追求關於自身的科學知識，並非等於會順理成章地走進物理化約論（physical reductionism）的死胡同，視世間一切都只是物質活動、物理方程式結果和化學反應而已，反而間接地肯定了人作為敘事者的存在狀態。冷冰冰的科學世界觀，不過是眾多敘事可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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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有敘事能產生意義、價值、理念和身份，以至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架構，連帶馬克思的上下層社會經濟結構論（base and superstructure），大概應該要重寫一遍。語言和概念不再是經濟生產關係的產物，不再是單純服務於當前的主流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反倒是社會關係之根本，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可能的先決條件。但我不是想重繪某種固定的歷史結構，因為這不過重覆著上述殖民系統思想的操作。反而令我感興趣的是這意義生產之意義。甚至可以說，只有當出現了敘事，人類才真的擁有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不是人類發明了敘事，而是敘事創造了「人類」。
當然，這種黑格爾主義式的意識歷史辯證過程，很可能被視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因為看似只有人類才能站在這意識階梯的高位，宛如阿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只有人作為政治和懂得運用言語的動物，是存活在天神與萬物之間。但溫特提醒我們，生物性也不過是敘事的結果，因此批判敘事也可跳出科學界對於物種邊界的牢牢劃分，改從物之集結性（assemblage）理解人理解自然、肉身跟技術物的混合體（cyborg），超越物種邊界和人的固定本質。若然如此，敘事來產生的關係網絡和意義，正是冰冷宇宙間的點點溫情暖意。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使得生者與死者得以在美學世界連結，在敘事的意義王國之中，生者和死者共同組成一個新的共同體，這便是身份和公共記憶的形成。對我來說，這才是離散政治思想的福音。
香港元朗黑暴事件，香港民眾痛批警方與不明白衣人為伍。（AP）
曾經歷「7．21」香港元朗黑暴事件，如今已離我們而去的前記者柳俊江（1981-2024）在書中寫道，「遺忘，不一定是自然現象。因為時間，記憶消退。因為創傷，選擇忘記。因為謊言，焦點模糊。因為利益，竄改歷史」。記憶和真相是長期的道德戰場，是群體和個人身份與主體性的永恆鬥爭，更是社會變革與否的希望所在。
換句話說，敘事並非單純是自由表達意見的表現，同時社會敘事也不一定盛載著自由多元之主體特質，也能被國家與資本力量馴化，變成意識形態工具。因此，強調意義生產的多元需要根本地抗拒著殖民性的人類中心觀，或者以宰制為核心的自然觀與主權中心觀，並通過敘事和再生產敘事來不斷重塑記憶和身份，從而帶來新的社會關係的想像和可能，新的自然—人—技術世界的意義網。比起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觀，即通過理性和語言述說價值、或者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視行動和創造作為體現人的平等的最重要條件，我認為敘事作為言說和行動，才是更為根本的倫理關係。這也算是和應著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倫理作為第一哲學」的觀點。
因此，如何以新的敘事詢喚（臺譯：召喚）出解放性離散主體，並重新想像眾多離散社群作為廿一世紀的主要政治主體力量，並跟諸多生物死物、生者死者連結成無比重要的歷史推動力。在改造生活世界的同時，正面建立離散群體在政治思想的新範式（paradigm），正是拙作試圖拋磚引玉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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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思想形態的敘事，形式上不會限於虛構故事，不是只有童話或科幻之類的才算是敘事。這是在廣義上，蓋括所有故事、神話、歷史、記憶、知識等，都可列入敘事的行列。同時，敘事作為思想方式也可跟抽象推論的理論模型區別開來，前者更強調殊別性、在地性、開放性、世界觀和知識的生產／權力關係，也不會把非抽象觀念堆砌的文本和形式排除在政治思想視野之外。因此，這是從方法論上實踐解殖，避免重複著傳統西方哲學思想套路中高舉普遍抽象，貶低多元殊別與衝突的帝國思想方式。這些原則說易行難，只盼拙作能略盡綿力，嘗試理論地訴說敘事在離散政治的重要作用。
作者認為，認為如水哲學能夠呼應離散主體之敘事觀，在社會運動陷入低潮的當下，推動我們去行動和連結，在離散時代擔當更前瞻的位置。。（美聯社）
因此，拙作題為《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其中六章會分成三個部份。頭兩章會首先討論離散的意思，如何以香港的苦痛連結離散時代，與哀哭的人同哭。我會先區分離散、移民和人口流動之別，還有猶太錫安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離散概念，以突顯離散作為政治概念的多重意義。第二章會處理當下的時代特質，以離散時代作分期標名，既是因為政治經濟秩序孕育出來的新帝國主義，導致一波波離散人口的出現；另一方面，現代化帶來的生態危機，同樣使得離散現象劇烈地波及世界每個角落。
接下來的第二部份，在第三章我會重塑敘事作為非推論式（non-discursive）的政治思想方法，並深入地思考敘事結構和特色，如何對應著多維度敘事主體的連結性。這敘事主體性的重構是第四章的主要部份，我會討論四層敘事主體觀，即肉身主體、虛擬主體、公共主體和行星主義，以及其各自的連結關係，以及當中的倫理關係。從人與物、人與技術物、人與人和人與行星自然之間的相連相交，既在單一維度上互相改造倚靠，且在點、線、面般不同維度上又有相互作用。這倫理性（the ethical）是不同於一般意義理解的道德（morality），前者強調的是關係和連結多於責任和規條，並且主體的倫理性跟敘事的結構是相互扣連的，人通過敘事加以連結，而反倫理之敘事正是暴力與不義之源，因為那是對行星世界關係網的毀滅，離散聯邦必須加以摒棄。
最後兩章則是關心離散敘事的實踐問題。第五章會先處理敘事政治的理論挑戰，特別是敘事作為政治技術，往往在消費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時代被馴化，成為管治和規訓的工具。我們若要喚起敘事論在離散政治中的解放力量，便需要認清其結構和作用。敘事作為進步政治的技術，跟其在離散主體覺醒所擔當的角色是分不開的，而離散主體怎樣連結起過去數百年的國際主義運動，使其能進一步連結離散群體以外的進步運動，也是這政治視野應發展的方向。最後一章，我會理解香港抗爭運動的如水哲學，作為敘事政治之實踐嘗試。過去對「如水」的詮釋，一直太局限在社運的戰術層面上，令人忽略更廣闊的戰略領域。我認為如水哲學能夠呼應離散主體之敘事觀，在社會運動陷入低潮的當下，推動我們去行動和連結，在離散時代擔當更前瞻的位置。香港不單只為香港自主而奮鬥，更是更是在摸索和實現後主權時代的新政治形態和想像。
因此，我希望敘事視野作為離散時代的新哲學，幫助我們在人工智能、人類世生態災難和全球民主倒退的動盪時代，想像出超越國族的政治形態。敘事的開放性和基進民主面向，都使得敘事共同體必然是多元眾數。只是，我提出「敘事聯邦」這政治視野，並不是期盼其能取代主權國家，能成為下世代的唯一國際秩序主體，一如有幾百年歷史的主權國形態，也不是由少數知識份子調控創作出來的理念產物，而是在無數人的建設與拉扯中形成今天的模樣。敘事聯邦不必然能取代主權國，但至少在並存時能創造出跨地域國族的身份和支援網絡，讓當前國際秩序能受到壓力，政治經濟系統能拉向我們心目中的方向，已是敘事作為政治抗爭的一大價值了。
最後，我希望能點明拙作在主權思考中的位置。在「否想主權三部曲」中，前兩集是以一破一立之方式寫成。第一部《主權在民論》是對歐洲主權在民思想史發展和演變的仔細梳理，而第二部的《主權神話論》，則是揭示和批判當前政治經濟的帝國支配秩序，以顯示舊有主權在民思想的局限，在當前必須加以克服和超越。因此，承接著帝國主義批判，這本《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在氣候危機和離散時代的時空前設下，嘗試否想主權在民理想中主體和身份記憶之邊界，重尋人民自主的新可能。主權者之民不能再停留在一國一族，而拙作希望照亮的是共同敘事的離散社群。
＊作者李宇森（Lee Yu-sum），美國紐約新學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英國約克大學政治系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碩士，網上刊物《燃燈者》主編。主要研究興趣為國際關係理論、批判理論和政治思想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二〇四六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