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在香港回歸25週年紀念儀式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表示：「一國兩制是世界公認的成功，沒有理由改變。」一國兩制真的成功了嗎？中國有遵守約定嗎？或許現在不是一國兩制，而是一國一制，因為在香港，曾是身分認同最重要的部分──自由──已經消失。
很久以前，好不容易找出看似完美的折衷方案，且中國和香港也都很滿意，但不知從何時起，緊張的認知平衡逐漸被打破。由於雙方都對彼此提出過分的要求，一旦某一方的要求增多，平衡便會就此崩潰，個人、地區和國家之間都是如此。就這樣，一直以來勉強維持的平衡被破壞，戰爭也隨之爆發。
總歸而言，即中國政府某天悄悄的將「港人治港」轉移成「愛國者治港」。如果沒有外部的特別刺激，地區意識就不會被強化。在中國的刺激下，香港的身分認同出於保護本能被強化。習近平上任後，為了確保統治正當性，對內、對外都在強調國家和民族意識。想當然耳，他的做法與之前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截然不同，他持續壓迫香港的獨特認同感，而且由於當地嚴重反抗，最終只得用最強硬政策《香港國安法》予以應對。
不同的意識型態之間，只要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紛爭，並走向決一死戰的局面。如今，中國與香港的身分認同矛盾，似乎以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而告終。縱觀世界史，意識衝突的盡頭是戰爭。從防止戰爭爆發和大規模人員傷亡的角度來看，中國與香港的衝突或許可以算是得到了和平。在香港示威最激烈時，有許多傳聞稱，人民解放軍的坦克車會開進來鎮壓，這麼說來，《香港國安法》上路，避免了最壞的情況，但付出的代價是香港認同感消失。
柄谷行人強調恐怖平衡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目前的穩定是眾多紛爭的最後折衷點，縱使好不容易找到中庸之道，但就像往常一樣，有些人大致對現狀感到滿意，有些人則對這種模稜兩可相當不滿。因此，他們夢想著變化、改革和革命。從某種角度來看，生活不就是為了想擺脫「緊張的穩定狀態」或「曖昧不明的關係」所進行的鬥爭嗎？對於一直在期待改變的人而言，現在的香港又是如何？
這樣看來，衝突和折衷點肯定也是時刻都在改變。社會基因產生變化後，又創造另一種環境。現在，越來越多研究結果顯示，身體行為具有可塑性，會根據經驗或生長環境變換。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指出，為了攻擊某人，便需要師出有名，即故事，用以證明某人與自己與眾不同。他還表示：「主張文化異質性的故事，無論什麼都會成為煽動戰爭和攻擊的藉口，我們透過這種方法製造出他者的存在。」
當然，也不能不提到「內部的他者」。鴉片戰爭以後，香港的身分認同便有分化的可能性，又或者說，只要受到輕微的外部衝擊便會再次分化。儘管香港有著複雜的國家意識，但在當地，剛從中國過來的阿燦、沒錢的人、沒能進入好大學的人、來自落後國家的人、不會英語的人等，都成了他者。香港沒有真正的主人，它就是一個如此分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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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由離心力而非向心力構成的社會。港人果真熱愛香港嗎？前面提到，1970年代推行「香港是我家」的清潔運動後，香港人開始強化自身認同感，但在這之後香港的離心力似乎也跟著擴大。
回顧過去展開的政治示威，大都集中在打破內部殖民統治上，就算與中國政府簽訂迴避港獨等極端名分的協定，消除貧富差距和打破勞動現實等社會改革運動，也於事無補。香港徹底按照階級、世代、背景、政治傾向劃分，若說上街抗議的人或沒出來的人都是他者也不為過。我給香港朋友的建議是，與其一直強調身分認同，不如解決內部殖民問題，也就是縮小與他者距離的運動。
在學習中國（國家）和香港（地區）這一史無前例的特殊關係網，即中國與香港的認同感矛盾時，我得到以下教訓，希望這樣的經驗能幫助中國和香港、中國和台灣，以及南北韓等產生意識衝突的所有地方。
國家和地區，誰輸誰嬴
在不同的地區，各階級、各職業都有不同的認同。根據貧富差距和職業種類，表現出不同是理所當然的事。
香港也以地區或階級區分。國家或地區意識的特性，會尋找與自己相似的人共同生活， 但香港的國家認同總是根據名和利反覆離散、集合。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人為的介入來達到統一（整合），從世界史中便可看出原因。試圖統一，大都是由強者或多數人強行策劃。當然，無論是少數（弱者）還是多數（強者），都會有不幸福的結局。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也指出，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從古代存活到現在，今天許多國家都是在過去幾個世紀內整合起來，也就是說，比起地區化，國家化正在強力推進。他還說，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等國，都是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們劃定的結果，也是無視地域、歷史、地理、經濟的結果，該區域的動盪自然也顯而易見。
中國和香港、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日本和沖繩、法國和科西嘉大、中華民國和台灣原住民、美國和夏威夷原住民、紐西蘭和紐西蘭原住民……這些都可說是體現國家和地區認同不同的代表案例。位於西班牙和法國邊界的巴斯克地區也提出，「區域是否非得要融入國家不可」的原始問題，但一如既往，當國家和地區發生衝突時，獲勝的總是國家。因此，這種痛苦便會轉嫁給少數人並強迫他們就範。
有一次我在香港，親眼見到親中派的人士。當時我說正在研究中國和香港的矛盾問題，他提醒我，這是一項承認衝突存在的研究，中國人不會喜歡。這句話體現出被國家主義洗腦的中國人的一面，也就是說，他們連雙邊存在紛爭都不願意承認。這是大部分中國人看待香港的心態，即中國國家主義的真面目。
我的指導教授從小隨父母從廣東移居香港，大學畢業後，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又回到香港，一輩子都站在講台上傳道授業。從表面上來看，他是對香港的體系等非常驕傲的香港人，然而作為中文系學生，他對中國文化有著無限的自豪感，身為中國人的自尊心也很強：「哪有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啊！」我理解教授的立場是先以血統或文化來溝通，再尋找共通點。相反的，香港的代表作家西西更強調地區認同，而非國家認同，她是批判國家意識型態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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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在香港學專門書店「序言書室」的角落，偶然發現《社會主義者》和《勞工文藝》兩本雜誌，才注意到他們的存在並開始關注。他們高喊著打倒中國共產黨、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並進行提高最低工資的抗爭。
香港為了維護自身認同，曾有過上述這樣的苦惱，但今後這樣的討論和苦惱將永遠消失在歷史中。在地區與國家的角力中，有沒有地區能獲得勝利？或許從一開始，雙方就不可能為了溝通和理解，進行真摯的討論。
相同與不同，兩制變一國
中國和香港不同，中國人和香港人也不同，但中國人總是想用血濃於水來囊括所有。不論如何，雖然過去曾擁有相同基因，但現在已經不是。隨著時間流逝，「血」（基因）也跟著改變。
如果說中國和香港之間存在問題，那就是身分認同問題；如果說中國和香港發生衝突，那就是意識衝突。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論，如果認同感是大腦結構的表現，那就表示，中國人與香港人因不同的大腦結構產生矛盾。
要知道的是，現在的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差異，這才是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一國兩制最初的構想也是承認香港的獨特，但那種特別卻逐漸形成對立，後來「兩制」變得什麼都不是， 只有「一國」變成絕對。照這樣發展下去，就會忘記對方的不同。
「中國─香港體制」也是多數和少數、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立，也許所有的矛盾都源於歷史也說不定。
如果說香港強調民主和科學，那麼中國就是把國家和民族放在首位；如果說中國依然崇尚國家或民族的意識型態，那麼香港的身分認同就是強調合理性。中國政府認為，必須注入中國特色的認同感，方能解決問題。
中國傾注全力對香港注入國家和民族性，為的是盡快讓港人成為國民。中國和香港的認同感各自又分成多個小的認同感，也就是說，小認同彙聚起來構成大認同，而且大的也會再次影響小的。
正如前述提及，身分認同會隨著外部衝擊或內部紛爭發生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與香港出現許多衝突。前者努力以堅定的中國意識拉攏後者，後者則努力守護自身認同。然而，與毫不動搖的中國意識相比，香港的身分認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分化。就像香港認同感經過生成、分化和重組，歷史不會滅亡，只會不斷編寫和重組。
據說，世界人口巧妙的使男女比例維持各半，除非人為調整，否則將會一直保持不變。我想假設大腦結構的比例也是如此，並將其命名為「三三四的假設」，換言之，世界各國國民的政治傾向基本上是「三成保守、三成進步、四成中立」。若要以科學角度證明，便需要更多國家的資料，但從韓國、台灣、香港的情況來看，三三四的結構相當穩固。
美國的狀況是，根據分析民主黨或共和黨支持勢力的資料或大選結果，表現出緊繃的均衡態勢。在沒有重大議題時，選舉時常以細微差異作結，保守派和進步派也依舊為了獲得中間選民的票而相互鬥爭。
事實上，從美國和韓國的選舉來看，取決於如何蠶食和撼動中間選民，香港也是如此。香港引以為傲的廣大「第三空間」，即中間地帶，其寬度隨著政經情況產生巨大變化。
中間地帶依照政治與經濟流動。當然，以「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性為優先的三成民眾是毫不動搖的，但態度不明確的四成人群，會在其中觀察情勢變化，猶豫要站到哪一邊，而且不只香港社會如此。
在2006年回歸10週年時，代表香港，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中文人文雜誌《明報月刊》發表名為「中立的文化空間」特輯。在中國國家意識型態像海嘯般席捲香港社會的時刻，人文雜誌能做出什麼樣的對抗？或許，只能間接展示中立的價值有多麼珍貴。
在該特輯中，中國學者章詒和發布題為〈我們有「中立空間」嗎〉的挑釁性論文。她說，中國人一直以來都生活在被嚴格區分的等級和標準內，即好壞、上下、左右、高低、貴賤、貧富等社會中，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一生都在其中謀生。
平時一有機會就高度評價香港文化價值的劉再復，也一語道破香港作為第三空間的重要性。他在特輯中發表的論文〈再論「第三話語空間」〉，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的價值中立概念，相較於中國只存在非我即敵，香港的第三空間在兩岸三地（中國、香港、台灣）最為廣闊。不僅如此，眾多學者對香港這個「灰色地帶」，給予相當多正面評價，因為它既不左也不右，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香港的自由。
名與利，何者優先？
前額葉活躍的人傾向利益，顳葉活躍的人則優先看重國家認同。因此，無論給予多少實際利益，不放棄國家認同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放棄。對於他們而言，性命並非什麼利益，所以會以「以死明志」應對。
對於重視自身認同的人來說，死亡如草芥。從歷史上而論，我的頭髮（現實利益）可以修，但我的髮髻（意識）不能剪。對於真正希望香港獨立的人而言，中國或香港政府提供的經濟益處只不過是甜言蜜語罷了。有人的從一開始便選擇香港獨立（國家認同），有人則是向親中靠攏（現實利益）。
認同感是名和利的集合。這種結構有時是前者占上風，有時則反之。筆者認為，此兩者是構成整體性的基礎。根據情況的不同，其比例也會變得不一樣，因此意識型態時刻都在重組。即使同樣追逐國家認同或實際利益，其中也會再細分，這就是認同感的本質，既不是永遠，也不必一直皆是如此。倫理主義是意識，歷史主義是實際利益，相互矛盾卻又彼此牽制，以此形成認同，兩者都缺一不可。
在中國與香港的體制中，香港人試圖創造新的政治身分。實際上，一國兩制是為了賦予經濟性身分所採取的措施。中國政府認為，只要給予經濟好處，香港的政治名分問題也會就此得到解決，但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回歸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措施反倒激起且強化香港政治認同。不知從何時起，港獨開始刺激中國國家意識。一旦過分執著於國家認同，反倒會失去所有。
1997年回歸後，香港人時時刻刻都在比較，即比較以前的英國和現在的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改善了嗎？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香港回歸就像新自由主義，是讓市民更加痛苦的開端。香港的富商與中國政府，乃至中國富商勾結而變得更加富有，反之，香港老百姓的生活卻變得加倍艱難。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沒有改變，剝削情況反倒更加嚴重。在中國資本的空襲之下，香港公寓價格暴漲。
認同感隨時都在產生變化，既可能撼動以往，也可能重新建立，也就是說，名分和實際利益應該要有所交集，但香港回歸後，中國只提出「祖國」的國家認同。過往香港身為國際金融城市的自豪感，逐漸被上海和深圳追上，「來自香港」的優勢已然消失，青年就業機會也優先考慮中國人。如果說過去中國人是在香港受到歧視的阿燦，那麼現在的港人則是在中國受到歧視的「港燦」。
每次在香港搭地鐵時，我都覺得對面坐著的人看起來很累。香港人知道自己是少數，而他們是否又能理解香港內部的其他弱勢人群？回歸初期，香港政府未能致力於提升醫療、住宅等庶民福利。2003年，中國與港澳地區簽訂《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不過好處僅限於香港的富商和服務業，這對一般民眾（底層族群）的就業和利益並沒有太大幫助，反倒加劇貧富差距。
2021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發布預計在西北側建設250萬人規模的城市計畫。 而這代表要提前實現與中國最大經濟特區深圳的一體化，也就是說，在之間建設新城市，讓兩者融為一體。《香港十年安居計畫》也是如此，該舉的目的是，即使現在才開始，也要提供人民褔利。
從香港的身分認同歷史來看，多數中立派的輿論非常重要。在自尊心或經濟條件不佳時，香港人表現出獨立意志等反應，但最終，中間派做出現實的選擇。身分認同很脆弱，人們終究還是選擇利益。我以這樣的視角關注中國－香港體制的矛盾，而中國政府也很清楚香港人所具有的意識。
舊認同感已逝，新認同感正在創造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當地人開始自稱是二等國民或次等國民。從少數人的身分認同來看，香港是被統一，但也有學者認為，香港是強者，並稱實際上是香港式的資本主義支配著中國。
其實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曾派遣負責全國經濟貿易的公務員到香港，努力學習香港式的資本主義。香港的金融系統就這樣原封不動的被搬到中國，當然，後者也因香港資本主義的痼疾弊端而飽受煎熬。
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The Righteous Mind）的結語說道：
「人一旦加入政治團隊，就會陷入所屬的道德母體裡。他們在每一處都會看見大敘事的確證，如果你是站在他們之外跟他們爭論，那麼要說服他們、讓他們認錯，可就難上加難了，甚或不可能辦到。」
中國人被困在中國的道德母體（matrix）中，香港人也同樣如此。最終，當無法相交的兩者交會時，便是開戰時刻。特別的是，中國和香港以《香港國安法》在戰爭前一階段劃下句點。那麼，難道沒有其他方法能讓他們相互接受和理解嗎？
社會心理學家們提出四種解決矛盾的方法，即和平戰略。可以概括為四個C，即接觸（contact）、合作（cooperation）、溝通（communication）與協調（conciliation）。
中國與香港兩者既接觸又合作，但真正溝通了嗎？自1997年以來，我從未感覺到雙方真正有所認定、理解和溝通。他們從未齊心協力面對共同的敵人，也沒有當面談判，更沒有向第三方請求仲裁，只是強迫彼此服從，並沒有經由仲裁者協商。那麼，難道就不能制定共同的敵人或共同的目標嗎？如同海外華人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一致的國家認同，中國若能找出與台灣或與香港之間對外口徑一致的意識型態該有多好。
2003年，中國派遣中國首位太空人來到香港，希望向人們展示祖國的偉大。同時，中國政府還將2008年四川大地震、北京奧運作為培養國家意識的機會，因為這些是能夠喚起愛國心的最佳材料。然而，最終並未能找到合理的交集。
庫爾特‧勒溫說，若想改變文化，必須換掉領導者。他還說，意識型態和權力問題緊密相連。如此看來，中國政府自然會對香港領導者這部分非常執著。前面提到，個人對先前的價值體系越忠誠，就越會敵視再教育，而社會性的傾向越強，利己的傾向便會越弱，也會強烈反對再教育。他更進一步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再教育課程都會受到敵視。」這句話旨在理解回歸後香港是凝聚還是分化的重要衡量標準。
那麼，難道今後就無法正面看待「中國－香港體制」嗎？他們是不是從現在起才有了同舟共濟的共同點？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即香港這個基因和文化，是否應該看作是共同進化？
黑格爾（Hegel）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Weltgeschichte）中說，對於理性看待世界的人，世界也會展現理性的面貌。香港既有的身分認同已經消失，但新的認同感正在被創造。朋友們經常問我，香港往後會變得如何、是否已經完蛋？不是的，香港正在逐漸理解原本的自己，香港人和中國人也都在擴大思維範圍。
歷史真相為何，交由讀者判斷
哈拉瑞說，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人類的福祉必然會隨著歷史發展而改善。另外，歷史也不一定會朝著有利於人類的方向發展。他還說，研究歷史不是為了理解未來，而是擴大視野，同時也是了解「我們現在身處的境況既不是自然，也非必然」。黑格爾曾提到：「歷史是精神在敘述一段逐漸正確認識自己的過程。」
不只是博物館，也必須重新審思教科書陳述中所隱含的意義。我在這本書中講述雙方具有不同的想法，但只概略提到事實，剩下的便交給讀者判斷。這也是我想看到的博物館陳列，以及想讀到的歷史課本的方向。
如果想記錄香港歷史，只須教導香港的認同感變化即可。更準確的說，就是教育在中國與香港關係轉換下，香港的身分認同重組。在所有教授區域（國家）歷史的方法中，皆可切中核心。
看著「中國－香港體制」會發現，歷史並不一定都在進步，有時也會退步。當然，中國不會同意這說法，在香港的親中人士也不會贊同。即使狹義的解釋福祉的含義，但香港的情況依舊沒有得到改善，更何況，若以人類的自由和幸福作為標準，那可以說已經退步到了100年前，同時失去原來的價值。雖然原先的香港正在消亡，不過新的香港正在誕生。
現在我要回答前言所提出的問題了。歷史的核心是指什麼，即思考什麼樣的歷史陳述會擴大我們的思維範圍。劉再復說，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價值中立指的是在歷史事件中追求客觀評價，理解並同情歷史人物，也就是說，不要做出任何的絕對價值判斷。若站在黨派或權力鬥爭的立場，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非善即惡。
有人為了意識型態賭上性命，有人則只計算自己會得到的實際利益。當然，也有很多人的態度曖昧不明，遊走在中間地帶。歷史是被選擇的，而地區和國家認同也是如此。歷史既不是「我」和「非我族類」的鬥爭，也不是過去和現在的對話，僅僅只是重視身分認同的大腦和喜歡現實利益的大腦各自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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