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紀中葉也就是宋代以後，這個東部亞洲海域世界聯繫越來越緊密，彼此之間互相影響，也彼此交往。我們不說太大的事兒，按照時間順序，我來舉三個前人研究過的小例子：
第一個是木材的故事
一二四二年，南宋的著名禪寺，也就是所謂「禪宗五山」的第一山徑山興聖萬壽寺，突然發生火災。當時徑山寺的住持是無準師範禪師，他從一二三二年就任住持後，第二年就曾經發生過火災，經過三年，好不容易才修復，這一次又發生災難，實在是倒楣得很。可是，不幸中的萬幸，是他在重建徑山寺的時候，居然得到他的日本弟子，前一年剛從中國回到日本的圓爾辨圓和尚的幫助，居然從日本運送了木材來幫助重建。至今，無準師範給圓爾的感謝信（日本稱為〈板渡尺牘〉）還保存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裡。那麼，在無準師範和圓爾之間幫助運輸據說有幾千枚「欏木大板」，並且來回傳信的人是誰呢？原來，是一個叫作謝國明的中日貿易船「綱首」（船長），他從一二三三年就住在日本福岡，他的住宅就在現在博多的冷泉公園附近。這些商人在海上很活躍，日本學者川添昭二說，宋代中日禪宗互相交流頻繁，當時海上貿易船的中國人，往往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牽線人。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版渡尺牘〉。（出版社提供）
不只是這一次，這樣的事情歷史上還有一次。比這還早幾十年，日本禪宗（臨濟宗）第一人榮西禪師，也曾支持天童山千佛閣之重建。南宋有名的士大夫樓鑰在《天童山千佛閣記》記載，虛庵懷敞禪師「自天台萬年來主（天童山）」，但原來宏偉的千佛閣「歲久浸圮，且將弗支」，這時，正在虛庵懷敞門下學習的「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表示，「他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為助」，即願意從日本支持木材。「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至山中」。樓鑰記載，重建時大多數的木料來自日本，其餘的少數才是本地山裡提供。到紹熙四年（一一九三）甲申終於完工，據說「為閣七間，高為三層，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眾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為藻井……」，你如果去看日本京都榮西所在建仁寺的三門，大概也能感受到類似這個宏偉建築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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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是當時中日貿易的重要商品，在中國文獻裡面可以看到，中國對日本木材很看重，《諸蕃志》裡面說，日本的木材「長十四五丈，徑四尺餘，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運送」，大概出口中國很多。據說，一個叫作吳潛的寧波（慶元）官員曾經給宋理宗上書，提到「倭商」最重要的出口中國的商品，就是「倭板」和「硫磺」。最早研究這個問題的日本學者是藤田豐八，他在〈宋代輸入之日本貨〉裡，引用《諸蕃志》、《寶慶四明志》等文獻，經過仔細研究後指出，宋代進口的日本物品，在木材之外，還有錯金為欄的「五色箋」、作為藥用的珍珠，以及水銀、鹿茸、銅器等等，其中南宋人對日本木材最為看重，比如，一二二五年的趙汝適《諸蕃志》裡就說倭國的杉木、欏木很好，往往出口泉州；一二二七年修纂的《寶慶四明志》卷六「市舶司」也說日本輸入的松板、杉板、欏板，其中欏板「文細密，如刷絲而瑩潔，最上品也」；一二九一年的周密《齊東野語》也記載，湖州景德寺大殿用欏木，幾百年都不倒。據說，連南宋大詩人陸游死了之後，用的棺材板，都是花三十貫（三十千）買來的「倭板」。
《宋史．食貨志》裡面曾經記載說，宋代的海上商船，大的叫作「獨檣」，可以裝載一千婆蘭，而每婆蘭是三百斤，那麼，也就是三十萬斤，很驚人吧。你從這些事例裡，就可以看出：第一，在十三世紀，中日之間貿易往來很頻繁；第二，中日之間可以運輸的各種物質數量超出想像的龐大；第三，日本當時向中國出口的商品大多是原材料，說明宋代工藝和商品比日本高明。但是，更重要的是，日本學者通過這一木材貿易，還發現宋代市舶司徵收進口關稅相當嚴重，在無準師範給圓爾的〈板渡尺牘〉中發現，某次運送的一千塊木材，他只拿到三百五十塊，除了一百四十塊有另外原因不能到手之外，有三百三十塊被慶元市舶司扣留作為稅收，這是很沉重的。所以，寺廟的僧人也只能通過送「人情錢」的方式，把這些木材贖出來。這個人情錢有多少呢？據說是「三萬緡」就是三萬貫。從這個事例中，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東亞歷史現象呢？
第二個是煙草
卜正民在被廣泛稱讚的全球史著作《維梅爾的帽子》的第五章〈抽煙學校〉裡，引用明代人楊士聰《玉堂薈記》說，十六世紀末，大概在天啟年間，北京開始有人抽煙，甚至引起崇禎皇帝的不滿，因為農民種煙葉卻不種穀物，危及糧食供應。卜正民把這件事情當作全球網絡的一個例證，說美洲的西紅柿、馬鈴薯、辣椒、煙草傳遍全球，煙草通過三個途徑傳入中國，一是由葡萄牙人從巴西經澳門，二是由西班牙人從墨西哥經馬尼拉，三是「輾轉經東亞數地進入北京」。其實，第三條道路也包括經由日本、朝鮮到達中國東北，日本學者浦廉一在〈明末清初滿、鮮、日關係的一個考察〉中就說到，《朝鮮王朝實錄》裡面記載，一六一六–一六一七年，也就是萬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的時候，煙草就由日本傳到朝鮮，但是「不至於盛行」，到了天啟元年、二年，也就是一六二一年、一六二二年的時候，「無人不服。對客輒代茶飲」，比前面說的傳入北京還早。到了崇德三年（一六三八），也就是崇禎十一年，北韓人還把煙草帶入瀋陽，被清朝發現。這個時候，煙草也叫作「南草」或者「南靈草」，包括抽煙的工具，都成了日本特產，《通航一覽》裡面記載，日本官方曾經給朝鮮贈送煙草和煙器，當作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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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一座橋
越南中部的會安，有一座來遠橋。據史料記載和日本學者的研究，這座橋是十六世紀末，當地的猴年（申年，一五九三），由日本來安南的商人興建，後來在狗年（戊年，一五九五）完工，所以橋的兩端分別雕刻了石猴和石狗。幾十年以後，大概是十七世紀的二〇年代，西洋人來這裡，立下了日本人和華人分開居住，「各守其國之法，各有管理之官」的規矩，於是東邊是日本商人，西邊是中國商人；再往後，日本江戶時代的鎖國政策越加嚴厲，於是日本人撤離安南，這座橋就完全由華人接管了。十七世紀中葉，明清易代，一些遺民陸續到這裡居住，它離菲律賓、印尼、馬來亞近，所以這裡成了中國廣東、福建經由東南亞與外部世界貿易往來的第一站，所以慢慢地歐洲人也常常到這裡來。一七一九年，越南皇族也到這個繁榮的地方來，有點兒文化的越南貴族就把這座橋，根據《論語》裡面「近者悅，遠者來」的意思，命名為「來遠橋」。
這座橋最先是日本商人修的，所以，在日本留下了一幅畫，叫作《茶屋新六交趾貿易渡海圖》，大概是寬永年間（一六二四–一六四四）日本商人撤離越南之前繪製的，這幅畫長六百九十公分，寬七十二公分，曾經在岡崎市美術博物館特別企畫展圖錄《東と西の出会い：家康の生きる時代》介紹過；最早發現這幅畫，並加以研究和介紹的學者是辻善之助，他在《南洋的日本町》（一九一四）裡討論了越南的這個貿易據點和日本商貿的關係，此文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修訂，一九二九年又有增訂本。辻善之助是日本著名學者，他認為此圖大約作於寬永時代，是有關日本和越南關係的一個新發現的資料，因此，這座橋最早引起了日本學者的興趣。另外大家都知道，越南曾經是法國殖民地，法國對於越南的深入研究，很早就開始了，法國遠東學院最早就在河內，我二○一○年曾經去過，遠東學院的舊址現在已經是越南的歷史博物館了，當年像我們熟悉的法國學者伯希和、馬伯樂，就在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待過，對越南歷史有很多研究，當年河內法國遠東學院的書記官諾埃爾．培理也寫過《日本町的新研究》，這篇文章我沒有看過。不過，後來在一九四○年日本東京的岩波書店出版了一部書即岩生成一的《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他對整個來遠橋和日本町的研究史敘述很清楚。可惜的是，他對來遠橋的研究只是綜述和介紹，他自己說這「僅僅是針對資料學的檢討，留下很多課題」。
可是，如果從東亞史角度來看，這座橋很有意思。它雖然只是一座不大的橋，但涉及了好多可以深入討論的問題，什麼問題呢？比如說：（一）十六、十七世紀日本、中國和越南的海上貿易，究竟有多大的規模？（二）日本、中國和歐洲人在東南亞的勢力消長，這個過程是怎樣的？（三）明清易代中的海外遺民和商人，他們的處境和生活如何？（四）石橋的風格、管理、命名，以及繪畫的紙張、色彩等，這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文章的嗎？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看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就是內田九州男（愛媛大學）的〈名古屋市情妙寺藏〈茶屋新六交趾貿易渡海圖〉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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