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甲）其人
作者是知識型記者。他在報館編輯文化評論版以外，另闢蹊徑，與學術人和文化人從事深度訪談。這類知識性訪談目前在中國開始受到矚目，作者是其中的佼佼者。為此，容我先從傳播研究的專業角度，約略述評我對記者、新聞和媒介理解的脈絡，接著我將為作者獨特的角色與風格提出觀察，不妨視為小型的個案研究。
記者的天職是採訪新聞。從前有人說「新聞」（news）是東（E）西（W）南（S）北（N）的組合，也就是記載社會的眾生相，以致民國初年出現「有聞必錄」的說法。「有聞必錄」是對新聞本質的一種浪漫、粗糙而不實的想像。其實，清末民初時期記者的地位低落，被視為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歸宿。林語堂（2008）批評上海的大報「《申報》編得很濫，《新聞報》根本沒編」，因循守舊，只以一些無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根據他的統計，直到1922年《申報》新聞占不到報紙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國際新聞只是新聞的百分之四（頁146—147）。別的不說，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篇幅，怎麼可能「有聞必錄」？迨至1930年以後，記者連同律師、醫生、教師開始建立職業團體意識，繼而引進美式新聞教育，新聞才逐漸成為中產白領階級的行業。其後數十年各種風起雲湧的變化，則自然無法在此詳談了。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無論世界和科技如何變化，記者和新聞媒介的注意力必然是掛一漏萬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有聞必錄」。縱然今天網路和新媒體這麼發達，提供幾乎「無限的」篇幅，也不可能做到有聞必錄，何況媒介要報導的只是「重要的」新聞。至於何謂「重要」，五十年來統稱「媒介社會學」的各種研究細緻地顯示，記者、新聞和媒介的文化生產都具有或顯或隱的選擇性，若以鏡面為喻，它們不是被動的「平面鏡」，而是一面主客交融所建構的「棱形鏡」：從微觀的層次說，記者的出身、周遭環境和思想背景不同；從中觀的層次說，記者必須接受媒介組織、專業倫理和新聞規範的約束，其力量往往淩駕個人的差異；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媒介和權力結構、經濟制度和文化價值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樣說，不是虛無地否定新聞為全不可信。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待新聞我們也不妨抱著「合理懷疑」（healthy skepticism）的態度，永遠戒慎恐懼，以求儘量接近「真相」。這個「真相」有歷史性，內容和價值並非一成不變，而且「橫看成嶺側成峰」，但在特定的時空內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蘊涵社會價值和共識基礎；不同的詮釋社群即使觀點不一，經過彼此善意的溝通，也能求同存異。
這個基礎上，媒介不啻是民主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會溝通和折衝樽俎的場域，被動地反映社會利益和意見的競爭與整合；它也主動界定社會局勢，建構社會意義，成為連接社會整體與部分的黏合劑。但因為人類社會不完美，記者和媒介所報導的新聞當然也不完美。近年來，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性質在中國引起學界諸多辯論，可惜雙方往往自說自話，有的根本聚焦失準。西方媒介專業主義在歷史格局內發展出一套實踐性的理念和技術規範，力求新聞的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究其背後則是深植於社會的恒久價值之上。我在接受《經濟觀察報》（2020年6月30日）的專訪中指出：「媒介專業主義是『體制內改革』，不是體制革命，更不是烏托邦，而是用務實方法來處理不完美的人類社會。」對媒介專業主義當然可以有正反的判斷，但若漠視這個本質，整個討論必屬浮游無根。
一百年前，李普曼的《公共輿論》（Lippmann, 1922）允稱美國第一部重要的傳播著作。他信奉當時當道的進步運動，以科學和進步為圭臬，認為媒介必須完整反映或呈現外在世界，並轉化為人們腦中的圖像。但因現代生活複雜萬端，媒介內在缺陷使之依賴刻板印象進行報導，而有組織的公關機構又復盛行，致使一般民眾受到蒙蔽。他提倡由特殊、獨立的專家精英階層（例如國家統計局的專家）為媒介和民眾闡釋並解惑公共事務。（他生前，杜威與之針鋒相對，主張透過社區民主溝通建構現實，而不是由專家經由媒介指導輿論方向。他死後，薩伊德撰文批評李普曼是權力圈內的「使節」，也是「美國世紀」的鼓吹者，茲不具論。）後來，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 et al., 1944）原以為媒介如魔彈，可以直接影響受眾的態度或行為，不料他做的美國第一部經典性傳播效果經驗研究《人們的選擇》發現，在總統大選期間，媒介的資訊主要透過中間的「意見領袖」加以吸收過濾，再傳播給一般民眾，此即著名的「兩級傳播論」。此說已被大幅修正，我回顧這段歷史旨在指出：拉扎斯菲爾德建立傳播效果的主流範式，在思想上原來與李普曼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是為一般人所忽略的。
接著，我想在這個脈絡下，談談在我心目中本書作者（和同類記者）扮演什麼角色。作者是記者，而且是知識型文化記者，顧名思義就是「外行中的內行，內行中的外行」。他在學者、知識人和文化人之間穿針引線，猶如飛舞於文化花叢間採蜜的蜂蝶，再把釀成的蜂蜜以文字分享給知識群體的同好。這裡我不禁想到兩個人，一個是六七十年前《紐約時報》最負盛名的時評專欄作家雷斯頓（James Reston），他說他的評論是「寫給中西部的大學教授看的」。雷斯頓是周旋於華盛頓權力圈的「意見領袖」，企圖以其評論影響知識階層的意見走向。作者訴求的讀者也是知識人，但他沒有這般高高在上、居高臨下的「意見領袖」氣勢，而是以一介記者的身份虛心求教於專家學者。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我想到的另一人，則是作者在本書中訪問的楊照。楊照在哈佛大學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一旦決定不追求拘謹而狹隘的學苑生涯，心理上頓獲解放，自由蛻變為「百科全書」式的公共知識人，以其驚人的閱讀範圍和深刻理解，全面走向社會，成為「通俗而不庸俗，準確而不賣弄」（艾略特語）的知識詮釋者。楊照稱他的對象只是社會上百分之五特定的「中間讀者」，而不像「百家講壇」著意於取悅廣大觀眾群。作者的雄圖似乎也在促進知識階層內部跨界對話，他與各行學有專精文化人的訪談錄，多數發表於《經濟觀察報》，該報書評版提出的口號是：「閱讀有難度的文章，每天成長一點點」，正好印證了這個高尚品味和文化意涵。
余英時先生（1994）盛譽他的老師楊聯陞先生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唯有楊氏學貫中西的大學問，才能「譯唐為梵，通布五天」，達到玄奘所謂「法化之緣，東西互舉」的效果（頁187）。這是何等崇高的禮贊。我在此形容作者為媒介人物，則另有兩層比較普通的表面意義。其一，在英文裡直到1950年代才出現「mass media」一詞，泛指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媒介。作者是職業記者，傳統媒介機構的從業者，他以報紙為媒介發表文章，登載以後卻往往在新興的社交媒體廣為流通，以擴大其效應。其二，media一字源自mediate，作者便是這樣的中間性人物（mediator），好比識多見廣的權威食評家，憑著開闊的眼界、長期的經驗和過人的味蕾，為老饕們提供穩定可靠的推介參考。作者也具備靈敏的文化天線，不斷接收學術動態資訊，從而居中聯繫、呼應與糾合，成為「翻譯」知識的傳輸人，有助於在這些鴻儒及其潛在受眾之間凝成有機的社群，毋寧頗合李普曼所描繪關於公共輿論的旨趣。尤其有趣的，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竟是作者為廣西師大出版社策劃的書籍之一，作者還陪著作者到處開座談會，「中間」角色更是鮮明。
除了是媒介人物，作者更是積極主動參與學術和文化的討論者，即是英文裡面說的interlocutor。他的訪談不亢不卑，有來有往，平等對話。每一篇訪談錄前面作者先做扼要的綜述，後面接續一問一答的部分，前後互相襯托，俱見功夫和功力。他關心的不是孤立的一本書或一件事，往往涉及受訪者漫長的生涯和思考的亮點，這就必須旁敲側擊，對其生平背景、學術淵源、觀點流派與成就有比較全面的掌握，一方面藉以引出動人的細節而不流於瑣碎，一方面聯繫到更大的學術或文化圖景和脈絡。
茲舉數例以明之。一、哈佛大學的明星教授桑德爾，以蘇格拉底問答式教《正義論》的本科通識課程而馳名於世，作者「膽敢」理出各界對這位權威的理論正反評價，使讀者在學術脈絡中獲得更寬廣的理解。二、作者鋪陳了國內外李白研究的圖譜，讀者得以體會以英文創作的華裔作家哈金如何取捨浩瀚的材料以描寫李白大起大落的一生，說到最後他還是從文學（不是理念）的角度，跟著李白留下的偉大詩篇走。三、作者為了聽取王汎森在北京的幾場演講，花了不少工夫做功課，以便對講者廣泛的歷史興趣和視野有所瞭解。四，我注意到作者問及某些細節，令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太平天國時期官太太打麻將的意義）和英國建築師格雷（1975年即「以人為本」提出環保、永續發展和資源使用的建築哲學）印象深刻，頗有知音的親切感。由於作者準備充分，態度溫和有禮，問題卻直指要害而又綿延不斷，談笑間受訪者暢所欲言，但偶爾不經意帶出一些有趣的掌故，有的話題甚至未必是他們自己願意主動觸及的。
（乙）其書
《遠見》呈現的文化大觀，分內外兩編：「內編」有十一篇，以華裔學者和作家為主；「外編」有十篇，遍及美英德法日等國人士；另有「編外」三篇。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內編」是兩類文史交叉的華裔人文學者：一類是專業歷史學家，包括楊照（公共歷史）、王汎森（思想史）、白謙慎（藝術史）、劉士永（醫學病疫史）；第二類包括以文學為業的作家（白先勇、哈金、張翎）和學者（小思、黃子平、錢鎖橋），然而他們在本書談的還是以歷史書寫為主，例如白先勇寫家族史，哈金寫李白，錢鎖橋寫林語堂，而小思則是寫香港文學史的一鱗半爪（包括遷徙南下的作家）。再以生長背景和養成教育來說，他們涵蓋了文化中國的大陸（白謙慎、哈金、張翎、黃子平、錢鎖橋）、臺灣（楊照、王汎森、白先勇、劉士永）和香港（小思）地區。他們幾乎都有留學美國的背景（小思留日），多人曾經在美國大學任教，所以都有豐富的跨文化經驗。
「外編」是趁外籍人士因公訪華之便所做的訪談，範圍比較多樣，主題自難統一，但大體上仍以歷史為主軸：專研中國歷史的周錫瑞(美)、魏定熙（美）和巴斯蒂（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納爾遜（美），以及研究埃及學和文化記憶的阿利曼夫婦（德）。此外，作者還訪問日本舞蹈藝術家鈴木忠志、兩位建築師格雷（英）和蓋里（美），以及一位美國大學校長施萊賽爾。
這些精彩的訪談，我無法在這篇讀後感詳介，一則避免喧賓奪主，二則力有未逮。我打算環繞三個比較有普遍意義的相關問題略陳管見，包括：（一）中心與邊緣；（二）跨文化；（三）跨界。
（一）中心與邊緣
香港之於中原，在地理上是邊緣對中心，歷來中原文士過港（例如1927年魯迅三次過港），總輕蔑地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除了地理因素，這也是人類學家所謂以「大傳統」看待「小傳統」的普遍態度，以今日的語言來說，這種反應不無「文化霸權」的意味。這可能是小思致力編寫香港文學史的原因之一。黃子平從北京到香港任教十七年，反觀北京文化界的今昔，角度自然不同。中心與邊緣牽涉話語權力的支配。白先勇以個人的力量為他的父親立傳，在某個意義上何嘗不是面對官方話語，為白崇禧將軍洗冤辯誣？
然而，中心與邊緣的文化權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地理學家柯廷（Curtin, 2015）提出「媒介首都」（media capital）的概念，說它們多半集中在鬧哄哄的港口，嘈雜無序，但面向國際，文化多元，往來混雜，吸引了有創造力的移民，而且資源充分，有利於製作和分配影視節目。政治首都往往受到檢查制度和侍從關係的掣肘，反而很少變成「媒介首都」。例如印度的「媒介首都」在孟買，不在德里，政治中心可能是大眾通俗文化的邊緣。（後現代主義者說「邊緣顛覆中心」，故而引出「中心即邊緣，邊緣即中心」的命題。此說也許有幾分道理，但必須具體分析，不能淪為空洞而響亮的口號。首先要界定何為中心，何為邊緣；其次要釐清中心與邊緣的關係；然後才能看在什麼「條件」下邊緣有顛覆中心的「可能性」，既然是「可能性」就不是「必然性」了。）
我更關心的毋寧是文化人「心理上」的邊緣位置和邊緣想像。白謙慎說：「文科學者的工作基本上是靠時間堆出來的。」難怪他自美國回歸浙江大學任教多時，卻未暇遊覽西湖；他做文化藝術史需要常和鑒藏家交往，數十年自信守得住「清流」的專業尊嚴，這些都必須有自甘邊緣、耐住寂寞的定力。書中的學者們各自安頓在一個世界的角落，坐冷板凳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默默從知識探索的過程中獲得極大的滿足與樂趣，幾乎與世俗的名與利絕緣。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如前所述，「內編」華裔學者幾乎都有留美的背景，他們都是自願追求更好的學習和工作機會，而不是因為戰爭或災難而亂離，也不是因為局勢所逼而流放。縱然如此，這種「夾在多文化之間」（in-between cultures）掙扎的實存經驗，我相信會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文化邊緣」的想像。兩種文化的衝擊終將互相豐富，但個人在不斷抉擇和不斷解困的過程中必然面臨不斷的矛盾，有時不免懷疑自己是否兩頭不到岸，這種焦慮與煎熬是許多人共有的切身體驗。文科學者無法也不願犧牲其所來自的文化或社會關懷而全面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邊緣想像自然更加濃烈。以我長期在美任教的經驗，曾經慨乎言之：
他們的問題也許「不完全」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的問題。我們侷促在全球學術市場的邊緣，既不願隨著他們的音樂指揮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們平等對話，如何是好？（李金銓，2019，頁164）
這份邊緣感是文科學者的「共業」，唯社會科學學者尤甚。人文學科資格老，分工細，中國的人文傳統源遠流長，設若有人願意研究唐詩的道家思想或明清江南經濟史，其合理性沒有人會挑戰，儘管這個學術社群在美國的強勢文化版圖中是很小的。然而，社會科學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不是中國固有知識傳統的一部分；新興的美國社會科學大致以實證主義為主流範式，經常以理論共同性抹煞文化特殊性，無論選題、預設、方法和世界觀，西方都有淩駕海外的力量。
在邊緣位置傾聽內在清澈的聲音，不必附會或參與中心世界所流行的喧囂，也許正是創意的開始。王汎森師從余英時先生，他是早慧而成熟的歷史學者，他提倡多聽邊緣的「執拗的低音」（王汎森，2014）。錢鎖橋開始入行時，被福柯的歐洲宏大的理論殿堂所迷住，後來在加州大學圖書館遍覽之際竟邂逅了林語堂，認為終於找到了「中國的聲音」，從此與林語堂研究結下不解之緣，並以之為視窗，探討中國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重生、與西方文化融合與接軌，投射出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哈金在靜謐的美國大學校園潛心教學寫作之餘，故國神游，回到盛唐與李白相會，仿如李白「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哈金說，李白的詩「明月直入」，明靜清澈，刺透人心，「豐富了漢語，我們的語言中仍能聽到他的語聲」。
我比較熟悉而心儀的兩位文化批評大師，也談到他們因僑居（expatriate）而產生的「文化邊緣」經驗。一位是英國文化研究巨擘霍爾（Stuart Hall），他的原生地為英屬牙買加，年輕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以後長居未歸，他鄉終於變故鄉，一個黑人漂泊在白人的殖民帝國成為「移民的知識人」。他晚年以人類學家的「熟悉的陌生人」自況。他說：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我接受殖民教育，從內部瞭解英格蘭，但我不是也不會是「英格蘭人」。我熟知兩個地方，卻不全屬於其中一個。這正是：離散的（diasporic）經驗，遠得可以體會放逐和失落的感覺，又近得瞭解那種一直推遲的「到了」（always-postponed “arrival”）的困境。（Chen, 1996, p. 490）
其實，英國文化研究靠湯普森（E. P. Thompson）、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爾等幾代激進知識人，從馬克思主義的邊緣位置，在戰後數十年向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爭鋒，甚至和有血緣之親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派論辯，逐漸蔚然成蔭。威廉斯出身威爾斯寒微的鐵路工人家庭，回想二戰結束後他在劍橋大學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文學作品，為學界建制主流所排斥，只能窩在成人教育的課程開班。數十年後，英國文化研究不敢說已經從邊緣進到中心，至少在學府內部的地位相當穩固，不必再受到質疑。但英國文化研究內部畢竟複雜、多元而開放，風格各異，且仍不斷在發展中，不是一個完成或固定的成品。
另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籍文化批評大家薩伊德（Edward Said）。他以《東方學》（1978）、《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聞名於世，改變了許多文學與文化批評、歷史、後殖民分析和社會科學的徑道。他的自傳居然以《鄉關何處》（Out of Place，1999）為名。薩伊德在《知識人論》(Said, 1994)特闢第三章，頌揚「知識的流放：僑居者與邊緣者」。他這樣形容「流放」（exile）：
這個狀態就是永遠不能全面適應，一直置身在當地人熟悉的談話圈之外，往往避免甚至厭惡那些象徵順應（新環境）和（在新）國家取得安樂的東西。從形而上說，知識人就是不安，動，一直覺得煩躁，也使人煩躁。（頁53）
他說這種流放的邊緣感是「正面的痛苦」(positive anguish)。他以法蘭克福學派大師阿多諾為例，一生堅決不妥協，把流放的痛苦化為批判法西斯主義、列寧專制主義和美國消費主義的動力。我二十多年前初讀薩伊德在BBC演講的這部薄書，即深受鼓舞，如今為了寫這篇短文重溫一遍，其感動不減當年。我特別提出霍爾和薩伊德，是因為在作者的訪談中，學者們隱隱約約都有那種「邊緣」想像——不論在異國或回到華人文化圈——的騷動，於其心必有戚戚焉。倘不設法喚醒靈魂深處的心理因素，這種隱藏的悸動恐怕真的說不清楚，所以在未來的訪談中可以展開系統的討論，連點成線，可望挖出精彩的智慧。
（二）跨文化
薩伊德的「正面的痛苦」何所指？他主要指三點（Said, 1994）：其一，流放、僑居、跨文化的邊緣人不會把任何事情視為當然，不會孤立看待問題，而是如古典音樂的「對位」思考，把不同的文化觀點並排，形成「雙重視野」。其二，邊緣人知道事情不是命定的，不是固定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體歷史經驗和脈絡中逐漸形成或發展的，所以邊緣知識人的態度總帶著「反諷的，懷疑的，甚至開玩笑的，但並非不相信一切」。其三，從中央的權威體系解放出來，走出常規、慣例、舒適圈和固定的範式，邁向創新之途。
這裡，恕我貪婪無厭，建議作者在將來的訪談中探討有跨文化背景的學者如何「對位」或「並排」兩種以上的文化觀點。本書內各學者無不經過這種雙重思考的過程，但何妨要求他們進一步反思，把習以為常的實踐帶到更自覺的層面，必定深具啟發的意義。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中心與邊緣是社會和心理的建構。主流的學者在「心理上」也可以把自己放在邊緣位置另類或換位思考。近幾年，我十分欣賞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2011）、《何為中國》（2014）和《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三部書，取徑和洞見都與正統的歷史書寫截然異趣。他還在復旦大學推動以周邊國家（韓國和越南）用文言漢語撰寫的文獻為「他者」，考察歷史中國。還聽說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成立「域外漢籍中心」，也在文學界開風氣之先。在本書的訪談中，德國學者阿斯曼夫婦合作研究「文化記憶」，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楊（先生）是埃及學家，從發掘文物和解讀文字描述古代文明傳承的符號意義，而阿萊達（夫人）則專攻英語文學，以此體系分析現代文學（包括德國、東歐、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亞）背後的歷史內涵。
英國建築師格雷說，他們在設計香港滙豐銀行大廈時，吸收大量風水師的建議。一般人誤以為風水是迷信，其實是傳統經驗結晶的堪輿學，注重氣候、朝向、陽光射入的角度和建築流線，保持人類與建築甚至自然界的平衡和諧。美國建築大師蓋里也讚揚中國文化的天、空和五行元素（金木水火土）具有詩意，所以他學中國書法、卷軸和寺廟設計，以取得外觀和細節的靈感，使自然世界和人工建造的世界交互啟發。對比之下，如今中西醫結合的理念是普遍為人接受的，然其結合的進程顯然遠落後於建築。醫學病疫史學者劉士永說，中醫治理非感染性疾病（如「三高」、不孕、體質虛弱）也許頗有效，針灸也在國際踏出一步，但中醫尚未吸納「細菌」的概念——這是醫學科學發展的實證基礎——醫物和治療論證仍難通過西方標準的雙盲測試。建築和醫學跨文化融合的程度不同，是否出自宇宙觀、知識論或是方法論的異同？
象徵地方/國家/全球視野交涉的是日本鈴木利賀劇團。該團創始人兼導演鈴木忠志1976年把劇團帶到日本西部偏遠落後的利賀村，因為那個村子保留傳統風物，最不受都市的影響。鈴木在日本傳統農耕生活和藝術方式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歐洲的新藝術形態，他的作品批判戰爭和現代性對人類的壓抑，推崇「動物性能源」，以人體在露天自然表演。他要發展的不僅是日本人可以接受，也是世界都能接受的作品。該團現在獲得國際聲望，各大城市和國際藝術節主動邀約不斷，而日本國內觀眾看戲則以隨喜方式付費，甚至不付費也可以。這真是跨文化交流與融合最有啟發的案例，何以致之？民族風格和跨國的「世界品味」如何辯證互動？跨文化交流與鈴木的世界（cosmopolitan）精神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值得展開嚴肅的學術探討。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作者的訪談如一道「前菜」，尚待將來有人端出「正餐」。這部訪談錄最大的貢獻何在？我認為即在於讀者嚐一臠而想知全鑊，這是學者型記者的社會功德。
（三）跨界
誠如白謙慎所說的，一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學術旅程有時候不是有意設計的。多數人不知道會在什麼機緣下對什麼發生興趣，接觸什麼師友，如何走上這條路的。我想，不管從何而來，大凡有創意、能夠推陳出新的人文學者必有高遠的文化關懷，不囿限在狹窄的專業範圍，而且隨時反芻生活經驗，化為學術的養料。
薩伊德（1994）在推崇「邊緣」之餘，接著在第四章比較「專業者和業餘愛好者」。他主要是抨擊固守專業領域的學者墨守成規，畫地自限，流於技術的形式主義，不敢逾越既有範式的雷池一步，不敢挑戰權威，不敢創新，甚至看不見狹窄專業範圍以外的問題，以致喪失知識探險的樂趣和發現新知的興奮。學界平庸者比比皆是，均屬此類。反之，薩伊德提倡的是「業餘愛好者」的精神（這個名詞可能容易受人誤解）：「不為利益或報酬所驅動，而是為了熱愛大問題，對之有抑制不住的興趣；在線條和障礙之間做各種連接，拒絕被一個專門領域綁住，無視專業的限制，真心喜歡思想和價值。」（頁76）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中國傳統強調文史哲不分家，但現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也採用西方知識的分類法，文史哲可以互通，卻必須分家，文史哲內部甚至還分支分流。社會愈複雜，知識累積愈豐富愈專精，學術分工必然愈細，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即使西方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早已過去，無法複製。然若分工過於單薄削細，知識割裂得支離破碎，過分強調垂直系統而忽略橫向聯繫，學科變成封建結構（feudal structure），只顧供奉幾尊神明權威，信仰某些固守的範式，坐井觀天，以為天下就那麼大，關起門來只求在技術上爭奇鬥豔，重複勞動。一味在瑣細的題目上下功夫，即使做到「精緻的平庸」的地步，還是與學術和社會脈絡脫節，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詩：「蝸牛角上爭何事？」這正是薩伊德所批評的「專業者」——孜孜追求世俗酬報，不敢冒險思想創新——的心態，所以才會有提倡「跨界」的需要。
「跨界」不是無機的一加一等於二，而是有機的一加一大於二，甚至有相乘的效果。當今知識爆炸，人的精力有限，「跨界」必須取精用宏，不能堆成「雜貨鋪」。怎麼「跨界」並無定法，殊途也可能同歸，我且野人獻曝，提出三個途徑供參考。第一，我剛剛在網上看到張廣達先生（2020）談學問之道，他說得很實在：「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讀書，應該找幾本重要的書（引者按：例如《通鑒》之於史學家）精思熟讀，念成自己的看家本領。」他又說，王國維因為早年鑽研西方文學和美學，尤其前後四次攻讀康德的哲學著作，境界自然高於乾嘉時期的士大夫。其實，陳寅恪年輕時歷經學習世界史的階段，內化成為學術資源，後來回頭研究隋唐政治史和制度史開闢新的典範。第二，美國大學普遍有副修「相關」（cognate）課程的制度，以充實知識結構。例如王汎森和白謙慎分別在普林斯頓和耶魯讀書，他們說兩校的歷史學博士課程必須副修兩三個不同的領域，而且愈不同愈好，以達到「一門深入，觸類旁通」的效果。第三，現代學術以問題為導向，一旦有了好問題，應該跟著問題走，不斷建立知識的網狀聯繫，在研究過程中探索跨學科相應領域的知識，這應該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學者都做得到的事。總之，「跨界」的道理明白，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知易行難。寄語作者：將來「逼」學術「過來人」反思他們的實踐經驗，集思廣益，必可嘉惠後學。
在結束本文以前，我忍不住還要對史料和理論的關係簡單講幾句話，因為這個主題在書中不斷出現。美國學者周錫瑞說：「我們做歷史的必須跟著材料走。」這一點應該有廣泛的共識才對。做歷史不能理論先行，例如錢鎖橋發現福柯的理論套不上林語堂的中國經驗。周錫瑞寫安慶/天津葉氏家族史，掌握北京圖書館善本的葉伯英年譜、安慶十二卷本《葉氏族譜》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十二卷葉坤厚的詩集，上溯晚清，經過民國，下及1949以後，這對他來說是天大的幸運。如果沒有史料，什麼也不能寫。因為類似的個案研究不夠多，周錫瑞現時不想得出大結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歷史材料必須有「意義」。王汎森利用中研院豐富的檔案撰寫傅斯年，但他不斷聯繫傅斯年到整個文化脈絡。誠如美國學者魏定熙說：「不要相信有一個簡單公式去理解」，他研究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當然必須掌握大量的史料，但他自承受到後結構主義（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研究）關於歷史敘事、思想、話語和權力的啟示。理論可以起到照明、勾勒、暗示和比較的作用，卻不能喧賓奪主，取代材料。雖然這已是卑之無高論的常識，但材料和理論具體應該怎麼巧妙結合，還得請作者們現身說法，對學界必有重大的啟發。 （相關報導： 李金銓專文：話語的幽靈與暴力的鐵拳 ｜ 更多文章 ）
周錫瑞自認，葉氏家族史晚清部分最難寫，卻容易有新鮮感；而美國讀者除清史專家以外，則覺得太平天國那一段寫得太複雜，事件太多，離得太遠。學術和文化著作在跨文化語境反應不一，這是常有的事。記得德國政黨領袖兼政治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後來出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和英國上議院議員，他的《工業社會的階級與階級衝突》（1959）以結構功能論闡釋馬克思，在英語世界比在德語世界受歡迎；但《社會理論文集》（1968）則在德語世界比在英語世界吃香，他自己在序言提到這點。我因而聯想到，莫言以荒誕見真實的小說《生死疲勞》，遇到跨文化的藩籬可能會比較低，然而王安憶入微地描寫中國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外國讀者卻未必消受得了。此乃題外話，添加一筆，聊助談興耳。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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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2020），《穿越學術絲路的不老少年：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眾號，8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MlbinLv4aZvU88975jxg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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