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在我獲派海外之際，有線新聞網(以下簡稱CNN)與福斯新聞網(Fox News)是實力相當的競爭者，在黃金時段的收視率不相上下。十一個年頭過去後，福斯在夜間時段的收視率已經成長為三倍，許多關於移民、國安、族群、聯邦政府角色的全新政治語彙都是在該頻道誕生的。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是我回國後的第一個上班日，但聯邦政府卻被迫局部關門，是十七年來的第一次。嚴格來講，會出現這種窘境，是因為歐巴馬總統推出能夠照顧更多人、福利措施更多的健保方案，共和黨的國會議員想要全面杯葛，但真正的癥結點卻是想要讓民眾對「歐記健保」失去信心，把共和黨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募款。雖然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就曾有過許多公然的意識形態對抗(例如，當時支持種族隔離體制的民主黨人士就曾抗拒聯邦法院的裁定與國會的決議，不承認其合法性)，但共和黨此番作為已經與過去的一切截然不同。
我打電話給白宮總機，只聽到電話另一頭傳來這段語音：「歡迎致電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很抱歉，因為聯邦經費延遲撥款，目前我們無法接聽您的電話。」全國總計有八十萬名聯邦政府員工無法上班。四百間國家公園被迫關閉。為低收入戶開設的學前教育機構暫時沒有經費，美國人也無法申請新的聯邦醫療補助(Medicare)或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補助，也不能申請小型企業貸款。無可奈何之下，我閒逛到國會山莊，國會大廈是關閉的。許多博物館也都呈現打烊的狀態，大批遊客只能在暖暖秋陽下到處打轉，連那些在草坪上拍影片，進行入鏡報導的記者也成為他們拍照的對象。我遇見一對來自芬蘭的退休觀光客提莫．英格布隆與妻子瑪麗塔(Timo and Marita Engblom)，他們想要搞清楚美國人為什麼要用這種奇特的方式懲罰自己。瑪麗塔說：「回飯店房間後打開電視，只看到不斷有人出來講話，話還真多。」提莫則是表示這整件事令他們感到困惑，他問我：「什麼叫做『政府被迫關閉』？ 接下來會有選舉嗎？」
我說，我們的體系不是這樣運作的。只能等待，等問題自行解決。
十六天後，共和黨態度放軟，政府才重新開張。這次政府被迫關閉的事件讓美國納稅人損失慘重，在經濟活動方面損失了二百四十億美元，足夠讓太空總署的探測車往返火星八次。唯一明顯獲利的人，就只有這整件事的幕後推手：選區在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茶黨(Tea Party，共和黨內的保守政治勢力)對他的支持率從百分之四十七飆升為百分之七十四。他的崛起導致有人幫他出了一本給兒童看的著色本《克魯茲參議員帶我們走向未來》(U.S. Senator Ted Cruz to the Future)，而且曾有五個月的時間都是亞馬遜網站上銷量最好的著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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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雖然重啟運作，但卻幾乎仍是保持癱瘓的狀態，只因為許多華府的許多共和黨籍代議士認為他們最重要的職責並非維持政府運作，而是無限上綱地高舉自由的大纛。剛開始他們只是秉持著「低賦稅、小政府」的理念，但因為貪圖私利與政治投機而立場愈趨堅定，到最後對聯邦政府的權力根本已經不屑一顧。眾議院議長約翰．貝納(John Boehner)甚至表示，議員政績好壞的判斷標準不該是看他們「通過了多少新法案」，而是「擋下多少法案」。
在我看來，政府被迫關閉事件背後的成因更為深層，只是如今終於在美國政治圈浮上檯面。華府本應代表民意，但如今的走向卻日益與美國社會背道而馳。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國會議員是男性、百分之八十三是白人、百分之五十至少是百萬富翁。但美國沒有那麼多男人與白人，民眾當然也沒如此富有。每當我離開華府，總是聽見大家一股腦否定政治人物所講的每句話，說他們若非為求自保就是貪腐枉法。一九六四年，還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民眾表示他們大致上信任政府；但是到了二〇一四年，政府的信任度崩盤，數字只剩百分之十八。眼看美國政界就要燃起一片燎原野火。即將有人要引發星火。
從川普宣布參選總統的那一刻起，他不只讓許多美國人感到苦惱，他這位人物本身就反映出美國有許多令人苦惱之處。他會獲勝是因為採取一種大打族群牌的政治路線，把一些爆炸性議題塑造成足以影響美國存續的對決，藉此把各種不同階層的支持者團結起來。川普對美國政界的遊戲規則與文化嗤之以鼻，支持者對此莫不感到雀躍，但卻有更多美國人被他嚇壞了，同時也悲嘆這個國家怎會漸漸遠離原本信奉的那些價值，走上偏路，眼看就要接受歷史的審判。最後到了二〇二〇年，兩個事件導致美國社會內部的張力大暴發：新冠肺炎狂潮來襲，受影響者不分種族、階級與政治傾向；黑人教師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壓制後仍遭電擊槍攻擊致死，更是讓社會大眾受夠了，紛紛挺身而出，想要與濫權的美國政府對抗。該年年底到隔年年初，美國政界更是向群眾暴力投降，對此許多美國人不禁自問：難道大家對民主機制的信心已經蕩然無存，美國的政治就此走上不歸路了嗎？
川普崛起的那幾年讓美國大眾不再沉默。美國人想要批判的不再只是華爾街、商業體制或菁英階層：他們攻訐的對象包含各種權力結構，想要藉此翻轉各種有關階級、種族、性別、教育的社會體制，並以此為出發點，開始用前幾年看似根本不可能的方式來重新塑造美國的社會契約。假設美國歷史始終擺盪於貪婪與慷慨、工業與自然、認同與同化之間，不斷尋求均衡，那麼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目前已經失去平衡，沒有了重心，落入搖搖欲墜的狀態。
每個國家都有一些代代相傳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關乎意志與命運、自由與歸屬。但相比在其他國家，這個問題在美國更為沉重，因為我們有一個人稱「美國夢」的迷思：我們告訴自己，宿命是可以打敗的，因此必須時時懷抱理想，認為只要是美國之子，無論來自什麼背景，人人皆可憑藉苦幹與才能登峰造極。就像小說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在一九二九年於某篇短篇小說裡面所說的：「法國是一片國土、英國是一個民族，但美國是...... 一種甘願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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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過去曾向中國提出的問題用來問自己的國家：成功、自由、安全、機遇的意義為何？ 我們又為何要在尊嚴與殘酷、容忍與恐懼之間游移不定？ 想了解如今日常的政治局勢為何會如此混濁紊亂，我認為應該先追究的是，為什麼我們會走到這一步？ 在論述阿帕拉契山區域史的作品《被掏空的山區》(Ramp Hollow)裡面，史蒂芬．史托爾(Steven Stoll)寫道：「想要了解世界卻不去回顧過往，就像在颶風肆虐後造訪某個城市，然後宣稱那裡的居民始終居住在一片廢墟裡。」當我開始為這本書展開研究時，我想最關鍵的故事應該是：導致美國人之間失去關聯的原因有哪些？ 到了研究尾聲，我開始相信更大的問題在於，美國人並未清楚意識到他們每天都會影響彼此—而且影響的方式眾多，有些是刻意的，有些則屬無心。
旅途上，我常帶著約翰．岡特的《美國內幕》。我總是提醒自己別忘記岡特在二戰結束後針對美國提出的那些觀察。在那本書的最後一頁，他寫出自己對美國始終保持信心，因為美國人善於「採行理性之道、講理，而且在公開爭論後還能透過可敬的約定來達成共識。」我這個寫作計畫的核心，是試圖理解為何我們失去了上述那種能力，還有我們是否能把那種能力找回來。
在我因為工作而前後待過十年的那些地方，人們總是對美國做出的承諾與美國價值存疑，我往往得要為美國據理力爭，力勸埃及、伊拉克或中國的公民相信美國，理由在於，儘管美國也犯過很多錯，但對於某些基本道德理念的堅持仍是矢志不渝，包括法治、真理的力量，還有人人皆有權利追求更好的人生。當我剛剛回到祖國之際，我開始懷疑自己：難道多年來我對世界各國人民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 難道我是在自欺欺人？
上述堅持的確是個已經破滅的神話，只要待在華府就能非常清楚看出。不過，想要了解更深層的緣由，以及各種影響，我必須帶您遠離華府，進入許多人物如戲劇般微妙的真實人生：他們的生活只有久久一次才會被華府政治圈的事件影響，彷彿野火那樣從遠處往他們燒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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