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辛勤筆耕之下，金庸、莫言等中文作家的作品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德國讀者所熟知。她就是德國知名度最高的中文翻譯家之一：卡琳‧貝茨（Karin Betz)。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貝茨接受了德國之聲的電話採訪。
德國之聲：您是怎樣走上中文作品翻譯之路的呢？
貝茨：其實我當初並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會去翻譯中文作品。我大學學的是漢學專業，我一直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也幻想著有一天能到中國去學習、生活。八十年代，我開始讀大學的時候，德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國熱」，當時德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超過現在，關注中國文學的人也更多。我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開始漢學專業的學習的，我是先學古文經典，後來才開始學習現代漢語。當時就會經常接觸到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易經》和《詩經》等等。我的碩士畢業考試選題是唐詩，而碩士論文的主題則是中國的朦朧詩。總之，大學時代，我就做過很多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朦朧詩和中國後現代詩歌等等。
不過，當時做翻譯，只是學習和愛好而已，並沒有想過做一名職業的文學翻譯家。結束大學學業後，我先後在日本和阿根廷生活過幾年時間，學習日語和探戈，後來還在企業界做了五年的國際項目協調。再後來，我決定去法蘭克福大學攻讀漢學博士。博士畢業後，我先後在法蘭克福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很遺憾，這兩份工作都沒有得到續聘，中文作品的翻譯就漸漸成了我的全職工作。尤其是2009年，中國是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這之後找我翻譯中文作品的出版社也越來越多。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八十年代，德國社會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大於現在。這種說法有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中國還比較落後，而現在，中國已經成了具有巨大政治經濟影響力的的世界強國。德國社會對中國、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現在不是應當更大嗎？
貝茨：我倒不覺得這一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變革中的中國，很多近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包括矛盾、老舍、莫言被介紹到德國，張藝謀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我覺得，當時的中國給人更多的是更為積極的聯想：改革、開放、革新等等，中國讓人感到新奇。而現在，很多人想到中國時，首先會聯想到新聞審查、壓制、缺乏自由等等。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去讀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比如劉慈欣的作品。總體而言，在德國，在西方，在整個世界，人們對中國的了解還是太少。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要深入得多，這也是我希望通過我的翻譯工作、講座活動，想要改變的一個現狀。
德國之聲：現在中德經濟往來密切，民間的交流也越來越多，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是不是也在不斷提升呢？ （相關報導： MLB世界大賽》洛杉磯道奇奪下國聯冠軍，大谷翔平將對決紐約洋基 ｜ 更多文章 ）
貝茨：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開始快速發展時，確實也對擴大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令我感到遺憾的是，盡管中國的政治經濟力在快速擴展，但相比之下，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的熱情卻並沒有同步提高。比如，我也會給一些即將被派往中國工作的德國高管們提供關於中國文化的培訓課程，但至於這些人是不是也會去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我就沒有把握了。總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對提升對該國文化的認可度有幫助，但幫助可能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