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連科  

她的辛勤筆耕之下，金庸、莫言等中文作家的作品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德國讀者所熟知。她就是德國知名度最高的中文翻譯家之一：卡琳‧貝茨（KarinBetz)。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貝茨接受了德國之聲的電話採訪。

1996年的一個冬日，剛在美國拿到文學博士不久的哈金，在文壇才剛起步，掙扎著等待著伯樂出版他的英文小說集。

2014年的春節是1月的末尾，看完這年的央視春晚，我在初一那天，因為學習書法，順筆就在一張紙上莊重兒戲地寫了四個字：

漢語有驚人的豐富性，幾乎可以理清所有詞語、行為中那細微、模糊的差別和異處。當兩性相悅時—性和性行為中那模糊的規則、範圍、道德倫理與愛和非愛，都在「性事」和「性愛」中表達出來了。

有一個村莊，那兒住著我的父親、母親，爺爺和奶奶，還有我的哥嫂和姊姊們，一如荒原的哪兒，生長著一片和其他野草毫無二致的草，也如沙漠的瀚海裡，有幾粒和其他沙粒毫無二致的沙。我記事的時候，那兒是個大村莊，接近兩千人，現在那兒是個特大級的村莊，五千多口人。村莊的膨脹，不僅是人口的出生，還有移民的洶湧。如同全中國的人都想湧向北京和上海，全世界的人都想湧向美國和歐洲，而那個村莊四鄰的村落—山區裡的人，都渴望湧向我家鄉的那個村。

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房子暴漲至高掛雲端時，買房的痛苦與賣房的幸福，在我都非常深淵和豐富。新世紀的初，北京天通苑的名字和菩薩、關公、老布希及當時我們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名字一樣響亮和福音，人人說起「天通苑」，都如未進廟門就收到了不收費的高香和金箔：經濟適用房，每平方米兩千六百五十元，將來還有地鐵通到門口上。具說小區一建成，醫院、學校、商場、劇院和圖書館，都會春暖花開，應運而生，使北京之北轉瞬間成為北京的歐洲和美國；現代和後現代，在那兒就如有土地就必會有甘露，有甘露就必有花香般。

今年一年，我都發現自己過得非常不快樂，我想，那是因為我老了。

敵人之一，是我的記憶。記憶好時，想忘記的都可忘記；記憶糟時，不需記的，又總是不肯離去。還有，對我好的，在我腦裡逗留不會超過三朝兩日，對我糟的，會如冤仇一樣，永遠的無法忘記。

出軌在中文裡被賦予一種貶義，這是我們對詞語的不忠和狹隘。不能忘記，出軌只是對偏離和另尋路線的描述，它不帶有一種道德性。可是我們既有的道德血液給「出軌」染了色彩了。這種刺目的血液色，又讓我們的目光看待和討論出軌時，戴著難以摘下的有色眼鏡了。

世世代代，上輩人總在抱怨下輩人的不足，如同兒女總是要在父母的指責中長大樣。「八○後」與「九○後」，今天正是在這被抱怨和指責中，豁然地長大起來了，走進校園、走進社會，走進道德和口水的垃圾場。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看見錢就像看見了爹；看見爹像看見了樹。大樹或小樹，壯樹或枯樹，凡此種種，人們把整個社會淪喪的污水，以愛和文化的名譽，匯在代際的龍鬚溝裡，又一桶一桶地汲將上來，大度地澆在八○、九○這兩代人的身子上，感歎他們生逢其時的物質條件，再也不需像父母那樣，把吃飽穿暖作為人生的最大之理願；像父母那樣，把對國家宏達的忠誠，化為自己跌宕的血液；將男女的牽手和胳膊肘不慎的一碰，視為觸電般的愛情與忠貞。

編按：第14屆「卡夫卡獎」在10月22日於捷克布拉格，授獎給中國作家閻連科。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此獎項，也是繼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後，亞洲第二位作家獲此殊榮。以下為閻連科領取卡夫卡獎時的領獎詞（原文刊載於騰訊文化／騰訊大家網）

作品屢遭中國政府查禁的知名小說家閻連科，22日獲得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他是第一個獲獎的中國人，也是繼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後的第二位獲獎的亞洲作家。他曾說，作家應該審判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面對得獎，他則顯得坦然：「該幹啥還是幹啥，該寫作還是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