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對外國媒體的態度近年日趨嚴厲，越來越多的西方特派員選擇離開這個曾經充滿機遇的新聞採訪地點。《經濟學人》北京分社局長大衛·雷尼在其告別專欄中感慨道：「在中國，採訪已成為一項令人震驚的孤獨事業。」
53歲的雷尼（David Rennie）有個中文名字「任大偉」，他在2018年5月來到北京後，在《經濟學人》發表了220篇名為「茶館」（Chaguan）的專欄文章。作爲英國海外情報局（MI6）前局長之子，他早在1998至2002年的江澤民時代就以英國《每日電訊報》特派員的身份派駐北京，也是西方知名的中國通。
任大偉去年因為在中國採訪方面的卓越貢獻，獲得美國亞洲協會頒發的奧斯本·艾略特獎（Osborn Elliott Prize）。他在2018年9月的第一篇「茶館」專欄中，任大偉寫道：「茶館不只是買酒的地方，它們更代表一種珍貴的東西：一個公共但不受國家控制的空間，公民可以說話、傾聽、感動、找工作、做交易或尋求慰藉，或只是閒晃一會兒。」
「儘管政府如今有所控制，但這種精神仍可在網上或「打工經濟」中找到。當公民團體伸張不公，就能看到這種精神，他們對官員表現出既不信任又信任的複雜心態，他們尋求官員的幫助，同時又懷疑官員的能力。」任大偉將他的「茶館」專欄定為成「報導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並且自認是茶館裡的「茶博士」（中國對茶館服務員的別稱，也是唐德宗對陸羽的尊稱），要為造訪茶館的讀者耐心服務。
「茶博士」最後看到些什麼
他在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專欄中指出：「中國將所有外國的批評都視為攻擊。」更令人擔憂的是，接替他的繼任者至今仍未獲得簽證，導致廣受歡迎的「茶館」專欄必須暫停連載。直到另一名《經濟學人》的記者能像他一樣獲得簽證，在擁擠的臥舖火車與北京的權力大廳直接進行採訪。
任大偉在這篇告別中國的專欄中寫道：「自從本專欄於2018年9月推出以來，『世界該欽佩還是畏懼中國的治理模式』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因為習近平宣布中國「是時候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了。
任大偉說，在派駐北京的六年半時間裡，他目睹了中美關係已告崩潰，全球則被分裂成相互對立的陣營，即使其他國家堅稱無意選邊站也無濟於事。任大偉認為美中關係的對立令人憂心，而雙方都有自己合理的邏輯：
不過任大偉也引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最新全球民調：在富裕國家中，只有新加坡的多數成年人認可中國；但在中低收入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國家，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則要正面得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大使們認為，中國從極度貧窮中崛起是一種激勵，他們感謝中國提供了新的市場、投資和基礎設施，而沒有西方列強慣有的「殖民式說教」。
當聽到歐美指責中國鐵腕對待少數民族、或者譴責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幫助俄羅斯時，全球南方的部分國家就會感到不耐煩，來自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的大使們會問：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侵犯人權該怎麼說？美國在加薩走廊武裝以色列又是怎麼回事？任大偉指出，這些質問的背後，是中國隨時準備好運用的怨恨情緒。任大偉還說，新冠疫情期間一名中國高層官員對他說：西方國家談論普世價值，就像殖民時代的傳教士告訴其他國家「該向哪個神祈禱」沒兩樣。
茶館打烊：人走茶涼？
遺憾的是，即便是像任大偉這樣的資深中國通，如今也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任大偉說，在中國進行報導的孤獨令人震驚。因為有太多的外媒記者（尤其美國媒體）被當局驅逐或者因為騷擾而被迫離開，而後繼人選又很難獲得新的簽證。川普政府當年驅逐數十名中國記者，則給了北京官員報復的絕佳藉口。
任大偉指出，光是在「茶館」專欄連載期間，《紐約時報》在中國的特派記者人數就從6年前的10人銳減至2人、《華爾街日報》從15人縮減至3人、《華盛頓郵報》更是從原來的2人降至完全沒有特派記者。《朝鮮日報》則指出，韓國媒體的北京特派員數量，也在兩年內從40多人減少到30多人。
今年4月，中國外媒記者俱樂部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記者懷疑自己的手機遭到中國駭客攻擊；81%的人表示在採訪過程中曾遭遇中國當局的干涉和騷擾。去年7月實施的《反間諜法》修訂，更是加劇了外國記者的困境，該法案將間諜行為的定義擴大到「提供與國家安全、利益相關的資料」等，即使未經證實，也可能面臨高達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不僅是記者，外國學者和顧問在中國的處境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在中國大學攻讀博士或從事研究的外國人被要求研究「自己的國家」而非中國內部問題。香港自2019年以來，外國學生註冊人數下降了13%。諸如貝恩諮詢公司、明茨集團等美國諮詢企業遭到中國政府的高強度調查，美國蓋洛普公司更是在30年後決定撤離中國。
中國為何不能容忍批評？
任大偉認為，中國人對外國批評的憤怒，源自於合法性的爭論。在政治學家看來，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的一路高歌猛進，中國的現代化也確實值得炫耀：中國變得更加富裕，新鋪設的公路縮短了城鄉差距，城市面貌更是煥然一新。如果問中年人他們的生活是否比父輩好，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是」。
但任大偉清楚指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充其量只是由「迷戀秩序的政黨所定義的、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國家」。任大偉在新冠疫情早期前往河南，他所搭乘的計程車經過被簡單路障阻擋的村莊，村口還有戴著紅袖章的老人把守。被問及「你們是否支持這些嚴格措施」時，村民們很不高興的說：「中國人會把共同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他們真的很聽政府的話，跟你們西方不一樣！」後來封城時數以億計因為政策待在家裡的中國民眾，也證實了他的說法。
任大偉說，雖然嚴格封控確實帶給大多數中國人安全感，但隨著新的變種新冠傳入中國，封城措施讓越來越多人被關在家中，連上海的2400萬民眾也不例外。疲憊不堪的中國人在2022年底終於爆發抗爭，中共對病毒的嚴格控制也驟然崩潰。不過中共還是不讓人民批評黨，任大偉說，如果有中國公民質疑黨的治理模式，這些人就會被宣布是「叛徒」，至於所有外國的批評意見則都是一種「攻擊」。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共的統治正當性越來越強調民族主義，強調中共是中國美德與文明的繼承者。由於中華文明具有異乎尋常的一致性，所以不同民族必須融合，國家必須統一。這是中共要將漢族文化強加於所有人的原因，也是中國必須統一台灣的理由。如今「多元化」比起以往任何時候，更會被中共視為「安全威脅」，異議者會被問及與外國人的關係、甚至被視為潛在的間諜。任大偉說，如果這類轉變持續下去，恐怕連那些欣賞中國的國家也會感到不安，因為中國的新狂妄時代可能會讓未來更加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