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運學者藤田孝典2016年出版《下流老人》一書，描述為日本經濟奮鬥一生的老人，竟有四成淪落為貧困的「下流老人」，向政府提出建言，希望能有所警惕和改善。此書短期間即暢銷50多萬本，引起日本社會關注與討論。隔年又出版《貧困世代》，指出支撐日本未來的年輕人卻無法過著理想的生活，只能痛苦地掙扎，堪稱為「貧困世代」，成為「下流老人的預備軍」。日本生活貧困的下流老人高達700萬人，派遣勞動的年輕人約900萬人，都處於貧困，證明日本是個貧窮國家，震撼日本社會。
下流老人有三個特點：(1) 收入極低，相當於「生活保護」(低收入戶)領取的收入的標準；(2) 沒有足夠的存款；(3) 沒有可依靠的社會孤獨者。雖容易辨識和查察，但他們隱身於各個角落，讓人輕忽下流老人的存在。
下流老人連帶對年輕世代造成負面的影響至深，看到高齡者已盡社會責任卻不能得到社會的尊敬，價值觀因而崩壞。而年輕世代薪資不高，擔心也淪為下流老人，心理不安而拚命存錢，消費欲望減退，景氣隨之持續低迷不振。因無力負擔教養下一代，大多不婚、不生小孩，更加速日本少子化。反觀台灣，情況類似如此。
社會灌輸的負面價值觀
日本社會普遍有著「不麻煩別人」的價值觀，自小即被灌輸「忍耐是美德」；讓貧困老人認命，不可太任性。申請救濟、補助時，常受到刁難，和台灣地方政府社會課承辦官員心態一樣。官方看待申請補助者如同福利小偷般，制度設計上重重條款予以防範與審核，而排除急需救助的貧民。
藤田撰寫《下流老人》的當下，由於日本政府財務艱困預算不足，不但無法追加反而還刪減了10%預算，使得部分原本受補助的老人，不再被認定為貧困，被排除在外。其實許多日本生活經濟狀況比較不佳的長者害怕親臨窗口和官員交涉，因此藤田主張「廢除申請制」，由政府主動查訪提供救濟才是正道。台灣社福團體或可參考，作為落實弱勢長者生存權的改革倡議。生存權堪稱是最原則性且最具代表性之社會權，日本和我國憲法都有「人民應享有具尊嚴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生存權。憲法載明的人權，為何得申請才能享有？作者在書中的這個叩問的確發人深省。
而此外，藤田在書中也提到許多弱勢長者無法入住高齡者照護機構，雖可申請公立「特別養護者安養院」，但因床位稀少，最少得等待3到5年，甚至10到15年也不稀奇的狀況。自費老人安養院，保證金需要1000萬日圓(約220萬台幣)，每個月還要付20到30萬日圓(約4.4-6.6萬台幣)，直比台灣長庚養生文化村收取的保證金與入住費還高（單人保證金約25~34萬元(台幣下同)，入住費2萬~3萬4000元/月），弱勢長者怎負擔得起？照護床位需求殷切，卻遲不改善。
日本有私營「免費廉價住居」，設備簡陋，提供給生計困難受生活保護的貧困者暫住。但貧困者向政府領取的「生活保護津貼」，七至八成被扣作為服務費，帳戶也被管控，無法逃離，這是貧困產業對弱勢長者的壓榨，簡直是詐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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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幸的是罹患失智症的老人，日本2020年估計約有410萬人，預估到2025年約會增加到470萬人。常被轉帳、匯款、購買高價養生保養品、仿冒藝術品、住宅改造及保證賺錢的投資等金錢話術而被騙光積蓄，從而淪為下流老人，因為失智，若無子女親友或社工察覺根本無從尋求救助。
藤田建議，不妨每人每月徵收100日圓當「生活保護保險費」，負擔輕，卻可從「施捨意識」轉化成「權利意識」，弱勢長者即可理直氣壯向政府要求照護，不再畏懼官僚的刁難。
日本有人會提出先救兒童、單親媽媽或是弱勢長者順序的爭論，其實貧困會從兒童、青年及至老人不斷串流，理應從教育、福利、照護各領域攜手合作，擬定整體策略，才能徹底解決。社會存在「經濟優先、捨棄弱者」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爭逐各自利益，最末端的弱勢長者會先被犧牲。經濟狀況不佳的弱勢長者往往會先被犧牲。
不被正視的「貧困世代」日益加劇
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也是國家主要稅收的貢獻者，國力成長的依靠。然而1990年日本終身雇傭制度崩解，派遣約聘等非典型勞動制度日漸盛行，逾40%年輕人無法找到正職，只能當派遣工，沒有勞動保障和福利，薪資僅正職的50到70%之間，又隨時可能被解雇，低薪不穩定的勞動條件，是日本勞動市場的常態。
社會對年輕人的偏見，認為年輕人若不吃苦，未來很難成功。常以上一代的生活經驗訓斥年輕人，責備他們不夠努力。無視於上世代的人享有年功俸，終身雇用、年年依年資加薪、分紅；房價不貴普遍買得起房，低學費沒學貸壓力，無法反思年輕人目前處境，各項資源短缺，社會體系又壓縮了生空空間，過得如囚犯受虐般，充滿著看不到未來的精神苦悶與憂慮。
職場上，正職與非正職有道鴻溝，企業樂於支持這種低薪結構，漠視勞動環境劣化，非正職大量增加的社會問題。長期以降，日本將製造出一輩子只能當低廉工資的奴工，生活在不穩定的世代，自然地成為下流老人的接班者，呈現世代貧困牽連的社會。
藤田舉他所服務的當事人富田先生為例，他受雇於黑心企業居酒屋的派遣工，負責料理工作，每天從中午忙到凌晨四點，工時長達17小時，沒有加班費，長工時又低薪，因而罹患失眠與憂鬱症。無法工作辭職治病，經社工扶助獲得職災給付，但職業傷害卻使他無法找到工作，甚難獲得穩定的生活保護。
2014年，藤田參與發起的「對抗黑心企業計畫」，對4700多名大學生進行問卷，67%的打工者曾經歷黑心事業打工。「黑心事業打工受害聯盟」向東京都勞動委員會檢舉黑心事業「溫野菜企業」剝削學生，每天工作12小時，商品掉在地上則要打工學生購買而被扣10萬日圓，辭職時還數落工作不力常犯錯，有時還被要求得支付高額損害賠償。事件被披露後，社會才知道黑心企業的惡行，打工學生得以從黑心監牢解放。
另一位加藤小姐，每月薪資約11萬日圓，扣掉房租4萬4,000日圓，生活費只剩6萬5,000日圓，每天餐費僅260日圓。為了治療焦慮症向福祉課申請補助，卻因為父母還健在無法通過審核，但父母自顧不暇根本無能力資助。後來由社工協助才得到補貼。藤田指控官員歧視弱者，若無社工或律師出面協助，很難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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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日本都存在「家人應幫忙」的神話，許多家庭父母和祖父母本身都過得很貧困，哪有餘力接濟，甚至可能是當事人的包袱，社政官員依法規就直接排除，讓貧困青年走投無路。
若政府認為年輕人只要努力工作就會有錢不需要支援，往往會輕忽青年貧困支援對策。但事實上，先進國家對青年支援對策持續增加，例如法國為因應少子化危機，提供大量公營社會住宅，讓年輕人安心工作；免除學費，充足職訓和執照課程。瑞典失業津貼和疾病照顧完善，年輕人不致有貧窮或病痛的精神憂慮。
日本的殷鑑 台灣應如何綢繆因應
現下25歲到40歲的台灣年輕人生不逢時，活在最衰的世代。多半教育程度高，每天努力工作，仍不見得就能脫離貧窮，常見愈努力愈拼愈忙卻也愈窮，政府對年輕人採取協助就業，不支援貧困的心態。薪資不如日本、韓國、香港及新加坡，不過是其薪資的一半或六、七成。同時，政府放任房價高漲，房租也水漲船高，不但力有未逮買不起房，恐怕未來連租屋子也感到吃力。生活難過而萌生放棄婚育，得過且過，處境宛如日本貧困世代。
不論弱勢長者和貧困世代都需要生活援助，若能及時實施「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制」，針對國民個人普發基本生活所得，保障每位國民的生存權，消除現行社會安全網重重評核成本，強化社會安全網絡，相信可望解決貧困問題。
正本清源，必須先充實財源，只要取消對富人過度的租稅減免，並課徵資本累進稅，調高消費稅率至10%，略高於新加坡的8%，與日本10%相當。總計約可增加近一倍稅收，從目前的2兆5000億元增加到4兆多元，就足於開辦「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制」，甚且有餘裕健全照顧體系，完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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