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出的新書《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以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為核心介紹二戰期間的美中軍事合作，尤其是空軍方面的合作。好巧不巧的是，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的《被遺忘的烏克蘭私生子：美軍在蘇聯的祕密基地（KGB檔案中你所不知道的二戰故事）》（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 An Untold Story of World War II）也在台灣出版。
近期出版的《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與《被遺忘的烏克蘭私生子：美軍在蘇聯的祕密基地（KGB檔案中你所不知道的二戰故事）》兩書，能比較美國與中國還有蘇聯不同的戰時合作經驗。（圖：作者提供）
這本書是以二戰期間美國的「穿梭轟炸」（Shuttle Bombing）為核心，介紹二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空軍合作。毫無疑問的，美「中」關係和美俄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敏感也最引人注目的兩大外交關係，不只是形成了當下「新冷戰」局勢的兩大支柱，三個擁核強權也極有可能為了烏克蘭和台灣兩大熱點爆發熱戰。
二戰末期，美國為了更有效的對德國實施「穿梭轟炸」，於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設置了三座飛行基地，供從英國起飛的第8航空軍還有義大利起飛的第15航空軍使用。美軍的轟炸機在完成了第一波對德國的空襲後，可降落在烏克蘭的基地，接受蘇聯空軍的加油掛彈之後，對德國進行第二波轟炸後再飛回原本英國或者義大利的基地。
由於三座「穿梭轟炸」的飛行基地都設於烏克蘭，也讓美國首度與以俄羅斯為主體的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有了交集，仿佛冥冥之中為今日美俄在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埋下了伏筆。至於在中國戰場上，由第23戰鬥機大隊帶出來的中國空軍飛行員，後來都成為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與第5大隊，即當今清泉崗第3戰術戰鬥機聯隊以及花蓮第5戰術混合聯隊的骨幹。
從冷戰時代到今天，中華民國空軍都在台海的第一線抵抗中共，因此當今美台軍事合作的起源也可追溯到「飛虎隊」（Flying Tigers）的歷史。相信透過閱讀筆者以及浦洛基的作品，台灣的讀者們能夠從空軍合作的角度瞭解美國與中國還有美國與俄國之間80年來的恩怨，並對中華民國在「新冷戰」下的角色有更深層的瞭解。
在烏克蘭執行「穿梭轟炸」任務的美軍人員在烏克蘭與蘇軍合影。（圖：作者取自National Archives）
二戰時的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還一度在1939年到1941年與納粹德國聯手瓜分蘇聯，又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與日本維持曖昧不明的「中立」關係，所以美國與蘇聯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貌合神離。唯一把將雙方凝聚起來的因素，就只是打倒納粹德國而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甚至從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角度出發，維持個人獨裁還遠比擊敗納粹重要。
打從美軍執行「瘋狂行動」（Operation Frantic），派人進駐波爾塔瓦（Poltava）、米爾戈羅德（Myrhorod）和皮里亞丁（Pyriatyn）等三座烏克蘭基地開始，雙方的關係就充滿了緊張和不信任。1,477名美軍人員的到來，讓蘇聯最高當局立刻緊張了起來，將這些飛行員、工程師、技師、信號官、醫生與護士都視為「帝國主義」的潛在滲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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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施密爾什」（SMERSH）的反情報機構，奉史達林之命監控美軍，尤其對那些「十月革命」後流亡美國的白俄後裔更是防範。美軍士兵對軍官講話時手插口袋，嘴裡叼著雪茄的行為，還有美國軍人在1944年總統大選時出現支持反對黨的聲音，都讓當時的蘇聯人感到難以理解。種種「毫無章法」的表現，都讓史達林懷疑這些美國人是在暗中推行反蘇思想。
蘇聯的官兵並非全部都痛恨或者懷疑美軍，他們許多人為美國設計先進又失事率低的飛機所深深折服。當地烏克蘭人本來就討厭推行大俄羅斯主義的史達林，他們還接受了德國統治，看到美軍富裕的生活後，更是相信美國文化優於傳統歐亞大陸性質的德俄文化。然而烏克蘭人想要與美軍接近的心裡越是強盛，他們就越是遭受史達林的懷疑。
凡是與美軍往來的烏克蘭女子都會被視為「賣淫」，與美軍往來的男子則會被捕入獄或者流放西伯利亞。哪怕是嫁給了美軍的蘇聯女子，也都被禁止隨美軍一同出境，史達林認為這是對「俄羅斯祖國」的嚴重背叛，認為這些蘇聯女子會向美軍出賣情報。由陳香梅與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譜寫的《一千個春天》浪漫故事，在同時代的蘇聯根本沒有上演的可能。
時至今日，「飛虎隊」仍是中美友好的象徵。（圖：作者提供）
比起美蘇之間貌合神離的關係，二戰時的中國雖然也與美國有類似「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的矛盾，但是大體上因為二戰時的中國並非共產主義國家，雙方的矛盾沒有如美蘇關係一樣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底層官兵還有軍民的相處，尤其是空軍飛行人員之間的相處，基本上只能用「精誠團結」四個字來形容。
而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前，有12名中國飛行員被挑選出來，分發到第23戰鬥機大隊的第74、第75以及第76中隊服務。他們都是在1941年11月被首度派往美國，接受飛行訓練的空軍官校第12期畢業生，對美國文化還有美軍的作戰指揮體系有更深一層的掌握，自然更容易和美國飛行員打成一片，很少因文化適應不良或語言溝通問題發生誤會。
事實上早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前的1943年5月31日，就發生了國軍第4大隊第23中隊飛行員臧錫蘭在荊門空戰中，營救了第23戰鬥機大隊王牌飛行員艾利森（John R. Alison）的事蹟。所以美軍對中華民國空軍的勇猛頑強還是有相當程度的肯定，只是美國做為一個航空工業大國，在航空以及飛行相關知識的專業程度上對中國飛行員還是有所質疑。
因此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之初，美籍大隊長、中隊長與分隊長掌握的權限遠勝過中國的大隊長、中隊長和分隊長。雙方在合作初期時有矛盾，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磨合期，可是隨著中國飛行員累積到了更多的實戰經驗，混合團的指揮權也開始逐漸下放給他們。到了1945年1月，已經有資深的中國飛行員在戰場上指揮美軍飛行員的案例發生了。
駐防湖南芷江的第5大隊美籍大隊長丹寧（John A. Dunning），就指派中國老鳥帶領美國菜鳥執行任務，例如第29中隊的中國籍副中隊長喬無遏，就不只帶飛過第5大隊的美籍飛行員，甚至還指揮過同樣駐防芷江，接受丹寧大隊長指揮的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國軍飛行員得以藉由指揮美軍飛行員，贏得更大的民族自信，在戰場上的表現自然也更為積極主動。
與蘇聯和美國飛行員都交流過的鄭松亭，明確表達了他認為美式飛行制度優於蘇聯的立場。（圖：作者提供）
有意思的是，部份抗戰末期加入中美混合團的中國飛行員，在抗戰中期有過與蘇聯志願飛行員並肩作戰的紀錄。所以他們與美軍飛行員一樣，有機會評估他們的蘇聯同行，甚至於比較和他們一起執行任務的美蘇飛行員。多數參加過抗戰的中華民國空軍反共抗俄，對史達林支援國府抗日的政治動機抱持高度懷疑，卻也不否認蘇聯飛行員在作戰時的英勇。
回想1937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只有蘇聯願意向中華民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無論是來自俄羅斯還是烏克蘭的飛行員都為了保衛南京或者武漢而血染長空。蘇聯飛行員的勇猛犧牲是一回事，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終究還是在一個相對自由與富裕的環境中長大，因此也在與蘇聯飛行員的交流中體會到了類似於1944年美軍在烏克蘭時所遭遇到的衝擊。
提起蘇聯戰友，前第5大隊副大隊長鄭松亭將軍回憶道：「他們的講話也很不隨便也很不自由，和我們一起談話就覺得畏首畏尾的，心中好像有塊石頭一樣，不像是美國人和我們很坦誠的相處，共產社會對我們來說也是真是很大的體驗，有別與美國人在無事時便很聞散的態度，包括至在小屋內玩撲克的作風都回然有異，俄國人也很熱情但大都不敢表現出來，雖然大夥相處的不錯。」
對於在政治委員控制下，蘇聯飛行員被過度要求集體主義，從而在空戰中失去主動性的情況印象深刻。比如蘇聯飛行編隊在執行任務時，如果隊長座機發生意外迫降，編隊裡的其他飛機也會一起跟著降落，使得原本要執行的任務難以為繼。親身體會了美蘇兩套不同的作戰模式之後，中國飛行員很難不發自內心認同美國，尤其是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飛行員。
蘇聯飛行員還在政委要求下，嚴禁與中國飛行員直接接觸，使雙方更難發展出類似於後來中美飛行員的兄弟之情。當然蘇聯飛行員也並非毫無優點，陳納德將軍就坦承，他以P-40戰鬥機對一式戰鬥機「隼」實施俯衝攻擊的戰術就是參考自蘇聯志願隊抗戰初期運用I-16驅逐機的經驗，但是這種戰術上的優勢無法改變國軍飛行員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感。
對美國的不信任，導致當烏克蘭的三座基地遭到德國空軍攻擊時，美軍想要反擊都必須先取得蘇聯方面同意。而根據浦洛基的研究，蘇聯經常以氣候不佳為由不允許美軍起飛迎戰，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損失。雙方的矛盾並沒有隨著合作時間拉長而有所緩解，反而越演越烈，難怪浦洛基會認為美蘇還沒等到冷戰爆發就已經交惡。
相反的，類似的悲劇在中華民國幾乎沒有上演過。第5大隊第26中隊飛行員賈維特（Harold Javitt）對當年抵達芷江之後，追隨喬無遏戰鬥的時光回憶起來仍讚不絕口。在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7中隊，美籍中隊長瑞德（William N. Reed）與中國籍中隊長徐華江同樣密切合作，對付部隊裡違反禁令歧視中國飛行員的白人作戰官漢考克（John Hancock）。
在陳納德、丹寧以及瑞德等美軍長官的要求下，任何對中國飛行員出言不遜的美國飛行員都會被立刻調離部隊。所以整體而言，中美飛行員之間相處得越久，對彼此的誤會與隔閡就變得越少。中華民國得以在美國協助下，發展出東亞最強大的戰術空軍，而這一切的歷史都是從第23戰鬥機大隊啟用12名中國飛行員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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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被派到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服務的陳炳靖，回憶起自己的老中隊長格斯（Edmund R. Goss）時同樣也是印象十分良好，強調對方作戰往往身先士卒，相處起來毫無架子，對待中國飛行員和善。相信各位讀者若有機會購買並閱讀《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就會知道中美雙方當時的合作有多麼成功。
也因為蔣中正不信共產主義，且對中國社會統治的程度遠沒有史達林對蘇聯控制的程度那般向下扎根，中國軍民可以自由與駐華美國飛行員往來，雙方得以發展出不受政府干涉的私人關係。比如陳炳靖在路克基地（Luke Field）受訓時，就認了一位美國婦女為乾媽媽，這在美軍與蘇軍或者國軍與蘇軍的交流中是很難想像的。
晚年定居香港的陳炳靖，提起戰時中美合作仍一猶未盡。（圖：陳炳靖提供）
既然美國與中國有那麼愉快的戰時合作經驗，何以雙方會如同美國和蘇聯一樣在戰後搖身一變成為敵人？其實最大的關鍵，還是來自於1949年大陸江山的淪陷，導致對岸出現了一個紅色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戰時尚未誕生，紅色中國也未參加中美空軍的合作，因此很難將之與蘇聯還有美國在二戰時的權宜性合作進行對比。
國共內戰本來就有別於抗戰，中共之所以能獲勝在於毛澤東遠比蔣中正接地氣，懂得如何動員草根群眾對國民政府發起「人民戰爭」。回到80年前的時空環境，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確實是全中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精英，然而懂如何駕駛P-40或者P-51在空中作戰的他們有一個巨大的缺點，那就是不夠「接地氣」。
來自富裕精英家庭的他們，跟佔中國人口90%以上的農民群眾毫無共同語言，距離可能比那些跟他們並肩作戰的美蘇飛行員都還要遙遠。外加中共統治區沒有什麼工業基礎，缺乏值得空軍炸射的攻擊目標，飛行員無論有多麼優秀都在這場戰爭中無用武之地。值得慶幸的是，熱愛自由的他們多數沒有為中共政權所蒙騙，在1949年都來到了台灣。
假若美國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受到了二戰時不愉快合作經驗的影響，那麼今天的台灣則持續受惠於戰時中美合作的成功經驗。美國政府不只同意了向中華民國空軍出售F-16V型戰鬥機，未來換裝F-35A隱型戰鬥機的第23戰鬥機大隊也可能在印太地區有事的時候馳援台灣，延續80年前的中美聯合。
另外從大陸當局近期邀請第14航空軍老兵回對岸訪問一事來看，中共方面對於透過宣揚二戰合作歷史來改善對美外交的政策並不排斥。因為即便是中共游擊隊在二戰時亦曾救助過美軍飛行員，且雙方之間相處起來也沒有美蘇雙方的關係那般充滿摩擦。所以「飛虎隊」的歷史既可用來制衡大陸，又可緩和美國與兩岸關係，這是戰時美蘇關係至今所難以發揮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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