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會議上，同事聽完這次弱勢居住題目的題綱，小心翼翼的問我：「我知道照顧弱勢很重要，但是，這個議題和我做為一個台北市民有什麼關係？」
一開始起心動念，是掛念著：公辦都更雖然主打「政府做事公開透明」，但實際上如果仍按市場邏輯運作，讓租戶在第一關就「出局」，不能參與新房分配，南機場、蘭州社區可能有高達半數以上的居民（且其中大多是弱勢）必須離開原居住地，整個社區因此分崩離析。
聽完我的想法，同事看起來並不太買單，但仍是務實的給了些建議。離開辦公室，我也不斷自問，究竟弱勢居民住不住台北市，對其他台北市民的意義是什麼？
城市為何需要不同階級的人？
於是每採訪一位學者或專家，我都試著問他們：為什麼我們應該保障弱勢的人能住在台北市？或是說，一個城市為何需要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同住在一起？
政大地政系的孫振義老師說，自由經濟主義者的回答會是，都市資源多、政府投入的資金也很多，大家認為這裡是一個值得待的地方，地價也因此水漲船高；如果有中下階級硬是留在都市裡，代表他付出很小的代價、創造很少的產值，卻住在很貴的地方。這就像常態分班和資優班的爭論，有人認為能力強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發揮最大產值，不同程度的學生（階級）混在一起可能較不經濟、效率不高。
文化大學市政暨規劃學系講師王章凱則從資本主義治理的角度分析，認為一個都市不可能只靠老闆來運作，還需要中產、藍領階級從事基礎工作，「即使台北沒工廠、還是要有接電話的人」。而如果這些人無法住在都市裡，資方就得付出更高代價解決勞工的交通成本。因此聰明的資本主義會顧及社會不同階級的需求，以穩固統治合理性。
王章凱舉了日本東京「品川東口」建案為例，大樓位在皇居附近，多家企業把總部設在這裡。雖然地價高昂，地下樓層卻開設了不少餐廳、書店、診所等照理負擔不起高額租金的店面，大樓經營者的考量是，企業總部有數以萬計的中產工作者，如果來此工作得跑到很遠的地方才能看病、吃飯，「好員工是不會想來這邊工作的」；如果員工的生活成本低、便利性高，他們自然會安於工作。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不是單一階層的人可以創造的，因此更應該開放讓大家共同使用，」延續城市由不同族群建構的觀點，台大社會系陳東升老師則從「公平」的角度討論為何城市不該只剩有錢人。陳東升說，一座城市的文化異質性是由不同的族裔、收入、性別族群共同建構；而且，一個城市能有捷運、森林公園、大學，是幾百年來人們的共同努力，更是所有納稅人的資產支撐起來的。如果今天只有住台北市的富人獨佔這些資產，顯然是不公平的。 （相關報導： 風數據》金字塔底層的悲鳴 公辦都更搶走他們的家 ｜ 更多文章 ）
而這樣的不公平更有可能不斷複製。陳東升說，年輕人沒錢，住不起台北市，必須往外住，但大部分的工作機會都在市區，於是就得花更多錢通勤；通勤成本高，收入變向被剝屑，意味著一個人累積財富的速度更慢。此外，偏遠地區的教育等資源比較少，更可能降低後代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有錢人住在城市裡，則更能複製、鞏固原來的優勢，最終造成工作、文化和社會流動因此減緩、甚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