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得知消息，香港著名報人羅孚因病去世，終年93歲。對於這個人，很多人都提到他是寫了「你一定要讀董橋」的那個人，是為大右派聶紺弩編了舊體詩集的那個人；再遠一點，在五六十年代，他在自己負責的《新晚報》上催生了查良鏞（金庸）和陳文統（梁羽生）武俠小說，他還是周作人在香港寫稿的三個著名接收人之一（另外兩個是曹聚仁和鮑耀明）。
但他引起讀者的關注，還因為一本《北京十年》。因為身陷一樁至今沒有答案的案件（被判美國間諜罪），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只能用「史臨安」的化名。這件事在大陸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香港著名文物商人許禮平前兩年便在其蘋果日報的專欄裡重提此事，披露了當年事情發生後，廖承志、夏衍、黃苗子等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做的努力。許在文章中提到，他在2010年曾經讓黃苗子出具一紙證明，記錄當年聽到羅孚被抓時一些文化人的言論，這份經過修改的黃苗子證明謂：「記得一九八二年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周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羅孚的兒子羅海雷2011年則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
無論是許禮平的證明，還是羅海雷的著作，都沒有揭開羅孚「北京十年」的謎底。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羅孚一直保持沉默。
因為他的身份，遠遠不止是著名報人。
羅孚1921年生於廣西，從《大公報》做起，後來在香港工作。羅孚是被稱為「香港左派」的那一撥人，在鼎革前後，這個稱呼基本上指的是左派文化人。
這撥人當中，既有北上參加政治協商的文化人，也有返回廣州著手輿論建設的左派報人，當然也包括羅孚這樣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在1967年香港著名的「反英抗暴」中，《新晚報》等左派報紙，便是與《明報》開戰。這場運動實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被稱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港英政府則稱為「六七暴動」，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這是香港百年來政治歷史上重要的一筆，就以當年開戰雙方後來的身份變化，也可以看出其深刻性——當八十年代「史臨安」蟄居京城，正是金庸被大陸奉為上賓時。羅孚就是在那時寫了《金色的金庸》一文，其中述及「反英抗」，記得他特別提到左派報紙的社論、評論往往都不能暢所欲言（而由金庸親自撰寫的明報社論是如何暢快深刻，可以想見）。他不能暢所欲言的，還包括在六十年代時，不能繼續刊登周作人的文章，連原因也不好明說，只好拖了下來。
「北京十年」期間，羅孚也在某種自我約束之中，他寫了大量文字，介紹香港文化，但是，說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他是那個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風格像是某種教養，也像是某種紀律。從「國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國，不能說沒有某種理想，然而，正如蘇聯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所聽到的官方議論「砍倒大樹必然濺起木屑」一樣，誤差與不公正同樣存在，同樣存在於夢寐追求的社會中。歷史的深刻在於，時間改變固有的看法，當「史臨安」埋首寫下《北京十年》時，回首往事，歷史的吊詭又豈止我們這些讀者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