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一的。是共業的。四十週年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最好的東西」，再也喚不回來了。
失敗者回憶錄125：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六四鎮壓後，北京局勢沉寂了幾天，一廂情願的流言紛傳，比如「軍隊分裂」之類。到6月9日，鄧小平帶領一批已退休老人，連同李鵬等在螢幕亮相，為鎮壓民運的軍士「默哀」。香港人不知如何反應，一下子啞了，示威也少了。現實體現了尼克森總統的名言：「儘管強權無法代替真理，但真理卻往往敵不過強權」。
「港人治港」的話題，改換成「港人救港」的討論。在一個由商界人士組成、名為「路」的聚會上，我認識了其後成為傳媒大亨的黎智英。他那時是服裝品牌佐丹奴的老闆，在八九民運期間免費送出數十萬件襯衫給香港遊行者，開始參與政治。各場座談中，面對八年後由一個殘民以逞的政權接管香港的前景，各人提到的出路有：以大規模示威促使英國拋棄轉移主權的中英聯合聲明；要求英國給予所有香港人以居英權；在澳洲或其他地方租一個島，建立香港的「衛星城市」；大力推動民主政制使九七後實現較有保障的「主權在民」；促請立法局通過「人權法案」……。
這些建議前三個都泡湯了。除了人權法案在1990年通過外，主導香港拒共潮流的人士，仍然以支持中國民主、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為主流，儘管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破碎。原因之一是其他「出路」都不是操之在我，又或者難以喚起民眾響應；原因之二是在民運期間，不論是示威學生，還是支援的北京及各地人士，所表現出來的優良品德，使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觀感耳目一新，從而覺得中國仍然有希望。殊不知這只是一時現象。
我仍然奔波忙碌。去了台灣演講後，八月又應邀去了加拿大和美國，演講和訪問一些流亡的大陸民運人士。接著來到中共建政四十週年，應日本NHK 電視台邀約，去東京參加一個美、日、港三人座談會，探討中國路向。
10月2日我在《信報》專欄寫關於中共建政四十年的文章，開頭引用北京大學大字報無署名的詩句：「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而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這首詩引起我的共鳴。北大學生「剛懂事」，正是我的青年時期。那時候，常讀到把祖國比作母親。而我也曾經用愛母親的感情愛祖國：她是最好的國度，山川壯麗，地大物博，年輕而富朝氣，欣欣向榮。我認同詩人魏巍的句子：「祖國啊，你是一切神聖美麗東西的總稱」！儘管這種感情幼稚，卻是那麼單純、真誠。所有五、六十年代有過強烈愛國傾向的年輕人，對這種單純的感情應不陌生。
然後，我們看到甚而許多人經歷過一連串政治運動的腥風血雨。但是對香港和海外未知真相的人，這女人還罩著一層溫情的面紗。六四凌晨北京四處噴灑的鮮血，濃烈不散的狂野腥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溫情面紗吹掉了，露出的一張臉，是中共國四十歲的臉：「奇形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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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奇形怪狀」？你看那生態環境，你看那城市面貌，你看那人間社會，你看那國民素質，你看那混亂秩序，你看那人際關係，你看那紛亂的價值標準，你看那普遍的道德面貌，你看那人格尊嚴……，我們怎麼能稱之為「世上最好的女人」？我們甚至不能用「醜」來形容，最恰當的形容詞就是「奇形怪狀」。有人說，「女人四十一枝花」。即使不是花般美，哪怕是醜也沒有關係，因為長得醜也可以透出善良和溫淳。但醜臉再用上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做化妝術，就奇形怪狀了。
我也曾經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但面紗吹走了，臉上沾滿屠刀血污的化妝，還會愛她嗎？
六四後到溫哥華參加當地支援中國民運團體的座談會，旁為李柱銘與陳若曦。（作者提供）
許多人說，六四使他們把愛國與愛黨清楚分割了。政權醜惡，但人民可愛，土地可愛，中國文化可愛。林毓生教授在六四後說：民運期間，中國一些最好的東西也出現了，比如學生自己管自己，在大遊行中北京人的謙讓、禮貌又恢復了，學生們的使命感、忘我精神再現，這是多大的資源呀！共產黨只要稍微轉個彎，這些資源就被它用上了。不但不會影響政權，還會增加政權的合法性。但中共沒有用，而且把它破壞掉，把最落後的暴力主義當作它的本錢。
暴力主義、權力至上破壞了一切，人民、土地在極權暴力下，唯有「向權看」才能存活，才有「錢途」。於是，人民、土地，以至除了傳統文化之外的日常文化，也不可愛，也變得奇形怪狀了。六四時天安門地下道的另一首無署名的詩寫道：「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
是同一的。是共業的。四十週年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最好的東西」，再也喚不回來了。
失敗者回憶錄126：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六四鎮壓，許家屯大吃一驚。而他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及帶去的錄影帶，就成為捲入高層權爭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層權力重組，他被解職，使他感到在大陸處境堪虞，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1989年六四後，中共在大家長鄧小平的獨斷下，改組了領導層。對香港最大的動作就是撤換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而許就在1990年4月30日從深圳經香港出走美國。
許家屯到美國後不久，有兩位中共高層的第二代，被介紹來找我，向我爆料指許家屯出走的幕後原因，就是捲入了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而他的捲入，又同他在香港的工作有關。我據此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導。兩年後我在洛杉磯見到許家屯，他確認了報導的事實，還問我這消息是怎麼得到的。我當然不會向他或任何人透露消息來源。
這個幕後故事，使我對中共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也影響我日後的人生選擇。
歷來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都由副部級擔任第一把手，屬中共廣東省委領導。許家屯來香港前，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屬「正部級」，直屬中央。更因為他派來香港，處於兩個關鍵時期：一是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訂，二是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需要香港的投資。因此他需要也能夠接觸政治局常委這個最高層級，包括國家主席兼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他都與他們有工作關係，可以直接找他們見面談話。比較其他省委書記，更顯重要。
外傳許家屯與鄧小平關係密切，則非事實。據爆料者說，鄧小平作風相當嚴厲，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很注意分寸，沒有人敢主動闡述自己意見，通常都是向他匯報工作，聽他指示。只有在他偶爾問到有什麼意見時，才會謹慎地說幾句。對於許家屯這一級，鄧不會問意見，他只會問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這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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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發生之初的權爭關鍵點，在4月23至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李鵬暫時主持中央工作，向鄧小平匯報時，迎合鄧兩年前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撤換的觀念，將學生的訴求說成是少數人搞動亂，從而使鄧小平在4月25日對民運下達一個「極少數人搞動亂」的定性。接著2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宣揚鄧的指示。由此激起27日學生發動20萬人示威遊行，連同參與的北京民眾，人數超過百萬。但北京的傳媒沒有報導這次示威。李鵬向鄧小平匯報，就說示威人數有三萬。鄧小平更認定是「極少數人搞動亂」。
楊尚昆與許家屯一直關係不錯。他最終沒有實現承諾，使六四慘案發生。（作者提供）
倘若趙紫陽沒有去朝鮮，可能就會只有他向鄧小平匯報，事情的發展就不一樣了。趙在30日回國後，看到「內部消息」說有三萬人示威，即表示懷疑：「七、八萬軍警，為什麼擋不住三萬學生？」
趙紫陽回國第二天，即與來北京的許家屯會面。許向他匯報了香港人和傳媒的反應，更帶來了香港電視台拍下的4.27 北京示威的錄影帶：上百萬人的場面，加上示威者的和平、有秩序，連人都變得和善了。許家屯也談了他對這次學運的基本看法。這看法其後就反映到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中。即：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和要求中共「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的合理性；所謂「極少數」不是指學生，而是可能有企圖利用學生的「極少數人」；對學生的合理要求，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最重要的，是以理性和協商的對話，來處理學生遊行示威的訴求，意思就是不會鎮壓。
許、趙當時認為，雖有鄧小平的講話在前，但鄧的結論基於假情報，所以是可以被說服而改變的。他們先與楊尚昆溝通。楊與鄧同鄉又同輩，又很隨和。在許家屯提出的證據面前，他果然贊同許趙的意見，並答應去說服鄧小平。與此同時，趙紫陽又取得政治局和書記處絕大多數人的同意。當時除了李鵬外，只有姚依林較接近用強硬手段，連北京市委李錫銘和陳希同，也不完全同意鎮壓。
有了楊尚昆作出說服鄧小平的承諾，趙紫陽才敢於提出五四週年的講話。許家屯回港說「我的意見就是總書記的意見」，香港左報採取傾向學生的輿論方向，中共工委放手讓中資機構員工上街遊行。
爆料人說，至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楊尚昆最終無法實現他的承諾。很可能他見鄧時，根本無法開口，在他說出自己的意見之前，鄧已經先入為主地下命令要來「硬」的了。鄧當時可能有點衝動：我幾百萬軍隊都帶過，還在乎你這一點點學生？
六四鎮壓，許家屯大吃一驚。而他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及帶去的錄影帶，就成為捲入高層權爭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層權力重組，他被解職，使他感到在大陸處境堪虞，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這故事使我認識到中共國一人獨斷、毫無轉寰餘地的可悲真相。身處北京的高層，對當地發生的事情竟懵然不知，要由香港帶去的錄影帶才看到事實。而即使看到事實，面對大家長的固執，眾高層也無能為力。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