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將香港視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投資客而言，香港內地化是相當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企業來說，則是蓬勃發展的利基。
1995年6月，早在英國宣布將殖民地香港回歸中國之前，《財星》（Fortune）雜誌就曾撰文提及「香港的死亡」。當時人們越來越擔心原來自由奔放的資本主義城市，在共產主義祖國的統治下將會走樣，而兩位作者在這篇引發爭議的文章中，直言不諱地說：「香港未來將變得如何，其實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玩完了』。」
近25年來回看香港的發展，《財星》雜誌似乎有些言之過早。近來北京的一些動作確實令人不安，例如北京未能兌現香港普選的承諾，但是香港在許多方面的發展仍算是相當順暢。尤其，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吸引了野心勃勃的中國企業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中國市場迅速增長，也吸引了許多銀行家紛紛湧入香港，香港一直穩坐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寶座。
更重要的是，中國之前並沒有亂動由英國人建立的法律基礎設施，香港之所以曾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此地經商，正是歸功於這些法律基礎。此外，香港的媒體環境也比內地來得自由，這是金融順利發展的關鍵。
2020年6月，中共政府繞過香港立法機關，實施了嚴厲的《國家安全法》，香港內部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政府利用國安法噤聲、制裁和監禁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士，甚至包括記者，《財星》於1995年的悲觀預言似乎逐漸應驗。
2019年中，香港爆發反送中、反國安法的示威活動。（資料照，Studio Incendo@維基百科 CC BY 2.0）
然而，對香港金融中心的支持者來說，最後一根稻草並非國安法，而是最近比照內地實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中國政府希望藉由政治力量將目前的疫情消除殆盡，可惜事與願違。香港跟進了內地的政策，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並強制返國的香港居民在入境後，必須在防疫旅館隔離很長一段時間。
如今，越來越多外國人逃離了這座城市，為了避免激怒北京，企業的動作相對低調，但是也一樣掀起出走潮。亞洲證券業暨金融市場協會（ASIFMA）去年一項調查發現，所有在香港的大型國際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中，有將近半數正將至少部分員工或職缺遷出香港。
香港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1月的調查顯示，60%的會員認為過去一年香港的法治正在惡化，但只有5%的會員明確表示計畫將總部遷出香港。也許是這個問題在政治上太過敏感，大約一半的會員表示「還不確定」要怎麼做。
亞洲證券業暨金融市場協會和香港美國商會的調查，都是在香港爆發最嚴重疫情之前進行的。疫情期間，香港比照了中國內地追求的清零目標，實行一系列的「抗疫措施」，例如推行方艙醫院等隔離方式，並且考慮對所有市民進行核酸檢測。
雖然香港後來放棄了大規模檢驗，並表示希望採取不同的作法，例如在4月的時候，將隔離時間縮短至7天，5月的時候取消了過去26個月以來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的命令，但是傷害已經造成。許多長期在香港做生意的商界人士，如今皆對香港政府失去了信心，甚至認為港府治理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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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特首林鄭月娥在四面楚歌的局勢中表示，以家庭因素為由放棄追求連任。她的繼任者是李家超，警務背景出身，曾領導鎮壓2019年的民主抗議活動。李家超應該有北京當局撐腰，但不太可能緩解商業界的擔憂，而且真要說起來，中共之所以選擇一名警察，而非商業老將來坐這個位子，就顯示他們把穩住香港政局看得比維繫香港經濟更重要。
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見圖）卸下職務。（資料照，美聯社）
李家超在5月這場親北京的選舉中勝選，他於記者會上發表當選宣言稱，「我會堅定維護《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憲制地位，守住法治的核心價值，堅持底線思維，抵禦來自內外的威脅和破壞，保障香港社會大局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中心
然而，香港實際上一國兩制的終結，並不表示國際金融公司在香港毫無出路，因為仍有許多人對中國內地依舊抱持很高的期待。著名例子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涵蓋了廣東省的9個城市、香港和澳門，共計8600萬人口。有些公司可能會將人員轉移到內地，但中國國內金融體系的諸多限制，比如資本管制，對這些公司來說，香港仍為他們帶來一定的競爭優勢。
但是長期來看，以香港為區域基地的跨國企業，將可能把更多人員轉調到新加坡。與香港比起來，新加坡的經商環境更穩定，更有規則可循，而且政治領導能力更強，法治建設水準也更高。雖然新加坡不太保障媒體自由，但至少分析人士可以自由談論金融和經濟問題，而在香港對中國企業或中國經濟做出任何批評，都有可能讓分析師和其雇主惹上麻煩，所以能看到的全都是取悅中國共產黨的分析，完全不值得投資客參考。
新加坡目前已經成為世界前500大企業總部職缺最多的亞洲城市，蘋果、微軟、通用汽車或迪士尼等公司都在這個城市國家設立區域總部。
與此同時，除了中國企業以外，越來越少國際企業在香港設總部。根據香港政府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8年中國企業總部辦公室大約有197間，到了2021年變成252間，相較之下，2018年美國企業在香港的總部辦公室有290間，但到了2021年下降為254間。同一時間，將總部設在香港的日本企業數量也有所下降，從原本的244家，降至210家。總體來說，香港地區的企業總部數量從2018年的1530家，降到了2021年的1457家，減少了約4.7%。香港最近嚴格的防疫措施，很可能會刺激更多企業決定出走。
比起新加坡和其他亞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明顯優勢在於，能夠吸引高額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新加坡資本市場的深度和流通程度都比不上香港。自2009年以來，香港IPO已連續7次位居全球第一，在此期間，新加坡從未進過前10名。
儘管2022年香港IPO表現低迷，但中國稍微放寬了對科技公司的長期打壓，今年下半年有可能會出現復甦。為了挽救被清零政策影響的經濟，4月下旬，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中表示，北京當局將暫緩針對科技公司的監理行動。會後發表的一項聲明指出，中國將推動網際網路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
因惡劣的市場環境而中斷香港IPO計畫的中國科技公司，將重新審慎進行IPO。其中最引人注目的IPO就是螞蟻集團，該企業2020年曾在滬港兩地申請上市，原本預計將籌資345億美元，公司市值估計約3,135億美元，卻被監理機關叫停。雖然螞蟻集團目前的市值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被迫改組而降低了盈利能力，但如果獲得監理機關批准，其上市首日的表現應該也不會太差。
另一家預計在香港上市的企業為滴滴出行，該公司自去年6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來，表現一直不盡理想。截至今年4月底，中國監理機關仍未批准滴滴出行將上市地點移至香港的計畫。監理機關的說法是，除非滴滴出行按照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規定，進行大「整改」，否則不予批准。不過現在中國最高領導層已經表示，有意支持科技產業，那麼滴滴出行應該很快就會獲准上市。
美中衝突實際上已經迅速演變成兩大文明之間的戰爭，而從長遠來看，兩國之間為時已久的緊張關係，就是香港IPO市場的最大機會。像阿里巴巴這些不久前曾在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將會透過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來規避風險；其他曾考慮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同樣也會轉向香港進行IPO。
＊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本文原刊《 台灣銀行家》雜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