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失敗者回憶錄107：守護我們的心智
1984年開始，我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星期一評論」。比較在月刊上發表文章，更能緊貼時政。中共在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後，不斷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的專欄文章，許多都針對中共的宣傳。這裡就略為介紹其中一篇「交響樂、公廁與核電」。
1986年4月， 蘇聯發生切爾諾貝爾（車諾比）核電廠爆炸、釋放出大量高能量輻射事件，不久，中國宣布在鄰近香港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引起香港輿論強烈反彈、民情沸騰。中共在香港的黨媒和親共人士則極力強調大亞灣核電的安全。
那年9月，中央樂團來香港演出，《文匯報》新派來的一位副社長在演出次日的頭版寫了一篇短文，代表報館同仁和讀者向中央樂團表示祝賀，說震耳的掌聲和坐在他身後的中大英籍教授伸出大拇指說good, 反映了樂團的水平。他回憶起四十年前在上海第一次聽大型交響樂團演奏，台上大部分是外國人，四十年後在香港看到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交響樂團，「不免感觸良多」，什麼感觸呢？「如果說發射人造衛星，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話，那麼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則是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我謹希望那些以『管理不好公廁』為由，認定中國管理不好核電廠的人士，從昨晚的盛況中得到某些啟示。」
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首先，一個樂團由中國人或外國人組成，跟樂團的藝術水平無關。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長期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任指揮，樂團成員大部分非日本人，但藝術水平就體現在小澤身上。這是藝術創作與演繹重「個人價值」的特點。其次，震耳掌聲、演出受歡迎，未必就等於藝術水平高。藝術水平還是應該由樂評家去判斷。至於說good 的英籍教授，除非他是教音樂的，否則也不能因為他是英籍就認為他具判斷樂團水平的能力。
其三，說一個交響樂團的成功演出，「綜合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藝術水平」，則未免抹殺了其他藝術形式的存在價值。交響樂只不過是藝術形式的一種。中國的交響樂水平肯定比不上有深厚傳統的蘇聯、德國、英國、奧地利等國家，但如果你承認京劇、河北梆子戲也是藝術的話，那麼中國地方上的一個小京劇團到了西歐都是第一流的京劇團。藝術之所以不能用計量的方式去評斷，就在於它的多式多樣和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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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妙的是作者的結論，他顯然認為有這樣高水平的交響樂，怎麼會管理不好核電？尤其不同意有人說中國「管理不好公廁」就管理不好核電廠的說法。作者或不知道或忘記，蘇聯在交響樂方面成績輝煌，應該遠在法國之上，但就偏偏管理不好核電，鬧出大爆炸事件；而大亞灣核電廠引進法國技術，等於認可法國的核電技術較先進可靠。交響樂與管理核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管理核電廠與交響樂演出好壞，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至於公廁嘛，要管理好並不難，管理公廁的技術水平，絕難與管理核電廠相比。實在很難想像這位副社長如何「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我絕不懷疑位副社長說的是發乎情之言，他從交響樂、公廁、核電中得到不顧事實、沒有邏輯的「啟示」，是由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愛因斯坦說「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從副社長四十年前就在上海聽交響樂來推算，應該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但仍然沒有離開嬰兒期。
距離寫這篇文章已經三十多年，這種嬰兒病在專權政治的不斷重複宣傳洗腦下，已經製造出一個幾乎囊括全民的巨嬰國，在各個領域、各種場合都千奇百怪地表現出來，即使受到權力最大化的專制政權欺凌壓迫，也以能夠接受這種壓迫為榮。
西方國家經歷文藝復興，注入了與感情平衡的理性主義：不是集體主義的愛國，而是個人主義的自由，尊重事實，可以計量，懷疑與寬容。儘管絕大多數現代文明國家也有領導人談愛國，但他們談愛國時都強調目的是維護人民權利最大化的憲法。儘管世上仍然有弱小民族以愛國為思想武器去追求獨立與自由，但只有極權國家才會以愛國主義去鼓動人民情緒，騎劫民權，使人民盲目地去愛那個將黨置於國之上的國家。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香港是長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地區，香港人過去幾年所做、現在及將來要做的，就是羅素所說的守護我們的心智。（原文發佈於2022年2月11日）
大亞灣核電廠自2010年起連續多次發生核洩漏事故，當局和當年蘇聯一樣隱瞞事故，給當地三個鎮約10萬原居民，每人每月秘密發放1000元「生態保護費」。村民說這是當局「不讓講的」。（作者提供）
失敗者回憶錄108：江南案的考驗
案件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輿論都指向台灣情治單位派遣竹聯幫執行暗殺任務，而原因則是由於江南正在寫、並開始在報上登載《蔣經國傳》。
《七十年代》於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成為獨立媒體，於1984年改名為《九十年代》，在享受最自由和獨立的輿論空間之際，一個重大的考驗就來了，那就是旅美作家江南在美國遇刺身亡、台灣情治單位利用《九十年代》發放「獨家新聞」的風波。
江南，原名劉宜良，台灣媒體人出身，移居美國在加州灣區經營小禮品店謀生。多年來為《七十年代》寫過不少文章，主要是評論台灣政局，具批判和揭秘的特色，有獨特文風，具可讀性。他往大陸途經香港，或我去美國途徑三藩市，很多時會與他會面，是我的作者朋友。1984年10月15日，他在家中被台灣黑幫槍殺，我當天就接到他太太崔蓉芝的電話告知慘劇。案件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輿論都指向台灣情治單位派遣竹聯幫執行暗殺任務，而原因則是由於江南正在寫、並開始在報上登載《蔣經國傳》。台灣當局派人去美國殺害美國公民，使美台關係受到挑戰。其後兩三個月，輿論大致上循此方向，《九十年代》也不例外。1985年1月，台北中央社承認，情報人員涉及此案，情報局長汪希苓停職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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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九十年代》收到一份資料，是江南寫給台灣情報機構的七封信件的影印本，憑其獨特的字跡、行文語調及信件內容，信服地顯示，這出自江南的手筆，極可能是他從1984年2月到10月遇害前，寫給台灣情報機構的匯報信件，內容是有關中共和台獨在美國的動向，詳述他與中共民航局駐美人員崔陣交往並意圖向他策反的經過，並為這些行為收取台灣情報機構的金錢。
《九十年代》在1985年2月號發表這七封信，我在七信檔案前表明：作為我們的長期作者和多年朋友，「極不願意相信這些信件的存在，也極不願意見到這些信件的發表。但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播媒介，取得這些信件是必須予以發表的。」
稍早時，《人民日報》分四天連載了署名崔陳的文章《江南先生印象記》，據介紹他是中共民航局派駐美國人員。文中細說與江南來往的印象，只是與江南七信採取完全不同角度，指江南是一個支持統一的愛國者。崔陳與崔陣應是同一人。
《九十年代》發表這七封信，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和爭議。不太關心台灣話題的香港傳媒也紛紛報導。包括台灣黨外雜誌在內的台港專業傳媒和學者，大都認為取得這些信件是必須發表的，如果只考慮到對什麼人有利、什麼人不利的話，那就是預設立場，不是值得尊重的社會公器了。許多一直認同《九十年代》對掌權者的監督角色、尤其是反國民黨政權的讀者，則認為我們被國民黨政權「利用」了。有的認為我們不應該不提供這些信件的來源；有的指責我們何以不作進一步的查證就予以發表；有些在江南七封信中被提到的具名人士就對信中所述表示不符合事實，尤其是提到某些人是台獨，而當時因為曾經發生過1970年的「刺殺蔣經國」事件，台獨在美國仍然被列為「暴力組織」。反對我們刊登七信的信件和電話紛至沓來，編輯部感受到壓力。
對於信件中部分內容不符合事實，《九十年代》編輯部在四月號作了澄清，「並向當事人致歉」。儘管我們發表時已經表明七封信只是提供江南可能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對於信件所述內容則不予肯定，但信件既發表，就等於傳播了信件中的事實，因此是有責任的。
就信件來源，不用說都知道來自台灣的情報機構。是怎麼來的或誰交來的，按照保護來源的新聞守則絕不能透露。講到被利用，那麼傳播媒介本來就是供人利用的社會公器。掌權者利用傳媒是常態，故意不刊登與傳媒立場不容的領導人的談話或資訊，反而是傳媒未盡職守。任何政治勢力或商業機構，願意提供真實資料給報刊，只要認定資料非偽造，並且應該讓讀者知道，就要予以刊登。供稿者的動機由讀者判斷，政治上對誰有利不是傳媒應該考慮的。
至於刊登前的查證問題，我們也表示，只要判定是江南親筆，我們的選擇就只是刊登或不刊登，要在刊登前作全面追索，不僅在時間上不可能，在運作上也不安全。世界上許多媒體在揭露事實方面反覆查證，但在發表密件時都只憑判斷而無法查證，比如《紐約時報》發表的「五角大樓密件」，如何查證？若查證就不能夠刊登了。
至於是否出自江南親筆？則自發表七信後，沒有人表示懷疑，包括江南太太也沒有否認。
不過，基於言論自由原則，《九十年代》還是把一些批評我們做法的來信來稿刊登了。我們做得對不對？交由讀者判斷。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