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顯著升高。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台灣海峽兩岸可能發生的衝突，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儘管美國的官方政策一直是「戰略模糊」，但是近來美國防衛台灣的承諾已出現更多不確定性。 雖然北京在台灣問題上保持一貫的政策, 華府似乎有意改變其公開立場, 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正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
如果美國和中國爆發戰事，則戰場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在1972年美國與中國的聯合公報中，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儘管如此，華府重申美國對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注。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官方政策一直是「戰略模糊」，這表示華府不會承諾在中國對台動武時去防衛台灣。
然而，伴隨這種戰略模糊的是，華府一再重申：它反對北京或台北單方面改變現狀。也就是說，美國要嚇阻中國入侵台灣，同時要防阻台灣宣布正式的法理獨立。這一政策被描述為雙重嚇阻，旨在防止台灣海峽任何一邊單方面改變現狀。近來，美國似乎改變了政策。當被問及如果台灣遭到攻擊，美國是否會協助防衛台灣時，拜登總統至少有四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有此承諾。然而，他的聲明後來每次都被他自己的政府官員「撤回」（“walked back”），他們聲稱美國官方政策其實並沒有改變。
顯然，出現這種情況並非拜登「口誤」，而是刻意推動華府的戰略模糊政策。拜登的話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向台灣傳達支持和對中國表示警告之意。他對記者所提問題的回答很簡短，而且沒有詳細說明美國將如何干預。當然，這些事件在北京已引起極大的困惑和沮喪，北京官員認為美國片面改變了它自己早已宣布的政策，這樣一來違反了華府與北京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諒解和承諾。
華府的政策可謂是「延伸式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延伸式嚇阻旨在保護盟邦或附庸國免於遭到第三者攻擊。相較於延伸式嚇阻，直接嚇阻（direct deterrence）旨在防止對手攻擊自己的家園。顯然，一個國家若實施延伸式嚇阻，會比實施直接嚇阻需要更加可信的承諾。很少有人會質疑一個國家會有抵禦外國侵略本土而戰鬥的決心。然而，比較值得懷疑的是，它是否有能力和意願去捍衛其盟邦或附庸國，即使自己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台北和其他首都不需要被提醒，美國對於在西貢和喀布爾的友好政府的支持，或是對於在敘利亞北部的庫德人等盟友的支持，後來發生了什麼事。要緊的是，延伸式嚇阻要求實施這一政策的國家，積極展現其可信度和決心，履行保衛其盟邦或附庸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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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戰略模糊政策和這個要求是矛盾的。戰略模糊政策實際上是說，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美國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援助台灣。真正堅定捍衛其盟邦或附庸國的國家，不會說自己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捍衛受其保護者。設想一下，如果我想阻止一個陌生人攻擊我的配偶，我會揚言如果他膽敢碰她，我一定會揍他。我不會說我可能會揍他。任何真誠地許了諾的捍衛者，永遠不會說這種話。戰略模糊削弱了華府對台灣承諾的可信度。儘管這個政策給了華府最終決定不干預的迴旋餘地，但在北京、台北和其他國家當局的眼中，這個政策也使美國的意圖更加令人懷疑。用政治學家的話來說，嚇阻涉及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binary choice）：明確承諾，或是不承諾；在兩者之間沒有「如果」和「但是」等限定條件的餘地。任何不夠明確的承諾，都會損害國家執行嚇阻政策的可信度。
那麼華府為什麼要採取戰略模糊政策？因為保衛台灣的明確承諾，可能會造成社會學家所說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也就是說，它可能會激勵其他人，促使他們去做出恰恰是你想要阻止的行為。例如，當政府為汽車事故提供無過失保險時，可能會無意中鼓勵更多魯莽的駕駛行為，因為駕車者不再需要擔心得自掏腰包為這種魯莽行為作賠償。同樣的道理，美國如果明確承諾要保衛台灣， 很可能會鼓勵台灣宣布正式獨立，從而引發北京的進攻，而這正是華府從一開始就一直想要防止的事。
的確，這種擔憂使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沒有宣布它擁護法國和俄羅斯，因為擔心這兩國可能會利用英國的支持做為無限行動權（a carte blanche），來激怒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再者，道德風險與台灣自衛的動機有關。如果美國將會保衛台灣，台灣有什麼動機去防衛自己？它大可作壁上觀，讓美國替它逐退敵人。持這種觀點的美國人認為，台灣在自衛準備上已經做得不夠了（比如軍費和徵兵方面），如果美國保證護衛台灣的安全，它會做得更少。
正如上文指出的，延伸式嚇阻必須做得讓其他國家的官員看來是可信的。如何使這一政策具有可信度？可以透過言語和行動來做到這一點 （如前所述, 其他國家將會聽其言, 觀其行）。政治學家指出，採取這種嚇阻手段的國家領導人會透過言語訊號反復、清晰、大聲地傳達他們將向其盟邦或附庸國提供援助的意圖。在採取這種行動時，國家領導人將自己的個人信譽和政府信譽置於這一行動方案中，如此一來，如果他們在將來違背其承諾，就會讓自己承擔所謂的觀眾代價（audience costs）。觀眾代價是指領導人未能履行其承諾（例如捍衛盟邦或附庸國）時，可能遭受到國內政治的負面衝擊。這些政治負面衝擊可能來自媒體的批評、政治對手（反對黨）的攻擊，當然，還有選民以選票宣示的否決。因此，我們可以檢視美國領導人的公開聲明，來判斷華府對於保衛台灣一事是否認真。這些聲明若是愈清晰、愈頻繁、愈有權威性，華府的承諾就愈加可信，因為發表這些聲明的那些人早就知道，如果未能履行他們公告周知的意圖，自己的政治聲譽和前途，可能會遭到強烈反彈。
然而，正如人們所說，言語是廉價的。常常被描述為「空談」的言語，需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持。如上所述，一個國家可以採取具體行動，尤其是它自己必須付出沉重代價的行動，來努力使它對盟邦或附庸國的承諾，在外國人看來是可信的。這種行動最明顯、最可信的例子是，例如，和一個受保護國簽署正式的安全條約，與該國建立聯合軍事指揮部，在那裡建立軍事基地，最後，在這個盟邦或附庸國的前線部署自己的軍隊 （因此，如果戰爭爆發，這些士兵肯定會傷亡，從而將保護國捲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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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經意的觀察者都可以經由檢視、比較這些適用於美國的其他盟邦（如韓國和日本）的指標，來嘗試辨識美國保衛台灣的承諾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希特勒漠視來自倫敦和巴黎的威脅，亦即在波蘭受到攻擊時，英法將幫助波蘭進行抵抗。他認為那些聲明是空洞的威脅，因為英國和法國都沒有在波蘭境內或附近部署軍隊，無法有效抵抗德國的入侵。
顯然，上文提到的那些指標顯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比它對韓國和日本的承諾來得薄弱。當然，人們可能會想問，華府的意圖是否真的是為了保衛一個盟邦，或是別有用意。一些圈子裡流傳的一個笑話說，美國願意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打仗，戰到烏克蘭的最後一兵一卒。換句話說，就像俄羅斯入侵阿富汗以及越南和韓國等先前衝突，這些都是代理人戰爭：華府武裝支援聖戰士組織（mujahadeen）在阿富汗與俄羅斯人作戰；莫斯科和北京在越戰中支援河內抵抗美國；莫斯科在韓戰中協助北京和平壤對抗美國。在所有這些衝突中，强權大國都試圖在自己不參戰的情況下，干擾、誘捕、牽制和耗盡對手的力量。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台灣民調顯示相信美國會出兵協防的比例大為降低。（AP）
關於延伸式嚇阻，如果美國及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的合作夥伴真心想要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那麽他們的所作所為會是那個樣子嗎？如果北約組織當初宣布的是將會投入他們自己的軍隊，而非僅僅提供武器和彈藥來保衛烏克蘭，對莫斯科來說，北約組織的嚇阻威脅是否會更加可信？據報導，美國一直刻意限制向烏克蘭運送武器，例如限制射程可達俄羅斯的導彈或大砲運往烏克蘭。台灣民眾知悉烏克蘭局勢。俄烏戰爭爆發後，民意調查指出，台灣民衆認為台海一旦有事，美國將會出兵協防台灣的比例已從戰爭爆發前的57%，大幅下降至40%。
台灣主政者並非不知道上文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台北和北京都知道美國對台灣政策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衍生物。換句話說，台灣對美國來說是次要的，美國重視台灣，不是因為這個島嶼對美國本質上極為重要，而是因為它對北京很重要。台灣官員並不傻，不會忽視他們在中美競爭中扮演的是卒子的角色，華府不時打「台灣牌」以獲得和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台灣問題如果持續得不到解決，對華府有利，讓它繼續持有這個談判籌碼，成為刺激北京的一根永遠的刺。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美國的政策：拖。但是北京為何要接受這種情況，讓這個爭端一代又一代地懸而不決？
台灣官員和民眾都敏銳地意識到，一旦發生戰爭，他們將遭受到最慘重的後果。島上的經濟將被摧毀，眾多人民將會傷亡，生靈塗炭。還有一個地理事實：無論可能爆發的中台戰爭的結果如何，台灣都必須繼續和這個近鄰一起生活，而美國人可以抛下一切回美。這一地理事實也顯示，台灣自己和中國自己的利害關係遠大於美國的利害關係。危機或爭端愈接近自己的領土，其利害關係就愈大，人們堅守自己立場的決心也會愈大。即使撇開民族主義問題不談，為什麼北京對台灣的關心，不如華府對古巴的關心？（美國有各種殺害或推翻卡斯特羅的陰謀，而且美國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中的行動，確實將世界推到核戰邊緣。）這些情況和俄烏戰爭的相似之處，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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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烏戰爭對台灣還有另一個重大含義。美國譴責俄羅斯的下列行為違反國際法：吞併克里米亞；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脫離烏克蘭的共和國頓涅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hansk）的獨立；俄羅斯隨後對這兩國的吞併。華府聲稱在那些地區舉行的脫離烏克蘭的公民投票是無效的。它主張，他們的脫離必須符合烏克蘭憲法，並得到烏克蘭全體人民的批准才行。
諷刺的是，華府的那個聲明，呼應了北京在台灣地位問題上的立場。儘管美國公開表示，希望看到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平解決，但美國自己是透過子彈而非選票解決了內戰。此外，儘管美國公開表示支持台灣的民主，但是當台灣由一黨專制政權實行戒嚴統治時，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最為強烈。事實上，華府曾經反對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推動台灣獨立，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且華府甚至在宣布支持台灣民主並知道若非中國威脅使用武力, 大多數台灣人民會贊成獨立的同時，繼續反對台灣獨立（但是當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時，多數台灣民眾支持維持現狀; 此外, 調查研究顯示，支持台獨的人傾向於認為中國不會使用武力, 同時相信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將會出兵保台）。
美軍發布濱海戰鬥艦於南海航行時解放軍軍艦監視照片（作者提供）
大家可能還記得，美國曾經持續多年一直堅持台北的蔣介石政府代表中國、代表整個中國，因此國民黨政府應該在聯合國據有中國的席位 （直到這一立場在1971年被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否決為止）。 難怪華府和其他地方官員的聲明，有時被認為是虛偽的，並被斥為空談、口是心非、誇張的說辭，或事後合理化。儘管北京在台灣問題上保持一貫的政策，但華府已經改變了政策，這一變化掩蓋了它聲稱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的說法，其實美國才更是意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國家。
無論美國的軍事能力是否比中國強盛，明顯可見，中國在台灣地位上的利害關係大於美國。無論華府怎樣做，它都無法讓北京或台北相信，對台灣的未來， 美國的利害關係比他們的還要大。此外，歸根結底，在決定戰爭的結果方面，人們的堅定信念、決心、對志業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往往比單純的軍事能力更重要。我們可以從越南和阿富汗戰爭的結果獲得這個結論。
這個討論提出了另一個觀點。四十多年來，戰略模糊和雙重嚇阻政策一直有效地維護台海的和平與穩定。這一政策的前提是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的友好中美關係，同時也以美國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為條件。此外，這需要北京有耐心地暫時擱置台灣問題，追求其他更重要的優先要務。重要的是，華府的政策既阻止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同時也阻止台灣正式獨立，達到了維持現狀的效果和意圖，這是華府想要的情況。它要的是分裂中國，而不是由中國控制台灣的統一的中國。
但北京為何要容忍這種無異於永遠延續國家分裂、與台灣分離的局面？儘管對華府來説這是理想的情況，但北京為何要接受？尤其是在北京的軍事能力不斷增強情況下，華府現在力圖否定與中國經濟往來的成果？換句話說, 這些變化自然會促使北京重新考慮其對美和對台的政策, 因為促使它採取其原有政策的處境現在已經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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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隨著中國縮小它與美國在軍事能力上的差距，對北京來説，中美戰爭的前景已變得比較不令人懼怕或毫無回報。而且，由於美國尋求在經濟上孤立中國， 並且禁止向中國出口先進科技，北京向美國妥協的經濟動機也已減弱。此外，隨著中國國內市場愈來愈大，北京已減少對外出口的依賴，包括對美國的出口。這種不斷演變的複雜情況中，最後一個因素是台灣的民意。愈來愈多台灣人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從而鼓勵了支持獨立的政治主張的政客。在此同時，台灣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融合度愈來愈高，超過40%的出口貨是銷往中國。因此，儘管中、台的經濟已經變得更加融合為一體（台灣對中國的依賴，遠高於中國對台灣的依賴），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治分歧卻更擴大（至少從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到支持台獨的民進黨領袖蔡英文領導的現任政府，政治分歧愈來愈大）。台灣官員與人民的選擇，日益成為政治優先或經濟優先的兩難選擇，亦即是要追求台獨的政治目標，或是追求與中國更加融合的經濟成果。
軍事和經濟平衡的變化，使台灣處於嚴重劣勢，時間的流逝對台灣愈來愈不利。那麼，既然台灣主政者可以預料到其未來的談判地位會惡化，為什麼他們現在不願與北京達成協議？一種解釋是，台灣輿論支持獨立，從政者如果想當選，就必須相應地反映這種意見；另一種解釋是，許多台灣人認為美國將會協助防衛他們（這兩種解釋可以並存）。因此，北京認為華府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絆腳石的結論並沒有錯。在它看來，拒絕放棄使用武力的選項也沒有錯，因為這個威脅一直是限制台灣政客實現其普遍民意的主要且最有效方式，而且可讓華府向台北施壓不要宣布獨立。
正如上文提到的，台灣輿論對北京的國家統一的訴求展現出更大的抵制。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年幼者長大成為選民 (年輕一代更傾向於支持台獨），在中國主政者看來，鑑於台灣輿論的這種趨勢，和平統一的前景似乎愈來愈困難，這一來又升高了北京以武力奪取台灣的可能性。除了這些事態發展，美國的輿論也朝著反華的方向發生了大幅轉變。雖然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很少就任何事情達成一致意見，但他們一致同意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在此同時，中國人民似乎已變得更加支持民族主義。他們批評其政府沒有對台灣和美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對中國的任何官員來說，在台灣問題上被認為軟弱，都會是一個嚴重的劣勢。這些趨勢的匯聚合流，顯示世界正走向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美、中、台國內的黨派政治、公眾和精英的意見、中美經濟脫鉤和不斷變化的軍事平衡，構成了一種容易引爆的複雜情勢，增加了台灣海峽兩岸發生武裝衝突的危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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