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爸爸」們說年輕事，都是很在地的、活的歷史。我像在拉線又像砌拼圖，誤打誤撞走進台灣歷史，還從「爸爸」們的不同角度來看⋯⋯
今（2022）年8月12日至8月14日，台北藝術節將上演香港創作者馮程程與台灣「再拒劇團」合創的《萬里尋親記》。
這不是一部事先設計好劇情和對白的舞台劇，而是一場「行動研究」：導演馮程程找來了五位互不相識台灣素人當自己的「爸爸」，讓爸爸們在舞台上訴說各自的身世。有「爸爸」是白色恐怖見證者、有「爸爸」曾是香港移民⋯⋯幾位「爸爸」的個人歷史，共譜成一部跨越台、港兩地的雙城記。
香港來的馮程程不是「乖」的劇場創作者。她的作品從不容易定義──她能寫出跟靈魂對話的深刻台詞，也擅於躍出文字方框，創作跨領域感官建構藝術體驗；她有種頑童氣質，乍看即興胡鬧，卻在探索邊界，撞出腦袋裡潛藏的什麼；她會領著大夥兒從中午演到日落，連累極、沮喪甚至出戲，也都是實驗內容⋯⋯
如此說來，她這次到台灣尋找陌生人當「父親」的瘋狂主意，好像比較容易理解了。我們在台北聊了一回，有關「尋親」的起點、這場「進行中」的開放演出帶來的結連、也有關在香港創作的當下，以及愈難愈要拉闊的藝術想像，她說：「如果一次藝術經驗足以提醒我們是一個人，只要有機會，我會做。」
見面後，她傳上一句話，補充萬里尋親在尋什麼──「其實我不想劇透，用講的太簡單。但現在又想寫給你說：是尋找，面對未來和創造未來的力量。」
（以下是走走作者蘇美智與馮程程的訪談，問=蘇美智，馮=馮程程）
問： 《萬里尋親記》的創作起點是什麼？過程是怎樣的？
馮：2020年8月發生了12港人事件（12名香港人原先要棄保潛逃到台灣，卻被廣東海警局拘捕並送往深圳鹽田看守所扣押），一方面，我看到（失蹤者的）家屬蒙著面公開求救，心痛；另一方面，我霎時間接受不到，世界彷彿倒轉了。
我還照見自己。那時我正申請就業金卡來台，成功的話來去會比較方便。但疫情把關卡變大了，去一個地方再不像從前輕易，而且即使你可以，有些人不可以⋯⋯
一晚睡不著，突然想起在我十歲時過世的爸爸，他當年也想過來台灣，最後到了香港。
50年前，我爸去不到台灣，那晚我未去到，有12個香港人也去不到，這三種subjectivity（主觀性）能否在作品裡重疊？我思考自己在創作中的位置，能用另一種形式把來不到的人「帶」過來嗎？我思湧起伏，之後寫好計劃書，很快得到台北藝術節回覆：「別等，立即做。」
這不是設計好劇情、找演員來排的劇。它是「action research」（行動研究），以研究為本的表演，骨幹是由我來台灣尋找不同的人來當「爸爸」。它本身有種真實性，精彩同時「撞彩」（碰運氣）。我要想像哪些人願意接受這樣「鬼馬」的要求，陪我上台玩。我像大海撈針似的找人聊天，當中有朋友的爸爸，也有朋友親戚的好友。
每次，我都會掏出爸爸的相片講述自己的過去，努力去charm（感染）他們：我是好人來的，這件事會很好玩（笑）⋯⋯最重要讓他們理解我的處境，以及這戲背後是香港。後來的五位「爸爸」中，僅一人由劇團主動邀來。他是白色恐怖見證者，我們希望與他背後的那段歷史來趟對話。
問： 尋來的「爸爸」跟你爸的形象有什麼關連？你們建立了怎樣的聯繫？
馮：在這事上，我爸是榥子，找來的人跟他的形象可以完全無關，我甚至跟女人也聊過（笑）。
成長後，我一直怕跟年紀大的男人傾偈（聊天），缺乏經驗不懂反應，不知道他們怎樣看我。但這次我發現，自己原來很享受聽「爸爸」們說年輕事，都是很在地的、活的歷史。我像在拉線又像砌拼圖，過程中竟然感到結連，誤打誤撞走進台灣歷史，還從「爸爸」們不同的角度來看——這「爸爸」經歷過白色恐怖、這「爸爸」來自公務員體制、那「爸爸」是早期香港移民。他們在70、80年代各有經歷，卻因我而連繫上。
就在昨日，「爸爸」甲寫了一首有關白色恐怖的歌，叫我轉給白恐見證者「爸爸」乙。我驚訝：我是活在那段歷史以外的人，這些線怎會由我來拉動？但是下一秒我便放下這個想法，並且深刻地體會到自己的位置。對長輩來說，我就是下一代，這就是傳承。也許是苦難和面對苦難的態度，把我們結連了？
我最初的熱血是：一定要說出香港的現況，請你們來關心。但是那樣瘋狂的想法實踐下來，事情原來不那樣單向，也不該那樣單向。每次我都如新地聆聽，納入和輸出，然後化作漩渦，嘗試變成可以送給觀眾的東西。
我過去很多創作都需要傾偈，把搜集到的資料轉換成劇本，但這次我介入的換轉很少，都攤開出來給觀眾看了，而且一切還在攪動中、出現中。譬如，五位「爸爸」到這刻尚未碰面，認識了後不知能否相處得來，甚至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結連？我不浪漫化，也不預設之後。
對我來說，這次創作最大不同是，它是進行式。即使劇本寫上「全劇終」，即使最後一場也演完了，我們不會完。也許明年我回來跟他們拜年呢？想想也棒。
馮：如果真要簡單地說，那是跨越很多差異的連結，不論是地域、時間、還是性別。要強調，我不是說所有差異都能和解或處理；差異猶在，譬如「爸爸」們也不一定支持同性戀。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某個情景下連結。劇場就那樣好玩，能在一同經歷的人心中投下一些東西。
這一刻最能驅動我創作的，除了迫在眉睫的時代，還有我在深心處抓住不放的plurality（多元）。它伴隨的價值觀始終是我的核心，陪着我在創作路上成長，也令我更願意在作品作出新嘗試。我會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不是性别主流化那種，而是擁抱多元。
像這次，我打開了小小的個人家族史，把你們牽引進來我的生命，做法是「陰性」而不是「雄性」的。因為我要講的歷史是histories，不只是自己的故事、不是唯一的歷史、更不是蓋棺定論。它是眾數的。
馮：這次沒有妙筆生花或很具文學性的台詞，因為台詞是「爸爸」們的見證。我的介入不是編劇，我沒有要「演」的東西，也不需要導「爸爸」們演戲。那麼我是什麼？我仍然是導演，讓「爸爸」們在音樂、影像、空間佈局建構的框架下，重疊著說故事，用感官體驗鋪墊這趟情感旅程，引導觀眾聽什麼、幾時聽、幾時投進自己的感受、幾時跳出來看到在場的我們。
但與其說編演導，我更大的角色其實是研究者，到來分享我的中期報告。「爸爸」們是研究的一部分，觀眾也是，然後我也研究戲中的自己，也讓大家研究我。創作者這次走得很前，完全被看見，包括她關心的是什麼？怎樣跟這些人give and take⋯⋯？
而我愈來愈喜歡這事了。所謂的「行動研究」是動態的，能夠一直保持主動，而我很需要這種主動的感覺。活在香港太被動，必須找方法成為更勇敢的人，才能面對當下。
問：抱歉有點殘忍地問──在這裡可以，但回到家不可，那種對照會否更令人難過？
哪來的信心？我在這裡看到活生生的見證。「爸爸」們承受那麼大的苦楚的彼時，斷想不到今天能活得好，還能用自己的講述去討回公道。歷史告訴我們那是會發生的，如果不信，那我信什麼？那樣不是只餘虛無了嗎？一定信！
演出在台灣，雖然無法回饋給香港觀眾，但我在這裡拿到的，會成為別的東西帶回去。要不是這次創作，我不能想像自己回去還有力量做別的事情。這樣說回饋或許迂迴，但，作品只是過程，進行式在我這裡，在台上的人那裡，在來看的人那裡。這次fader（推子控制器）會推得很慢很慢，但舞台始終會亮起來。
香港劇場在我成長的20、30年間，一直被「專業化發展」這些字眼來定義藝術事業的階梯，我甚至一度想像自己40歲時一定要做到香港藝術節。那時，我們可以專注地擁抱藝術、研究作品美學、討論如何從藝術內部改革、記下藝術發展史的一筆⋯⋯。
但，世界不同了，很多期許必須因應著改變，在艱難中再尋找自己的位置。像是以後做創作能否改用其他方法、在不同條件下發生？我沒答案，但重點一定是要拉闊藝術的想像。
在大時代裡，不只藝術家，大家的創作力都在爆發，那是很人性的反應。如此，以藝術創作為志業的人，是否更要謙卑下來，好好了解怎樣跟人連結、如何更新這些連結？如果權力硬要把我們約化得面目模糊，那麼我現在過的生活、我的創作方式、我強調與人傾偈時很「人」的感覺，以及那些真誠的交流，都是反抗。
容我有點濫情地說：創作最終是靈魂的工作，即使只是一對一，即使只能圍讀一個好劇本。如果一次藝術經驗足以提醒我們是一個人，只要有機會，我會做。
問：你一直低調，這次卻把自己放上劇場延伸成為故事，有什麼感覺？
馮：我在台北有一班信任的劇場夥伴，他們多少推了我一把。但，既使如此，排練時還是覺得赤裸。回想六月初剛開始討論這戲時，夥伴們覺得我該說得更直白，否則觀眾未必理解前因後果。好，那我直接講。但寫完，內裡有一把聲音：確定嗎？你回去會不會有後果？這些疑問都很真實。我未致於要「冧」（屈服），但討厭這種自我審查的意識。
藝術家如何找回活得像個人的感覺──這個探求最能打動我。但即使這樣溫和，在詮釋學的時代也可能會被批判。我們這一代是內化了的乖（聽話），生活上我是懦弱的，但藝術上一點也不⋯⋯問題是，當下我在劇場上冒的險，以後可能要在日常生活中承擔結果。怎樣可以聰明而不懦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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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程程｜香港劇場創作者。重要作品包括：《誰殺了大象》（2012-13）、《城市一切如常》（2014）、《石頭與金子》（2015）、《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2017）、《親密Claustrophobia》(2017)；作品屢獲香港小劇場獎提名，並憑《城市一切如常》榮獲最佳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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