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馬最佳導演羅卓瑤：在無根的荒原，爭大自由

「花果飄零的下一句，就是靈根自植」，羅卓瑤說，而靈根自植是一個在每日做事中實踐的過程。

羅卓瑤的家安在墨爾本。一座獨門獨戶的房子，推開後門，一大片猶如小森林的綠野。每天早上，她和方令正去散步數十分鐘，然後一整天在各自房間工作，家中遊戲房也改裝成home studio，電影剪輯、聲效、調色都在家中完成。兩人是創作夥伴，也是生活伴侶，餓了就一起煮簡餐。

「雖然是freelancer，但我們生活比較規律，好似marathon runner，要將身體維持在一定水平，才可以創作。」視訊鏡頭前，羅卓瑤說，她總感覺每天的時間都不夠用，要一直拼命做事。她今年64歲，銀絲爬上了頭，但神態和話語，是不知疲倦的青年。

生於澳門，長於香港，25歲留學英國，37歲和丈夫方令正移民澳洲，羅卓瑤導演作品的資金和劇本都已走向世界，但思緒逃不出生長之地。去年底，她和方令正推出《花果飄零》，是兩人自資製作的散文電影。片中重返澳門家鄉的「我」一路追尋可能在澳門一二三事件中去世的「哥哥」，而重返香港的留英青年，迷茫時認識了能通靈的傘運少女，接通一百多年前的革命鬼魂，而「我」也隨着「哥哥」在澳門和香港的横街小巷悠轉，重新發現往昔革命烈士楊衢雲和孫中山的歷史遺迹。

時光變換，不變的是苦尋而失落的心志。羅卓瑤憑此片一舉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但電影大概不能在香港上映，而在中國大陸，無論對《花果飄零》抑或導演獲獎均沒有任何報導。天地之間，哪裏是回得去的家？羅卓瑤說，飄零是華人的命運。

「我們都是nomad，在哪裏都無所謂的，中國文化的根在哪裏，你就去找，在哪裏都可以找到...... 徒勞無功的時候就徒勞無功，不緊要，不緊要...... 」

生命的火

年輕時羅卓瑤很迷茫。從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後，她不知道要做什麼，三個月內換了七份工，每一份都覺得不對勁。

那是70年代尾，香港還活在經濟亢奮中，羅卓瑤是格格不入的文藝青年。她愛詩歌、彈琴、電影、戲劇。中學時她讀嘉諾撒聖心書院，連續六年和同學玩舞台劇，中六時參加全港中學戲劇比賽，她當導演，改編聖女貞德的故事。作品奪得七個大獎，大家興奮去慶祝，她沒有去。

劇散了，一切消失了，她很失落。「這個舞台劇，讓我很深刻的感覺到眼前的事情忽然間消逝，一切無法留下，時間也無法停留。一種人很無助、脆弱的感覺，生命這樣流逝，有什麼可以留下呢？」

羅卓瑤從小體弱，常進出醫院，接觸生死病衰。她感官敏銳，對影像和聲音特別敏感，總記得往昔的鮮活畫面，更傷感於時間流逝。

當時有朋友告訴她，香港電台正請人做助理編導。「我一拍嘢，就發狂一樣，」光是興奮不足以形容，她感覺生命燃起了一團火，找到了表達自己的方式。和舞台劇相比，影視作品這種載體可以被留下，還可以把她對影像、音樂和文字的喜愛結合在一起。「我搵到了！那是一個calling，不是一個job，你想resist都不行的，推不走。」 （相關報導： 賈選凝：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 更多文章 ）

她笑說，從此她就亡命工作，在港台每天做十幾小時都不感覺累，還少了生病。當了半年助理編導後，她升做導演，一開始是以外景車用錄影帶拍單元劇，後來編入菲林組，用菲林拍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獨立劇情短片。

香港電台當時是電影人的搖籃。「在港台拍劇集，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立的，等於拍short film，從research到配樂，整個創作都是一個人完成，這是很好的訓練。」但她不甘心循規蹈矩地完成製作，總要問為什麼，例如她想要呈現高對比度的畫面，攝影師常回應：不行的，導演，這做不到的。

「點解拍唔到？我最憎人跟我說拍唔到...... 為何不可能呢？又不跟我解釋。我就很生氣。」1982年，她考取英國國立電影電視學院（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的碩士，成為該學院創辦以來招收的第一個華裔學生。

剛入學，系主任問她，要拍什麼電影？她說她想在「電影中寫詩」，系主任說這很難，做不到。「為什麼？我覺得可以。」羅卓瑤不甘心。她喜歡詩，但承認文字不是自己最敏銳的載體，而在電影中，透過影像、聲音和話語魔術般的結合，她想實現詩性的表達。

在英國，她學電影理論，學攝影、學編劇，熟悉電影製作每個環節的細節，以後他人就不能輕易告訴自己做不到。

1985年，她導演的畢業作品《外國的月亮圓些？》（They say the moon is fuller here） 打響頭炮，獲得芝加哥影展銀牌獎。

羅卓瑤隨後回港開啟導演生涯，從1988年的《我愛太空人》開始就與編劇方令正合作。他們一起做過不少商業片，但更被記得的是一部部藝術電影，如《秋月》、《浮生》、《遇上1967的女神》等，常被評價擁有別樹一幟的鏡頭語言和詩意敘事，呈現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流離漂泊。

無根是一種真空的狀態

回想小時候，羅卓瑤浮現的是溫暖而平靜的小城。

60年代初，澳門還不知賭城為何物。羅卓瑤和爸媽、五兄弟姐妹（後在香港添兩個弟弟）、爺爺奶奶住在大屋，從客廳望出去是門廊，門廊外是一個小花園。她生性獨立，愛一個人砌積木。家中教育傳統重守禮，父親以身作則，也常叮囑女兒，「女仔千萬不要做花樽，男女平等，誰可以讀書，爸爸都支持。」家裏娛樂是每週去看電影，爺爺奶奶帶她去看粵語長片，爸媽則會帶她去看西片。 

66年末，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10歲的羅卓瑤跟著家人移居香港。她還記得，一家大小開車離開，她不捨，回頭向老房子揮手道別。

長大後的羅卓瑤，常體會到這種離鄉別井的哀愁，澳門的老房子不時回到她的夢中。在英國讀書時，早上醒來，她突然很不想開口說英文。「或者聞到似乎是香港的味道，屋企煮餸的味道，就一天都不開心。」

她有時會想起奶奶在廚房剁肉餅的聲音。不開心的時候，整天都不離開英國的住所。她說，那是一種「掛在半空的感覺，真空的感覺。」

哀愁又離不開動盪的時局。班上25個同學，20個英國人，其餘5個來自瑞士、希臘、阿根廷、以色列。「他們個個最後都有國家回去的，但我返去香港，那時候鄧小平和柴契爾正在談判香港的將來...... 那香港導演是什麼呢？返去的香港是不是香港呢？」 （相關報導： 賈選凝：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 更多文章 ）

飄零無根以及人在其中如何面對親密關係和文化衝突，成為羅卓瑤不少作品的主題。

《愛在別鄉的季節》由張曼玉和梁家輝主演，講述知青出身的番禺女人與丈夫、幼兒分離，獨自前往美國拿綠卡後失蹤，後來丈夫偷渡美國尋妻的故事。在《秋月》中，日本青年迷茫中來到香港旅遊尋找美食，巧遇準備離開外婆、移民加拿大的中學生，兩人雞同鴨講，在外婆的美食中生長出純真友誼。數年後的《浮生》則呈現了97移民潮下的一個香港家庭：老父母移民澳洲，與早移民當地的二女兒在同一屋簷下衝突不斷；兒子獨留香港，靠性愛麻痹自己；移民德國的大女兒則在深夜尋問，自己到底是誰？

人們總說羅卓瑤的作品豐富呈現了華人移民潮，不過她說，穿透地域和身份，她想直視的，是現代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還有一種虛空。

「沒有了一種故鄉的、tribe的溫暖，沒有一種community，你只可能有朋友，但你沒有community。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很寂寞的，孤單的。」羅卓瑤說。

1994年，厭倦了香港講求速度、回報和效率的電影市場，羅卓瑤和方令正決定移民澳洲，擁抱更自由的創作環境。完成《浮生》之後，他們買了一架四驅車，在澳洲自駕旅遊了20多天，開過沙漠，路過礦場，有了下一部作品的靈感。

在《遇上1967的女神》中，他們進行了更為大膽的實驗：一名戀物的日本青年為了購買一架1967年出廠的經典雪鐵龍，獨自赴澳洲，遇上盲人美女；來自截然不同背景的男女在孤單中彼此認識，而旁觀一切苦難的雪鐵龍也彷彿成了一個主角......在荒原般的現代世界，人們只能靠自己體會疏離，又不斷出發，去尋找親密。

靈根自植就是去做事，做具體的事

羅卓瑤定居澳洲已經27年。眼下她的兄弟姐妹四散多國，有姐姐在台灣，有的在德國。「現代中國人就是這樣，四海為家，」她說，不過父母也在墨爾本，身邊還有不少侄兒，她說習慣了，不那麼孤單。

80年代從英國回港後，她就跟隨哲學教授、牟宗三學生吳甿鑽研中國哲學。正如《花果飄零》中的香港青年感通革命亡靈，她也在數十年前的哲學大儒牟宗三、唐君毅的哲思中尋得力量。不開心、心不安的時候，她就會讀牟宗三的書，「就算不完全明白也喜歡看，看的時候就會有一種comforting、舒服的感覺，像meditation。」

1949年唐君毅來到香港，隨後成立新亞書院。1961年，他發表《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2年後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面對中共建政前後大量華人流散世界各地，唐君毅在憂患中指出，中華民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人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要找每天做人的意義，大家一定是很迷茫，失落的，我們的出路在哪兒呢？」羅卓瑤說，她理解，「花果飄零的下一句，就是靈根自植」，而靈根自植是一個在每日做事中實踐的過程。 （相關報導： 賈選凝：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 更多文章 ）

「慨嘆是沒有意思的，只能去做，具體的做事，每一件事你去做的時候，就會得到更多啟發、反省，或許會找到一些出路。」她說，「只要你坦承面對自己，面對自己想做的事，（靈根自植）就在發生，每天、每分鐘都在發生。」

她想做的就是藝術電影，將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而非純粹的大眾娛樂。

藝術電影不賺錢，她問為什麼，問觀眾也問自己。《浮生》是夫婦兩人移民澳洲之後的作品，拿的是澳洲政府的投資，但隨後自由黨上台，資助開始縮水。

「到了《如夢》，嘗試在中國人的市場中，無論如何都找到1%的人欣賞藝術電影，不是純entertainment，高一點的。但後來虧了兩部戲，我們覺得（市場）可能真的未必有......」她感慨，但沒有停下來，又嘗試另一條路：一邊拿商業投資拍「正常的」電影，用賺來的錢自資做藝術電影。

《花果飄零》就是這樣誕生。資金緊促，整個劇組只有寥寥數人。羅卓瑤是導演，她和方令正一起編劇，方令正做攝影，另有一個非科班出身的收音師，由方令正一邊教一邊做。「還有一個助手，助手也在戲中做一個角色，如果收音來不了，他也幫手收音。沒有人啦。」她說來輕鬆。

演員也有一些是熟人，男主角是羅卓瑤在香港認識多年的一個中醫師的弟弟，這名中醫師也在電影中出演一場戲，女主角是casting選角而來。整個電影的後期，在墨爾本家中的studio完成，一切全靠兩個人，做得昏天黑地。

「既然不放棄，就要爭大自由。你可以不被他人約束，用很小的錢也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是一種大解放。」羅卓瑤說，她很希望努力掙脫過去十幾年來狹窄的電影創作空間。

2016年開拍，2017年完成初剪，兩人不太滿意，但反正沒有投資方催促，就擱一邊，開始另一條腿——著手商業投資的英文劇本。2019年，她一路看著香港爆發抗爭，隨即因疫情困在家中，他們回看初剪，終於明白該如何修改。

最終，作品在2021年底在悉尼（雪梨）電影節首映，隨後在台灣金馬獎放映。羅卓瑤很記得坐在悉尼電影院時的緊張感。「之前都是在屋企的校準監視器中看的，在電影院我們終於看到畫面效果，比監視器上看的更好，線條更清晰，環回立體聲也出來了，」她說，「我們成功了。」

把自己洗乾淨

現在她正籌備《花果飄零》續集，早前準備的英文劇本，將在今年底開拍。3月4日起，台灣將舉行羅卓瑤作品回顧展。

回想自己一路創作，羅卓瑤說，她希望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讓觀眾走上一段體驗的旅程，在過程中找回和喚醒「平常日日夜夜中會忘記了，或隱蔽了的自己」。

要達到這樣的狀態，她也必須「把自己洗乾淨」，擁抱全部的感受和念頭。多年來她和方令正都在探索這種直觀、感通的創作方式。「Eddie會首先寫低數段不同處境人物的故事開端，寥寥數句，先給出一個人物的處境，看哪一段我會有感覺，最有趣，然後就發展下去，」她分享，「每日洗乾淨自己，就去創作，去想，有些東西彈出來，可能就是真的。不要簡化人......（創作的時候）要將自己的全部放進去。」

「於我而言，拍電影是捕捉我的追憶、我自身存在和我身所處的時代所面對的艱困之反思、觀照生命及它的複雜性；最後作為一整體於時間中封存於電影內。」在寫給回顧展的場刊中，她如此總結自己對電影的思索。

回想中學時，學校組織同學去看電影，羅卓瑤瘋狂迷上《沙漠梟雄》（台譯：阿拉伯的勞倫斯）。這部1962年的英國作品依照一戰時英國軍官Thomas Edward Lawrence的經歷改編，描述一位理想主義者在戰爭中對於暴力、身份認同、家國族群認同的複雜思索，拷問「我是誰」。 （相關報導： 賈選凝：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 更多文章 ）

觀看後，她獨自去圖書館借看Lawrence的自傳Seven Pillars of Wisdom，至今記得其中一句這樣寫：「世間上有很多玫瑰的花香，但為什麼我要選擇走有很多刺的玫瑰小徑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