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編了兩本民國史料的書籍，分別是：《民初珍史》和《抗戰紀聞》。《民初珍史》主要的內容放在北洋軍閥和桂系身上，雖然早期市面上我們看到大部頭的所謂北洋軍閥史話之類的書籍的出版，但那些畢竟是史話性質，是透過作者的演繹而寫出來的，距離史實有時已經相距太遠了，而相對比較可信的史料畢竟不多，但從民國肇建至北伐統一，這十七年間的歷史是太重要了！因此我一直再尋找比較真實的史料，先後已經出版了《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北洋軍閥：雄霸一方》、《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北洋政壇見聞錄》、《北洋從政實錄》還有《曾毓雋回憶錄》等六本關於北洋的書籍。正如我先前編書的基本要求，此次也是盡量找到所謂的「三親」（親見、親歷、親聞）的文章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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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錫為湖北辛亥革命先軀、同盟會元老曹亞伯之子，曹亞伯（1875—1937），湖北興國人，近代革命家、政治家。一九００年肄業於兩湖書院，為掩護革命，曾入基督教。一九０四年在武昌加入科學補習所，旋赴長沙幫助黃興籌備武裝起義，事洩後護送黃興脫險。一九０五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一九０六年留學英國並宣傳革命，一九一二年回國，入黎元洪幕府，贊商機要。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旋由孫中山派往南洋各埠宣傳該黨宗旨。曹文錫曾任大元帥府議員。他在十二歲時第一次見到中山先生，在多年後寫下了那段經歷：「記得有一天下午，國父派一部私家車來接先父去商量事情，……，國父站在梯口，向先父打招呼。上樓後，先父指著國父對我說：『文錫，這位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我向國父行一鞠躬禮，先父笑著說：『民國時代的總統等於舊日的皇帝，全國最高的一人，從前見皇帝要三跪九叩頭，現在見總統，鞠躬就夠了。』我聽後，又對國父行一鞠躬禮，國父摸著我的頭笑著說：『你要做曹亞伯第二，跟你父親一樣，將來長大，替國家做一番事業。』他在寫〈黎元洪並非從床下拖出來的〉一文說：「黎元洪被捧出為鄂軍都督的往事，人云亦云，傳說滋多，筆者這段記載，敢誇為六十餘年來最正確、最翔實者。」當時曾有人說：「黎元洪當時怕得要死，藏匿於床下，乃被革命軍所拖出來者。」這原屬半開玩笑性質；詎知此說一經傳出，即不踁而走，成為當時最受人歡迎之花邊新聞！而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也附和此說，其實根據曹文錫的說法是當武昌首義之夕，各革命同志均向督署及第八鎮統制司令部進攻，而協統司令部則未有波及。是夜炮聲隆隆，協統黎元洪知革命軍發難，乃走避武昌城內黃土坡其參謀劉文吉家中。天將近曙，革命軍方面由熊秉坤派湯啟發率一支隊，巡查武昌城之中和門前後街一帶，湯啟發在街頭忽瞥見有人肩負皮箱一口，由黎元洪宅中走出，疑為盜竊，趨前叱止，並詢所自來，問明身份後，始知是黎氏宅中之伙夫，奉黎氏命將皮箱移往他處。經再三盤詰，始知黎氏已避居黃土坡劉參謀家，於是率衆往見。黎元洪被逼出任都督是真的，但絕非是從床下拖出來的，而是在部下劉文吉家中找到的。當時為渲染革命黨人的英勇和黎元洪的膽小怕事而有此說法，可說是不確的。
子奇的〈民初出現的「第一流內閣」記〉和穆照的〈財政專家熊希齡四面楚歌記〉都是在寫民初的熊希齡內閣，這個號稱「第一流內閣」其實處處都在袁世凱的掌控之中，要人沒人，要錢沒錢，一籌莫展，就如文中所說：「當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挑戰勝餘威，預備完成獨裁制度之際，熊氏誤入迷途，做了傀儡總理，好似手無寸鐵之白面書生，搭上了强盜船，真是說不出的苦。」結果，所謂「名流內閣」竟搞到不明不白地變成「短命內閣」！子奇據我判斷應該是薛大可，薛大可（1881-1960）字子奇，湖南益陽人。在民初年間是報界名人，他與劉少少、黃遠庸同為報壇怪傑。他是湖南才子，也是文壇一傑，詩文均有根底。平生有一「悔不該」的往事，乃是在袁世凱稱帝時他列名「勸進表」，因此有人指稱他為「洪憲餘孽」。《亞細亞日報》是袁世凱任大總統後，直接出巨資，由薛大可出面所辦的御用報紙。薛大可一時成為帝制的要人，袁世凱登基，《亞細亞日報》率先改以洪憲紀元，並尊袁為「今上」。薛大可隨各方諂媚者上表稱賀，表文自稱「臣記者」。他晚年渡海來台，經常在港台報紙發表文章，我編過他的《薛大可憶往錄》於二０一七年出版。
慧桐的〈張作霖生平祇怕一個人〉、譚逸的〈張作霖學良父子與日本的恩怨〉和耕野翁的〈張作霖魂斷皇姑屯的珍貴史料〉的文章，無疑地都是圍繞在東北的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身上，這些資料有些是已經為人所熟悉了，但也有不少內幕。而金典戎寫的〈張學良殺楊宇霆與東北易幟〉談到：自從奉軍退出關外，張作霖被炸身死後，對於未來的決策，當時在內部顯然分了兩派：一派是以少帥張學良為首，主張擁護國家的統一，以犧牲小我。另一派則以元老重臣楊宇霆為首，主張憑藉日本的勢力，以閉關自守，不再接受中央的命令。金典戎（1904—1969），原名殿榮，字顯庭，山東掖縣人。東北陸軍大學畢業，跟過馬占山、馮玉祥抗日，後在南京中央陸軍大學任教。抗戰期間，主要擔任軍隊及軍官的培訓工作及從事戰略研究。抗戰勝利，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到東北，任東北行轅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後回南京隨國防部長何應欽，皆任重要軍職，軍階為少將。在多家刊物發表軍事評論。一九四九年到香港後，在《天文臺》報發表軍事評論。關於張學良殺楊宇霆這件事，他說：「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同張氏左右親信的一班朋友們如黃顯聲、張振鷺、譚海等人，在奉天國民銀行有一個小小的聚會，時間大概是當日下午五點鐘左右，不久張氏的承啟官裴某，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一見黃、譚二人就說：『總司令到處找你們，還不快去。』」接著事情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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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年間桂系一直占著舉足輕重角色，尤其它與中央的離合關係。因此我早在二０一五年就開始整理《黃旭初回憶錄》五大冊的出版，前後費時一年餘，才完成這百萬餘字的煌煌巨著。其中的第一冊就是《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而據香港《春秋》雜誌編者在張任民的〈西安事變後與蔣先生在溪口故居一席話〉文前的按語說：「張任民將軍為桂軍前輩，二十餘年前即歷任李宗仁之參謀長暨廣西保安副司令等要職。自大陸變色，張氏即蟄居香港，杜門謝客，淡泊自甘，不再與聞時事。近月來，以本刊連續刊載當年西安事變之珍史，張氏每期必讀，感慨滋多，並承追述民二十六年春曾代表李、白赴溪口謁晤蔣先生一幕往事；此中經過，皆屬親歷，為外人所不及知之者。茲蒙應本刊之請，將當時情形，就記憶所及，撰成此文，由本刊發表。誠為西安事變後之一段最寶貴資料也。」而我根據《柳州市志》查得張任民的資料簡述之：張任民（1890—1985），廣西馬平縣人。八歲時因父親任潯州撫標中軍前營管帶而隨往桂平。十一歲回柳州。十二歲時師從鄧承緒門下，除古代典籍外，還學習地理、外國史、生理學、衛生學、體操等課程，並接觸陳天華的《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警世鐘》以及《民報》、《復報》等宣傳革命的刊物。後柳州開辦新學，張任民考入柳州府中學堂。光緒三十三年（1907）考入桂林陸軍小學堂，在學校加入了同盟會。宣統三年（1911），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並與同學一道參加了武昌起義。一九一二年，隨廣西軍北伐到南京。四月，所在部隊奉命改編，張任民分入北京清河的陸軍第一預備學校。一九一三年，張任民通過陸榮廷的推薦東渡日本，正值國內爆發反袁的二次革命，十月，駐日本公使館傳達陸軍部來文，著令湖北都督府送日本學軍士的學生一律回國就學。次年，張任民回國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受訓。一九一六年四月間，滇、黔、粵、桂各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討袁總機關「軍務院」。張任民南下肇慶拜會軍務院副參謀長李根源，後在參謀處服務。軍務院解散之後，張由黎元洪授以步兵少校官銜，到北京候差，後因張勳復辟之亂離京返桂。一九一八年春，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護法軍政府，組成粵桂湘聯軍擬入湘作戰。張任民經鈕永鍵推薦，在總部任少校參謀，隨軍出發。一九一九年，陸榮廷在南寧開辦講武學堂，張赴邕謁陸，並任中校戰術教官兼一隊隊長。一九二一年，陳炳焜為廣西護軍使，指揮部設在梧州，張充任指揮部中校參謀。粵桂戰爭爆發前夕，他受劉震寰影響，背陳附粵，擁護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一九二二年初，張任民避亂居澳門。一九二三年秋，陸軍小學同學何海籌持李宗仁手書造訪，約張回桂援助，張任民即動身回桂，路經廣州時，與黃紹竑、白崇禧晤談，張任民提出「先定桂局，再及世局」的主張。回到桂平後，李宗仁聘張為「總參議」。此後，張任民便成為李宗仁和黃紹竑的幕僚，為新桂系出謀獻策。一九二五年，張任民任設在柳州的廣西軍務督辦公署行營主任，指揮當地防務事宜，負責處理一切。一九二六年三月間，張任民赴廣州面見蔣介石，奉命入川黔遊說軍政要員，鼓動兩省以護國護法之精神參加革命陣營，出兵北伐，以謀國家之統一。一九二七年，任十五軍參謀長，後任第四集團軍參謀長。一九二八年，任南寧海關監督，並創辦培訓廣西建設人才的「村治學院」，又出任桂林警備司令一職。「武漢事變」後，張歸家閒居。七月，出走香港。十月，張受黃紹竑之託回桂聯絡李、黃舊部，正值梁朝璣與楊騰輝部在柳州發生衝突，張調和兩軍矛盾，雙方願意接受調解，並表示要請黃紹竑回桂主事。一九三六年，張出任廣西綏靖公署中將參謀長。抗日戰爭初期，張任民任第五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總監，旋調任第五戰區青年軍團副團長兼教育長，後改編為第五戰區戰鬥幹部訓練團，仍任教育長。一九三九年底，調任廣西綏靖公署參謀長。抗戰勝利後，張任民任廣西保安副司令。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後，張任民與李任仁領銜上書，敦促李宗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久，張赴香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病逝。遺著有《退思園詩文存稿》、《回憶錄》。
其《回憶錄》我沒見過，但查得的資料是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九龍出版的，估計是他的後人蒐集編成的。我書中所收的幾篇〈廣西內幕：李白北伐、黃紹竑留守八桂〉、〈廣西內幕：驕兵悍將害苦了李黃白〉、〈廣西內幕：我從香港冒險回梧州的經過〉、〈廣西內幕：俞作柏逃越與黃紹竑重回廣西〉和〈「逼宮」內情：白崇禧一封電報說了些什麼？〉都來自香港《春秋》雜誌。我也透過台北的廣西同鄉會幫忙詢問張任民在香港的後人，但由於距今時隔太久了，因此並無音訊。在此我還是十分感謝，由於這幾篇文章讓本書內容更為充實。另外以筆名「文史」寫就的〈第七軍的沒落與李白的下場〉亦是一篇紮實而詳盡的好文章，據《春秋》雜誌編者的按語說：「李宗仁與白崇禧半生所辛苦經營的第七軍，二十餘年來，轉戰南北，曾經贏得『鋼軍』的榮譽番號。從北伐起以至戡亂，均與近代的軍事政治有着莫大的關係。第七軍自崛興以迄没落，由龍騰虎躍而風流雲散，有許多為外間所不能窺探的秘聞軼事。本文作者為第七軍的幕中人物，以親身的經歷，寫出史料文章，自然不同耳食。」
《抗戰紀聞》的編輯，亦如《晚清遺事》與《民初珍史》一般，它選擇的內容依然以親歷親聞為首選。而這次我的選文範圍甚至用到了《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這雜誌是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東京日日新聞社創刊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終刊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共一百四十一期，是以中文撰寫向中國發行的雜誌，是日本對中國政治宣傳的一環。我特別選刊了《華文大阪每日》一九四０年四卷第一期新年加大號的汪精衛的〈共同前進〉一文及《華文大阪每日》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第七卷一期「汪主席訪日特輯」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公爵近衛文麿的〈歡迎汪主席〉及該特輯的社論〈汪主席訪日的意義〉和該刊記者報導的〈汪主席訪日記〉，這些文章比較珍貴而難見，另一方面也想呈現「汪精衛訪日」的日方觀點，做為文獻上這些文章有其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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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黃恆浩寫〈我所知道的東北義勇軍〉就強調「凡是我所知道的事情，都是由當時日記抄下來的，所以不僅事實是真的，即所書年月日亦是當時記載的，不過當年日記簡略，對於一件事的記載，惜未能詳盡耳。」而陳嘉騏所提供的〈馬占山部隊遭遇記〉是日人高山安吉所寫的，當時發表在日文版《滿洲建設秘話》一書中，陳嘉騏曾請人譯成中文，而譯文也保存了二十餘年才發表。楊潔如寫〈抗日民族英雄馬占山〉說他和馬占山有多年的友誼，當他知道馬占山要和日本人合作這一消息的時候，曾深夜見馬占山，談到此事時，馬占山曾非常懇切的對他表示：「我是堅決主張抗日的，怎肯和日本人合作呢？」馬占山一開口就同他作了如上一個說明。莊翰青在寫〈一二八淞滬抗戰親歷記〉文中也說：「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在范其務積極推進下，在滬西成立；當時筆者亦在處內主理機要公文電訊。全處上下，均勇於赴事，絕無遲到早退情事；其有未完事務，雖勞役至深宵，亦毫無倦容，為歷來軍政機關中，絕無僅有現象。」而徐義衡也是親歷的，他寫〈一二八淞滬抗日的回憶〉一文中說：「我本來是在十九路軍六十一師戴孝悃師長那方面做政治工作的。因為戴師長卸任六十一師長調任淞滬警備司令，我也隨同他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做事。」而寫有《十九路軍興亡史》一書的丘國珍曾任第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第七旅參謀主任、特務營營長，第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參謀主任。而翁照垣時任第十九軍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長，駐守吳淞要塞和寶山。由他來寫〈抗日英雄翁照垣將軍傳〉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
岳騫本名何家驊，筆名有：越千、方劍雲、鐵嶺遺民等等。他是安徽渦陽人，一九四九年前後赴臺，在五０年代回香港。曾任香港中國筆會會長、秘書長。岳騫創作文類以小說為主，兼及論述、報導文學及傳記。有《中蘇關係史話》、《水滸傳人物散論》、《八年抗戰是誰打的》、《瘟君夢》、《偽滿州國興亡秘史》、《紅潮外史》、《毛澤東出世》、《瘟君前夢》、《瘟君殘夢》、《妖姬恨》、《滿宮春夢》等等。岳騫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創辦的《掌故》月刊，至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終刊，出了七十期。岳騫在《掌故》發刊詞中說道為何要在香港創辦此月刊：「以今日環境而論，研究中國現代史最理想地區應是香港，寫作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方面干預，而材料也可以到四面八方去搜集，不受時空的限制，如果不能在香港保留一些正確的現代中國史料，後來者要研究民國史就更難了。」他還提到重要的關鍵在於「違難香港人士中，不乏昔日在軍政界居重要地位的人士，許多真正的史實就是他們的親身經歷，而不曾為任何報章雜誌所刊載，若能將耆老們的口述或寫作的資料加以整理發表，他日可供修史者採擇，目前則可作為研究現代史的第一手資料。」他寫的〈張自忠將軍殉國三十年祭〉說一九七０年五月十六日是故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殉國三十周年紀念日，國運蜩螗，人事滄桑，此一代英豪殉國之事，到今天漸漸為人淡忘了。為了使青年的讀者知道我們中國在抗戰期間也曾出過如此偉大的英雄，也為了使中年以上的讀者回憶一下悲壯的史蹟，恢復對國家前途的信心，覺得有寫此文的必要。他在文前並加了一段按語：「本文於年前刊於《萬人》雜誌，是時亡友張海山（贛萍）先生尙在，文後由海山加按語，今海山逝世已將兩年，重刊此文不僅記述藎忱將軍之功勳，亦悼念亡友海山，二張雖事功不侔，但其立心處世大致則相同也。」
陳公博的〈八年來的回憶〉是他在南京獄中所寫的，當時各報固競相刊載，有些書店，還印成專書出售。但卻有遺漏，就是結論的最後幾段。一九七三年《大人》雜誌重刊全文，並補充結尾的闕漏，金雄白（朱子家）「認為是太有意義了。這一份遺書，可留作千秋萬世之後，讓治史者來把它作為評騭的依據吧。」
張叔儔寫〈風流放誕記陳羣〉一文說：「陳群的一生歷史，向少人知。茲特就筆者與人鶴（陳群的字號）生前的交往共事之經過，錄而出之，事雖瑣碎，無不真實，或為本刊廣大讀者所樂聞。」而臧勺波（卓）的〈從陳羣服毒說到汪墓被炸〉說道「筆者之陸軍小學同學陳健君（字祖彝，後曾留學法國研究哲學），時為軍事參議院軍事廳長，與陳羣素相得，健君乃陪余晤陳群於內政部。實為余與陳羣建交之始，同時亦為永訣之終。時距抗戰勝利不及一年。」又筆名「白松子」寫〈汪政權從一抹斜陽到黃昏〉一文，「說提起林汝珩、汪屺兩人的姓名，在廣東人聽來，當不十分陌生。因林汝珩是陳璧君的誼子；汪屺是汪精衛之堂姪也。林汝珩與汪屺皆已早作古人。林氏於十餘年前，患肝癌，死於美國；汪屺亦早卒於本港，墓木已拱。筆者與林、汪兩人皆屬老友，偶感舊情，特將林汪二人過去之略歷及趣事，敘述於左，或為《春秋》廣大讀者所樂聞。」筆名「踽翁」寫〈我的三個晚節不終的師友：諸青來、趙厚生、袁履登落水記〉也說：「青來與我原處於師友之間，厚生與我為相知甚早之人，履登則為我的業師，無奈他們三人，或則抱有成見，或為羣小包圍，執迷不悟，粉墨登場，終致身敗名裂。舊事重提，不勝感慨繫之。」筆名「水一亨」寫〈我所認識的「日本通」李擇一〉提到翻閱台灣出版《傳記文學》，看到章君穀君執筆的《杜月笙傳》中，涉及李擇一的一大段，細閱一過，不禁為亡友大抱不平。「事實總是事實，立傳應力求存真，『諛墓』之作，未嘗不可，但加厚誣他人，烘抬死者，則其態度大可商榷。」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辨誣之作。劉泗英的〈吳佩孚汪精衛何以不能合作？──從孔祥熙派專人赴北平謁吳說起〉文中說：「民廿七年十二月上旬，重慶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氏因知筆者為吳氏舊屬，適筆者從業於四川省銀行。孔氏乃再三要筆者潛赴北平，密謁吳氏，報告我國抗戰實況及計劃。」
由此可知這些文章的重要性和它的真實性，和一般外界隨手俯拾的文章相比，是有天壤之別的。而抗戰這議題，自然會有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與人物，也不排除有降志投降的投機份子，甚至如汪精衛、陳公博、梁鴻志、黃秋岳者流，我們都一秉客觀之立場來論斷，是是非非歷史自有公斷，我們尊重歷史之事實，還原歷史之真相，無庸去避諱，也無庸去粉飾。一如其他幾本著作一般，書中之作者多用筆名，若能考證出來的我們會註明，若無法得知者，我們也一如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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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登山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