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過很多女性移工來台灣被覺得『為了錢什麼都可以』，所以碰到性侵案件，雇主也會覺得說給錢就可以抱抱、甚至發生關係──從這邊可以看出，很多台灣人會覺得對女性移工是『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
前後遭到5名雇主性騷擾、性侵，卻沒有一件告得成，檢察官甚至採信仲介說法，質疑她被性侵後為何「看起來很開心」──這是台灣破25萬名外籍看護工時常面臨的求助無門活地獄。長期服務移工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庇護中心副主任鄭珍真受訪時，便一再感嘆：移工真的沒有被當「人」看。
當一個外籍看護工被性侵，雇主覺得塞紅包就可以、仲介收到長長的求救訊息卻已讀不回、上調解以後說「她說被性騷擾是因為想換雇主」，檢察官也往往不相信她們，甚至質疑「為什麼不咬斷對方陰莖」、「為什麼仲介說妳看起來很開心」，受傷的她們無處申冤、再次被司法推落，這時群眾協會的工作人員鄭珍真、蕭以采、Lina便時常疲於奔走，極為艱辛地修復移工破碎的心、難以停止的惡夢。
雇主勒令「不准鎖房門」致看護工清晨慘遭指侵 傳訊息向仲介求救卻換來「已讀不回」
2016年9月，一名遭雇主性侵的印尼籍看護工側錄受害過程向友人求救，之後影片被貼上youtue、引起國際關注與印尼民眾怒火。雖然該名雇主遭判刑，然而在群眾協會的工作人員看來，這條討公道的路，通常都是很難，很難。
2016年印尼媒體報導惡僱主性侵女看護新聞，謝姓惡僱主於11日落網，裁定收押。（取自www.suarabmi.com）
在鄭珍真看來，外籍看護工要告性侵，第一會面臨的困難就是「沒有證據」，畢竟事件都是發生在家庭裡頭，自然沒有監視器，就算有，雇主也不可能提供。一旁的Lina舉例，最近處理的案件是一個看護工A被半身不遂的阿公性騷擾，坐著也能摸她胸部、甚至露他的「鳥鳥」要她看，然而當A跟雇主、即阿公的家人反應，雇主回：「妳就打她啊！」A當然不可能打阿公、打了會被告，當A投訴1955，雇主又要她撤銷，「不然我遣返妳」──這一切，都沒有錄影。
即便在案發當下有錄影，鄭珍真說，許多看護工也會因此被告「妨害秘密」。鄭珍真碰過一位看護工只是蒐證錄影給雇主、給仲介看，沒想到當協會協助看護工提告，就被雇主反告妨害秘密了。
「這種案件一般不會成，他只要沒有把蒐證到的證據公開到網路上，只有給仲介跟給勞工局看，通常是告不成……」鄭珍真說，一旁的蕭以采卻嘆：「還是要跑法院啊！」鄭珍真在受訪當天就是早上剛跑完妨害秘密、下午再跑一場性騷擾案件，被侵犯的看護工也要這樣跑，每一次都是折磨。
「我3個月前也碰到一個，用手性侵，凌晨1點雇主兒子進房間、在她睡覺摸她，她嚇到，他躺在她床旁邊一副沒事的樣子……她也不敢叫，只有兩個人、阿公沒辦法幫她、如果叫出來會被打，她只能很安靜等他離開，趕快鎖門，平常雇主要求門不能鎖──後來她傳給仲介求救，仲介就，已讀不回。」Lina補充這經驗，說著說著就氣憤起來：「被性侵，傳訊息已讀不回，誇張耶！訊息那麼長，還可以已讀不回！」
對於移工被性侵仲介「已讀不回」這事，鄭珍真補充，在2016年印尼看護工遭性侵影片震撼國際後，2019年《就業服務法》就又增加仲介知悉性騷擾與性侵事件後的通報責任，沒通報就要罰鍰、4次以上停牌12個月。但，處理過這麼多性侵案件，有哪個仲介被罰過嗎？蕭以采無奈一笑：「我也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人被罰。」鄭珍真接：「我們也常會問勞工局：到底仲介的責任是什麼？最常遇到他們的是仲介跟通譯，但當他們跟你求助，你們不幫他……」
「我要離開這個家，但我想到阿嬤，又放不下…」不敢立刻求助卻遭檢察官質疑：為何不大聲呼救、不咬傷對方陰莖？
當一個看護工被性侵，不只雇主不幫、仲介不理，受害者自己也往往不知道該不該提告。鄭珍真說，其實許多被性侵看護工是不敢馬上提出申訴的，移工來台往往背負沉重仲介費債務，很擔憂申訴就會沒工作、無法還債：「他們都很擔心不能付貸款，當地銀行會找他們家那邊……」
為了來台灣工作借鉅款付仲介費，這債務成了綁住移工的鎖鏈，更要命的是許多移工也對台灣法令不了解，蕭以采說：「很多以為他們告了就無法工作，其實邊跑法律程序還是可以工作，但仲介會給錯誤的訊息，跟他說『你這一兩年不能工作喔』──他們不會想去警察局，能逃就好，通常他們主動想提告的意願很低，只想轉換雇主就好，我們只能解釋法律程序，他們才有提告意願……」
「他們不會想去警察局，能逃就好，通常他們主動想提告的意願很低，只想轉換雇主就好，我們只能解釋法律程序，他們才有提告意願…」（示意圖，非當事人/取自「移工在台灣」臉書）
即便看護工終於有了提告意願，鄭珍真嘆，那時也往往錯過了提告時機：「如果跟仲介求助、仲介不幫，拖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等他遇到我們時可能都已經過了半年，證據都沒有了，怎麼可能會成？我們處理性侵案件最大困難在於，我們不會是第一手知道的……」甚至「沒有馬上求救」一事，也會成為檢察官偏見的起源。
例如J換過5任雇主都碰過性騷擾、甚至性侵，蕭以采說，雖然J在最後一次被性侵時就馬上求救，但因為J曾經在仲介引導下與前任雇主談到和解，似乎就被檢察官視為「慣犯」了。
檢察官質疑：為何前兩次性侵都不求救？為何仲介說J去醫院探視被照顧的阿嬤（即被告母親）時「看起來很開心」？為什麼不咬傷被告陰莖、大聲呼救、或發出聲響引起鄰居與被告母親注意？內褲與床單的血漬、雇主的精液，這些證據都不夠，甚至連J都說自己為何不馬上求救的原因了，檢察官在不起訴處分書裡，依然質疑：為什麼前兩次不積極求救？
「很多檢察官根本不懂移工處境」移工提告困境：被質疑她自願、她男友很多、她對雇主不滿意才造謠…
「很多檢察官根本不懂移工處境。」鄭珍真嘆，這是看護工要告性侵最困難的一點。Lina說，有些仲介會主張移工是為了轉換雇主才告性侵，鄭珍真接：「這也是對造常拿來打的，說她提告性騷擾之前有先喊要轉出，他們態度就會變成：你想換老闆，來好好跟我講不就好了嗎？……她當下被性騷擾了，可能不敢直接跟仲介說被性騷擾，只跟仲介說我很累、我想轉出──她當下講這些可能沒想到，之後會被當成拿來打自己的證據……」
「有些檢察官還真的會相信。」蕭以采說。檢察官不只不懂移工處境、要換雇主沒那麼容易，甚至也容易相信社會對移工的偏見，例如協會之前有位R要告雇主性騷擾，卻被雇主反咬偷竊（事實是雇主送的包包）、跟周刊爆料R常跟男人上motel、指控協會利用移工煽風點火，這時蕭以采就會在法庭聽到檢察官各種不可思議的質問：是妳自己要提告嗎？是協會慫恿妳提告的？妳是不是很常跟人去motel？案發後還很開心出去玩？
更可怕的問題從警局筆錄就發生，蕭以采說，通常警局為了快速翻譯，通譯這塊很常隨便找人、甚至找陪同移工報案的朋友幫忙翻，菲律賓更麻煩、通譯非常少，當專業的司法通譯變成隨便找人，災難就會發生──法庭上問得極細，包括事發在哪、對方如何走過來、周圍有什麼都會細問，當最初筆錄與法庭上的翻譯有落差，移工就很容易被理解為「前後指訴不一」，被認為證詞不可靠。
更可怕的問題從警局筆錄就發生，當最初筆錄與法庭上的翻譯有落差，移工就很容易被理解為「前後指訴不一」...（示意圖，非當事人/取自「移工在台灣」臉書）（取自「移工在台灣」臉書）
那，有真的告成的看護工遭性侵案件嗎？儘管協會協助的性侵案件多半不起訴、聲請交付審判後完全走入死棋，還是有個非常「成功」的案例──鄭珍真回憶，一位看護工S是在凌晨遭到性侵，剛好S認識協會庇護過的前房客，因此順利找到協會、馬上報警、沒洗澡也把垃圾桶裡的衛生紙撿回來保留證據。
「她情緒反應也很大，開庭就會哭、會崩潰，法官跟檢察官一定覺得她很痛苦。」「雇主給她的錢（紅包）也沒有拿，被放到衣櫃沒有拿，完美！」蕭以采與鄭珍真回憶S的案件，最終吐出「完美」這樣無奈的評論──「完美」的第一時間求救、「完美」的崩潰痛哭、「完美」地沒有迫於雇主威嚇收下紅包，S的反應一切「完美」，卻是特例中的特例。
但即便最終S的雇主判賠80萬元，這遲來的正義也不「完美」──蕭以采說，S在案件之後持續精神失控、自殘、回想起來還是時常崩潰昏倒，甚至雇主賠償的80萬元也被同鄉騙走，還負債。鄭珍真說，儘管有社工來關懷S、甚至可以提供心理諮商服務，那時S已經開始新工作，時間上實在難以配合，加上S是個外國人，心理諮商必須透過通譯協助、創傷修復的效果自然是極為有限。
妳是自願的、妳本來就有很多男朋友、妳一定是因為對雇主不滿意才造謠、妳被侵犯是因為妳年輕漂亮愛招蜂引蝶、妳為了錢什麼都可以──這些標籤就是這樣一層一層貼在外籍看護工身上。說起「年輕漂亮愛招蜂引蝶」這事，Lina說，曾有個外籍看護T留著長髮、身材極好，雇主的太太要求她把頭髮剪成近乎平頭、只能穿她的寬鬆舊衣遮掩身材，沒想到，T最終還是被雇主性騷擾，「記得老闆『鳥鳥』旁邊有顆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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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a說，曾有個外籍看護T留著長髮、身材極好，雇主的太太要求她把頭髮剪成近乎平頭、只能穿她的寬鬆舊衣遮掩身材，沒想到，T最終還是被雇主性騷擾（取自「移工在台灣」臉書）
一個人會出手性騷擾、性侵另個人，可能連他自己都說不出是基於什麼理由，但當一個性暴力受害者出面控告，各種控告的「理由」、所謂「動機不純」，都將加諸於她身上，當受害者是一個外籍看護工，「理由」更是多了厚厚一疊。而在撕去理由、認真傾聽受害者說話之前，衛福部統計的10年破千名移工在台遭到性侵，恐怕將持續添上，受害者無處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