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過去曾在寫給風傳媒的文章中，介紹台灣商人辜金良給日本陸軍第15師團當仲介，向安徽省北部新4軍第7師根據地走私米糧的往事。這絕非筆者空穴來風，憑空編造的故事。相關的紀載，完全是閱讀了辜金良夫人許金玉女士的傳記《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所得知而來，可見這位台灣統派大老在二戰的中國戰場上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然與新4軍私通的不會只有陸軍的第15師團，私通日軍的抗日武裝也不會只有共產黨的軍隊，還包括戴笠的忠義救國軍，乃至於效命湯恩伯將軍以及胡宗南將軍的游擊武裝都有涉入，畢竟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在沒有軍餉的情況下持續戰鬥，甚至持續存在。所以國共兩軍從生存的角度出發，與日軍進行一些買賣，本身並不讓筆者感到驚奇。
但是從辜金良的回憶，還有最近流傳在大陸網路上，但是很快就被移除的一篇文章來看，由張鼎丞司令員和曾希聖政委所領導的新4軍第7師，確實是與日軍搞走私的能手，他們打交道的對象不是只有日軍第15師團，而且還包括了上海的日本帝國海軍。作者表示，新4軍第7師為了迎接日本帝國海軍運送來的物資，甚至還在江蘇省北部的湯溝開了一座碼頭。
而負責這些走私行動的，不是別人，正是前陣子日本紀念珍珠港事變80周年時，訪問的103歲海軍老兵吉岡政光。吉岡政光在珍珠港事變時為九七式攻擊機的機砲手，當天他從航空母艦蒼龍號上起飛，執行擊沉戰艦猶他號（USS Utah）的任務。隨後他被派往上海，擔任汪精衛政權的中國海軍顧問，並主導了對新4軍第7師的走私工作。
根據作者的介紹，時任新4軍第7師皖江貿易管理總局局長的葉輝，在1944年透過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淩良才、杜海林與汪國華等「民族資本家」為代表，在日本海軍聯歡社內成立中華物產公司。他們在汪政權海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幫忙下，成功與吉岡政光建立了聯繫，開展了大日本帝國海軍與新4軍第7師之間長達一年的走私人生。
1948年爆炸沉沒，後被中共打撈起來修復的江亞輪，原來是日本的興亞丸，類似的商船為汪政權海軍徵用，投入與新4軍往來的業務。（取自人民畫報）.jpg
靠帝國海軍壯大的共軍
吉岡政光當然不會直接派遣日本海軍的艦艇搞走私，因為他有一個最好的白手套能動用，那就是汪精衛政權的中國海軍。然而南京國民政府的海軍，最大的軍艦為860噸的海興號訓練艦。既然是訓練艦，那表示海興號絕大多數的時間只能停在上海高昌廟的海軍學校用於訓練學生，不具備開往新4軍第7師根據地搞走私的能力。
既然是走私，自然越低調越好，雖然汪政權海軍有許多小艇可以用，但為了掩人耳目，直接徵用商船應該更符合效益。據蔡志锷回憶，汪政權海軍動用了兩艘近千噸的退役軍艦協助向湯溝輸送物資。不過蔡志锷沒有提到這兩艘退役軍艦的名字，而汪政權海軍同樣也沒有超過1,000噸的軍艦，因此這兩艘軍艦其實應該是被汪政權海軍徵用的大型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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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岡政光的包庇下，中華物產公司以汪政權海軍辦事處的名義，從和平艦國軍手中為新4軍採購了大量軍用物資和機械設備。這些設備還包括用於組裝槍枝的毛坯、炸藥與雷管。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汪政權海軍商船，於吳淞口和長江航行時不用接受關卡檢查，基本上通行無阻，讓新4軍在物資的取得上得到極大便利。
靠著這些經由汪政權中國海軍送到蘇北的設備，新4軍第7師兵工廠發展迅速，能製造子彈、手榴彈、擲榴彈、刺刀、擲彈筒、迫擊炮、炮彈、地雷等各種武器，還能改造、維修各類槍炮。由第7師兵工廠改造的82mm迫擊砲兩枚，更在抗戰勝利之際，新4軍進攻蘇北各反共部隊據點時發揮巨大作用，可見共軍的壯大，少不了大日本帝國海軍的支持。
吉岡政光還允許新4軍向經過蘇北的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船隻徵收黃金稅。凡是不繳稅的日本船隻，船員都會遭到駕駛新4軍的海上民兵劫持毆打。對於本國海員在中國沿海遭到共產黨威脅，吉岡政光的態度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筆者讀到時簡直拍案叫絕。後來日本帝國海軍駐華的內河砲艦，都因為不同的原因落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手中，冥冥之中延續了這段日軍與共軍合作的歷史。
決定勝負的戰場是在太平洋，駐華日軍不會太認真面對中國戰場上國共抵抗勢力，圖為美海軍F6F地獄貓戰鬥機，攝於華府國家航太博物館的史蒂文·烏德沃爾哈齊中心（Steven F. Udvar-Hazy Center）
為何要幫助「抗日」武裝？
如筆者前面所述，日軍有向共軍走私的，同樣也有向國軍走私的，尤其是在戰火相對平靜的沿海地區更是如此。甚至明明知道對方是打著抗日旗號的抵抗武裝，還是有不少日軍願意向國共游擊隊提供物資，差別只是在於有些日軍會以個人名義提供，有些則直接以正式部隊的番號提供。實在不行，也可以假冒自己是同情中國的反戰人士，或者乾脆找個像辜金良一樣的台灣人當仲介。
那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的地位出現大幅度的變化，不再被日軍方面視為扭轉整個戰局的主要戰場。隨著日軍將主要的矛頭轉向東南亞的英軍和太平洋的美軍，幾乎只剩下滇緬戰場還有兩湖戰場仍有中日之間的激烈戰鬥存在。其他地區的中國軍隊，無論是正規軍還是游擊隊，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部隊，都與日軍處於互不侵犯的狀態之中。
所有人都知道，戰爭的結果取決於太平洋戰局的發展，與中國戰場上本身的戰鬥不再有直接的關係。既然如此，在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共軍還有國軍又何必冒著可能戰死的風險去認真彼此戰鬥？倒不如好好利用這個機會，透過和平建國軍或者台灣人來與對方做生意。戰時也好，平時也罷，沒有任何人會跟金錢過不去，更何況大家還要為戰後做準備。
在中國的日軍高層，尤其是在中國的日本海軍高層，都深知日本最終將為美國所擊敗。而在敵後打游擊的中國「抗日」武裝，雖然表面上都高舉著「抗日」旗幟，可實際上最優先在乎的，還是如何爭取自己在戰後最有利的政治地位。由於國共兩軍的游擊隊，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對付彼此，而不是對付日軍，日本人也不擔心這些走私的行為是「資敵」。
更重要的是，既然日本最終會敗給美國，中國又將在美國扶持下成為戰後四強，那麼這些日本人趁機與中國人搞好關係更是順利成章。吉岡政光等日本人相信，不管最後入主中國的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最終中國都還是與日本同文同種的東亞國家。如果日本還想要尋求復興的機會，甚至於未來與美國再度對抗的資本，尋求中國人的支持更是有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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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與日軍走私工作的，為身兼華中局代理書記與新4軍代理政委的饒漱石（作者許劍虹提供）。.jpg
為什麼選共產黨？
雖然日軍走私的對象不分國共，但是日軍在走私的對象選擇上顯然還是偏好共軍多於國軍。甚至戴笠、湯恩伯還有胡宗南的走私工作，也是依靠表面上是青幫大老，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的趙鵬程來執行。顯見在與日軍打交道上，共軍還是比國軍更加熟練。國軍比較不敢公然與日軍打交道的原因，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外交壓力。
既然中華民國在美國支持下成了世界四強，那麼蔣中正就不能隨便動員國家力量去與日軍搞走私，那怕這個走私的目的是為了在戰後與中共爭奪淪陷區。倒是中國共產黨，因為沒有受到盟軍援助的包袱，可以有更多與日軍打交道的獨立性。比如新4軍第7軍的任務，就是由時任華中局代理書記與新4軍代理政委的饒漱石在幕後直接負責。
當時由於身兼華中局代理書記和新4軍政委的劉少奇，被召回延安去參加整風運動的關係，基本上饒漱石就是新4軍的主要負責人。新4軍第7師的走私行動絕非單一個案，而是中國共產黨從上而下的政策。那麼日軍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選擇中共為他們合作的主要對象？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讓日軍預測到共產黨將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入主中國？
戰後日本右翼理論大師林房雄以下的言論，十分深刻的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駐華日軍對蔣中正還有重慶國民政府的態度描繪出來：「極端地說，國民黨變成了英美的傀儡政黨，不再是支那國民黨，我不是配合日本的利益與偏見，在指出這件事情。蔣介石的國民黨喪失了「國民之黨」實質內涵，由中國共產黨取而代之而成長茁壯。」
既然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以黃種人為中心的戰後亞洲秩序，那麼就算自己被打敗，也絕對不會希望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重新入主亞太。日本未來的復興，有賴於中國是否能由一個強調東亞民族意識的政府來統治，把日本失敗的「民族解放運動」延續下去。在這方面，顯然日軍認為中國只有在毛澤東領導下才能達成這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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