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韓到韓國，一名監獄看守和他的囚犯，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逃跑計劃。
他什麼都考慮到了，切斷監控線路，主動申請延長自己的夜班。他甚至在後門為她凖備了雙鞋子。
午夜時分，全光進叫醒金芝善，他凖備按照計劃中的路線，帶她逃跑。
前一天晚上，他凖備了兩個背包，裏面裝有食物和備用衣服，還有一把刀和毒藥。
他凖備完備，還拿上一把槍。金芝善勸他別帶槍，但全光進還是堅持帶上。
被活捉不是退路。因為公開審判，然後處決，幾乎是肯定的。
26歲的全光進說：「我明白，只有那一晚。如果那天晚上沒成功，我會被抓住，然後被殺掉。」
更別說他是與自己的囚犯一同潛逃。
「如果他們攔住我，我會開槍，然後跑，如果跑不掉，我就開槍自殺。」
如果沒成功，他會給自己一刀，同時服下毒藥。
全光進說：「一旦我凖備好赴死，就什麼都不怕了。」
他們一起從窗戶跳下，衝過拘留場的操場。
隨即出現在他們前面的是高聳的圍欄，他們必須翻過去。犬吠聲就在耳畔，他們擔心會被守衛的狗發現。
即使沒人走過來，即使他們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爬過圍欄，他們還是需要躲過圖們江邊巡邏的守衛，然後橫渡這條將他們與自由區隔的河流。
但這場冒險是值得的。
金芝善面臨轉監，從拘留場到監獄集中營。他倆都清楚，那裏條件惡劣，很可能無法活著出來。
獄警和囚犯——他們之間的友誼很不尋常。
2019年5月，出逃前兩個月，全光進和金芝善初次見面。全光進是北韓最北端的穩城人民保衛部拘留場的幾個守衛之一。他們全天24小時看守著幾十個犯人，包括金芝善。關在這裏的犯人正在等待受審。
金芝善衣著精美，舉止優雅，引起了全光進的注意。
他了解到，金芝善被關押，是因為她幫助了一些已逃離北韓絶望生活的同胞。
金芝善是個所謂的中介。她幫助脫北者與留在北韓的家人聯繫，主要幫助脫北者轉帳和與家人通話。
對於普通北韓人來說，這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金芝善收取約30％的傭金。而有研究表明，脫北者匯款平均約為280萬韓元（約合新台幣7萬元）。
從表面上看，金芝善和全光進，沒有任何相同之處。
金芝善做著非法生意，同時也能了解到北韓嚴酷的共產主義統治之外的世界，但全光進過去十年間一直入伍當兵，浸泡在北韓專政的共產主義思想中。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兩人的共同點——對自己的生活深感沮喪，前面無路可走。
對於金芝善而言，命運的轉折點是入獄。這不是她第一次入獄，她明白，第二次犯事，處罰會更嚴厲。即便能活著離開監獄，那麼再回去做中介，風險極高。
所以在她看來，出逃是活下去的唯一選擇。
金芝善第一次被捕，是因為一類格外危險的中介服務——幫助北韓人越境進入中國——她和全光進後來走的正是這個路線。
她說：「沒有軍隊的關係，永遠也幹不成這一行。」
她賄賂軍人，讓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六年來都挺成功，也賺了不少錢——每個人交給她1433至2149美元，相當於普通北韓人一年的收入。
但最終，正是軍隊中的關係，出賣了她。
她被判處五年徒刑。當金芝善出獄時，她打算離開中介這一行，因為風險過高。
然而，生活中新的變故，讓她不得不重新考慮這一決定。
她在獄中服刑時，丈夫帶著兩個女兒再婚。她需要找到一種新營生，才能活下來。
她不敢再幫人脫北，但還是可以動用自己的關係，開展一種風險較低的中介服務——幫助在韓國的脫北者轉移資金，以及幫他們和家人進行非法通話。
北韓手機無法撥打或接聽國際電話，所以金芝善用從中國走私來的電話接聽，然後收取費用。
不過，她還是被捕了。她從村裏帶一個男孩上山，去接聽男孩逃到韓國的母親的電話，秘密警察跟蹤上他們。
「我求他們，想要多少錢我都給。但是（秘密警察）說，因為那個男孩已經知道整件事情，所以沒法幫我掩蓋罪行。」
在北韓，從事與敵國（韓國、日本、美國）有關的活動是重罪，甚至只是涉嫌，面臨的懲罰可能比謀殺還大。
金芝善意識到從前的生活結束了。當她初次見到全光進時，她仍在等待審判，但她知道，自己第二次犯事，未來處境將艱難。
全光進雖然不會為自己的生命擔心，但也深感沮喪。
他已經開始服義務兵役，執行日常工作，比如守衛北韓領導人的雕像，或者為牲畜種草，最終他想成為一名警察。這是他兒時的夢想。
可是，他的父親突然告訴他未來將會是什麼樣。
他說：「父親有一天讓我坐下，告訴我，現實點，我這樣背景的人永遠無法成功（拿到那個職位）。」
全光進的父母，也像他們的父母一樣，都是農民。
他說：「在北韓往上升需要錢……越來越糟……即便是大學畢業考試，賄賂教授才能取得好成績，都已經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即使能夠入讀頂尖大學，獲得最高成績，除非有錢，否則難以保證有個光明的未來。
他說：「我知道有人以最高成績從金日成大學（Kim Il-sung University）畢業，但最終卻淪落到市場上賣假肉。」
對於大多數北韓人來說，生存本身就已經夠艱難了。
現在的生活條件可能會比全光進早年要好，當時全國正經受一場長達四年的嚴重饑荒，被稱為「苦難行軍」，生活極度艱難。
因此，當全光進明白當個警察的野心是不可能的，他就開始思考另一種方式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當他遇見金芝善時，這種想法僅僅是一個種子，隨著他們聊的越多，種子開始慢慢發芽。
他們的關係不尋常，肯定不是典型的囚犯和看守關係。
全光進說，囚犯甚至不允許直視看守，他們之間就像「天與地一樣」。
但是他會示意金芝善過來，然後隔著她牢房門上的鐵條，低聲交談。
「有一個攝像頭，但斷電時，通常看不到畫面，有時攝像頭也會被稍微移開。」
「所有囚犯都知道誰跟誰更親近，但警衛掌握著監獄的權力。」
全光進說他格外照顧她。「我覺得我們聯繫在了一起。」
初次見面約兩個月後，他們的友誼就顯得格外重要。
金芝善受審後，被判四年三個月監禁，服刑地點是令人恐懼的轉車里監獄集中營（Chongori prison camp）。
她知道自己可能永遠無法活著走出轉車里監獄。曾在那裏服刑的人在採訪中透露，這所北韓監獄中有猖獗的虐待行為。
她說：「我很絶望，想過十幾次自殺，哭了又哭。」
「去了監獄集中營（prison camp），你就被剝奪了公民身份。」全光進說，「你不再是個人，和動物沒什麼分別。」
一天，他對金芝善悄聲說了幾句話，永遠改變了兩人的人生。
「我想幫助你，姐姐。你可能會死在監獄集中營。我能救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幫你離開這裏。」
但是像許多北韓人一樣，金芝善學會不輕信他人。她認為這可能是對方的詭計。
「所以我跟他對質，『你是間諜嗎？監視我、摧毀我，你會得到什麼好處？』但是他一直否認。」
最終，全光進說，她應該讓他幫助逃到韓國，而且還想和她一起去。
事實是，由於在韓國有親戚，他的社會地位低下，影響前途。這是北韓戰爭造成的全國性裂痕。
但是這些親戚也給他帶來希望，一個不同的未來。
全光進給她看親戚的照片，這是他上次回家時從父母家順出來的。背面用小字寫著地址。
金芝善開始相信他。
但她還是很害怕。
「我的心跳得像瘋了似的，」金芝善說， 「北韓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囚犯和一個守衛一起逃脫。」
去年7月12日，全光進明白時機到了。金芝善轉監的日子就在眼前，他的上級也回家過夜。
在黑暗的掩護下，他們跳下窗戶，翻過圍欄，穿越稻田，並成功渡河。
「我不斷跌倒、絆倒，」金說，她的身體因幾個月關押而虛弱。
但是他們安全抵達河岸。然後邊境駐軍守衛哨所的探照燈，照亮離他們約50公尺的地方。
「我們以為邊境駐軍已經發現我們從拘留場中逃跑，所以加強安保」，全光進說，「但我們邊躲藏邊看，他們只是在換崗……換崗時我們可以聽到守衛說話。」
「我們等他們換完……30分鐘後，又安靜下來。」
「然後我們下了河。我去過河岸好幾次，水位一直很低……從來沒想到會有那麼深。」
「如果我獨自一人，我遊過去就行了。但是我背著包……拿著槍，如果槍被弄濕，就沒用了，所以我用手舉高它。但是水越來越深。」
全光進開始游泳。但金芝善不會遊。
他一隻手握住槍，另一隻手拖著她。
「當我們到河中央時，水已經沒過我的頭頂，」金芝善說， 「我開始嗆水，睜不開眼睛。」
她求全光進回去。
「我告訴她：『如果我們回去，都得死。要死就死在這裏，而不是那裏。』但是我已經……精疲力盡，心想：『我就是這麼死的麼，這就是一切的結局嗎？』」
最終，全光進的腳碰到地。
他們跌跌撞撞走上岸，穿過最後一塊陸地，到達中朝邊界的鐵絲網。
即使此時，他們仍不安全。
他們在山上藏了三天，直到遇到一個當地人，借給他們電話。金打電話給她認識的中介尋求幫助。這位中介說，北韓當局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已派出一個小隊逮捕他們，還會與中國警察一起對該地區進行排查。
但是，通過金芝善的關係，他們設法從一個藏身點轉移到另一個藏身點，直到最終離開中國進入了第三國。在整個旅程的最後階段，他們在一個秘密地點與我們會面，講述他們難以置信的逃生經歷和可能後果。
全光進和金芝善的做法，很可能會進一步損害他們家人在北韓的社會地位，他們的親戚也將受到訊問和監視。
但是，金芝善與丈夫和孩子們很疏遠，全光進則在軍中生活，他們兩人都希望自己與家人的相對區隔，能夠讓家人辯解對他們的逃跑計劃並不知情。
「我因為生存而出逃，我很內疚，」金芝善說， 「真的讓我心碎。」
全光進也有同感，他開始輕輕哼唱一首民謠《故鄉之春》，然後把臉埋在雙手中。
他改變了計劃，想去美國而不是韓國。他感到難過，這個與自己一路走來的女人，將和自己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跟我一起去美國吧。」他懇求金芝善。她搖了搖頭。 「我不自信。我不會說英語。我很害怕。」
全光進想說服她，說他們可以一起學習英語。
「無論你走到哪裏，別忘了我，」金芝善靜靜地說。
但是能離開北韓的高壓政權，他們都很高興。
金芝善說，她甚至從未被允許去首都平壤。
「回想起來，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監獄裏。我們永遠都無法去想去地方，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
「北韓人有眼睛但看不見；有耳朵但聽不見；有嘴但不能說話。」
文中囚犯使用假名，以保護其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