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世代分配不均、房價飆升讓美國年輕人嚮往社會主義，造就桑德斯現象

年滿78歲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顯然比嬰兒潮一代年紀還大。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佛蒙特州參議員竟成了美國年輕人的代言人。奎尼匹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1月中旬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在民主黨人中，39%的34歲以下人群支持桑德斯，而65歲及以上人群中僅有7%支持他。

至少從1950年代以來，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差異塑造了美國人的生活，正是嬰兒潮一代讓「叛逆」成為「年輕」的代名詞。這種差異也是當今衝突的核心，它也許會改變未來幾代人的政治局面：千禧一代拒絕美國的資本主義共識，接受社會主義的人數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新紀錄。去年，50%的38歲以下成年人在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中表示，他們「更願意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這樣的觀點在許多調查中反覆出現，數量之多，甚至遠遠超過激進主義盛行的1960、70年代。1974年，民意調查專家揚克洛維奇（Daniel Yankelovich）發現，25至34歲的美國人中，3/4的人認為美國「已危險地向社會主義靠攏」。

批評家常把當今的社會主義浪潮歸咎於千禧一代的懶惰。有些人則比較寬容，認為原因在於左翼教授主宰大學校園。而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卻有不同的解釋。哈佛大學教授、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格萊澤（Edward Glaeser）認為，問題更可能是源於經濟層面，而非文化或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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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歲的格萊澤認為，年輕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變得激進，是因為「現代美國經濟在許多方面對他們不利。」許多公共政策讓找工作、存錢和找到負擔得起的房子變難了，於是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會想：「為什麼不試試社會主義呢？」不過這種藥方只會讓情況惡化。

格萊澤譴責那些限制就業市場、提高生活成本的政策，也比較了如果沒有這些政策，經濟會是什麼表現。「在許多情況下，」他說，「我們似乎有種感覺：內部人士在挖洞外來者跳。」業已立足的人，無論是透過哪種方式（有房族、工會工人、退休人士），都擁護讓移民和年輕人等「後來者」更難出頭的政策。

看看房地產市場。「1960年代和更早以前，」格萊澤說，「美國基本上實行財產權制度，也就是說，只要你擁有一塊土地，就可以在上面建造任何合理的東西。」但從那以後，城市和鄉鎮開始限制房屋的建造區域，限制單元數量，並對開發商提出嚴格要求——這一切都導致房價上漲。「於是就出現了限制住房供應而導致的世代間再分配。」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會計師因肺炎疫情去不了中國，企業財報受波及 ｜ 更多文章 ）

那些在政策寬鬆期買房的人，或者是近來買房的有錢人，都已坐享房價飆升的紅利。但與此同時，「年輕人就是沒有房屋財富。」截至2013年，在35至44歲的人群中，一個排名第75百分位的人擁有的房屋淨值（經通貨膨脹調整後），與30年前同一排位的人相比還不到一半。

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等高收入大都市的房價飆升得尤其嚴重。因此，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放棄了未來收入，定居在鹽湖城、博伊西市、愛達荷州和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等房價較低的地方。「人們搬到這些地方，主要是因為房子便宜，而不是這裡的生產力高。」格萊澤說。大城市裡，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根本無力居住在有高薪服務業工作的區域。「1980年以前，窮人還會搬到高薪地區，」他說，而如今，「這種地方的窮人稀稀落落，看不到幾個。」

收入向格萊澤所說的「樹大根深」人群轉移，這種現象在福利計劃中最為明顯。「最初的醫療保險設計相對溫和，」他說。當初的政策受惠者年齡分佈相對年輕，治療範圍也有限，因此這項計劃在1966年開始實施時是可行的。「但現在這個體系變成了無論採取哪種治療方式，基本上都可以報銷。」該計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現已超過3%。年輕人「發現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很多這類福利」都「流向了年長的富人」。這些福利支出主要來自薪資稅，而薪資稅在低收入者的工資中佔據了過高比例。

納稅人還要為政府僱員的退休金繳納更多錢。「在城市層面，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公共退休金計劃。」格萊澤說，「這是一個可以替晚年大幅積累薪酬的系統，到時可以長期領取大筆退休金。」1960年以來，由於政府僱用人數超過人口成長速度，公共債務不斷膨脹，現在每年各州和地方的退休金支出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5%。每一筆付給退休公車司機或教師的錢，可能都是犧牲年輕家庭的儲蓄換來的，或是犧牲小企業主對新的就業機會的投資所換來。

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如何被阻止後來者向上流動的政策所淹沒？格萊澤引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作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的理論，「奧爾森對經濟興衰有這種看法，」格萊澤說，「一個成功、穩定的經濟會催生出這樣的利益集團，它們本質上會阻礙變革，保護自己的利益，斷絕一切創新的可能。」

奧爾森對不同地區和時代的先進社會做案例研究，展示這種趨勢。例如，「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所有的地方行會都合謀減少貿易。再比如，1970年代，柴契爾夫人還未上台時的英國，整個國家難以管制，工會的運作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變。 」

美國不是這樣的——格萊澤以前也是這麼想的：「我還記得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讀奧爾森的書時，我的想法是，『嗯，這很有趣，不過聽起來不像美國。我們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開放的社會。』」但格萊澤後來的研究改變了他的想法：「30年後，當我回過頭來思考這個問題時，奧爾森就顯得很有遠見了。」隨著美國社會的演進，人口也日漸老齡化，選民逐漸開始支持有利於相對富裕群體、但同時損害整體成長的政策。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會計師因肺炎疫情去不了中國，企業財報受波及 ｜ 更多文章 ）

年輕人沒錢也沒經歷，總比年長者更喜歡公開的財富重分配。但對於在冷戰時期成長的嬰兒潮一代來說，「社會主義不在討論之列，因為它與我們反對的邪惡帝國連在一起。」蘇聯的貧窮和殘暴也證明了這個制度並不可行。「對於那些沒有冷戰記憶的人來說，」格萊澤說，「這種污名是不存在的。」現在所有30歲以下的人都屬於這類人群。

然而，格萊澤引用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願景用「過度重分配」一詞描述也許更為恰當。他們不尋求國家對生產工具的控制，而是希望透過對富人徵收懲罰性稅款來為免費上大學這類計劃提供資金。「他們會說，『嗯，現在有一大堆計劃——大量政府支出在幫助老年人。我也想要。如果我們要在醫療保險上花很多錢，為什麼不幫我在教育上多花點錢呢？』」

顯而易見的答案是，財富重分配會將資金從生產性經濟中抽走，隨著時間推移，集體財富將減少。年輕的社會主義者無視這一點，並將資本主義與貪婪劃上等號。格萊澤反駁道：「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貪婪是一種罪惡。但貪婪也是現代社會運轉的主要動力。而良好的制度能讓貪婪產生效益。」

舉個例子：「德州的建築商（當地的房價比沿海地區便宜）並不是出於好心才建造人們負擔得起的房子。」「而是當地的監管體系，讓他們能輕鬆為普通美國人大規模建造良好住房。」

為了給後來者機會，格萊澤想要削弱「樹大根深」團體的影響力，同時對「包容性強的、能為更多人提供機會的資本主義」恢復更多激勵。他承認，這與其說是一個計劃，不如說是一個願望。「整體看美國，我們很難想像會遭遇足以促使社會改變的打擊。」他說，「但城市崩潰是有可能的。」他回憶起自己的家鄉紐約，也只有在1970年代面臨崩潰時才實施了有利商業發展的改革。

不把全國性危機考慮在內的話，「各州和各城市之間的競爭可以帶來最大希望。」他也支持「新法規的自動落日條款」。我還認為，如果更多的州宣布規定，要求制定法規之前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會很有價值。」

這些建議有助於替成長中的企業開闢空間，這些企業往往受到過度監管阻礙。以優步（Uber）和Lyft開創的共乘產業為例，格萊澤稱「極少數新科技獨角獸公司會僱用較低的技能美國勞工，這個例子就是其中之一。當然，這些公司無法為普通員工支付高薪，」他說，「重點是他們能有這樣一個空間，人們願意拿著這種薪資工作，顧客也願意購買。」

儘管如此，各州和各城市還是制定了限制兼職工作的法規。共享出行的巨擘和「零工經濟」的其他參與者，正在挑戰要求提高薪資和福利的加州議會第5號法案。這項法規雖然能讓全職雇員受益，卻可能導致兼職行業損失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

格萊澤還建議要讓現行規則更容易遵守。他說，在某些地方，「想在市中心開一家銷售乳製品的雜貨店，你得拿到15張許可證。如果有專人能幫助他們通過審批程序，那就太好了。」

他希望國會向各州施加壓力：「不妨討論一下，將允許高需求地區的建設當成獲得州交通資金的前提條件。」

雖然他不同意諷刺千禧一代懶惰的說法，但他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於人們恢復信念——相信工作本身有價值，而不僅是賺錢以供消費的手段。「一個中等收入的人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能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就有很多值得欽佩的地方。」他說。年輕的咖啡師、學生、銷售員和司機們，逐漸失去自己能夠養活家人的信心，「我們需要不斷強調，這些品格實際上是英雄品格。」

不過，格萊澤堅持認為，如果政策改革能讓工作更有成效，這種觀點將更有機會獲得理解。如果能實行一個計劃，創造出充足就業機會，提供足夠廉價的住房，並透過削減福利來促成減稅，可能就是邁出了重要一步，有機會取代桑德斯年輕支持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會計師因肺炎疫情去不了中國，企業財報受波及 ｜ 更多文章 ）

文／《華爾街日報》助理特稿編輯  Mene Ukueberu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