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還了我欠下的。如果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推動民主運動的話，我相信我已經做的比普通人多了。如果我要為我獲得的名聲付出代價的話，我覺得我也付過了。」──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的散文集，疊放在台北一間書店的新書專區，旁邊堆著的恰好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新書。封面上吾爾開希的照片很醒目，儘管變老發福，還有二十五年流亡歲月留下來的痕跡，但仍看得出年輕時候的樣子。一九八九年抗爭期間，吾爾開希還是位身材清瘦、穿著不修邊幅，很有魅力的二十一歲青年，總是站在舞台中央。他經常拿著擴音器叫囂、威嚇、催促，聲音因為喊叫而變得嘶啞。二十五年後，當他邁步走進台北一家嬉皮風格的咖啡廳時，就像一個昔日名人的樣子。不過年輕時候的自負倒是還留著；當我告訴他，他的書擺在很突出的位置時，他露齒一笑，用流利的英文打趣地說：「我很高興書店認為我有做領袖的能力。」
吾爾開希是所有學生領袖中最衝的一位，總是吸引鎂光燈的焦點。他是引起注目的天才，為抗爭運動創造了許多很戲劇性的時刻。學生絕食抗議期間，他直接從病床上爬起來，走去人民大會堂與總理李鵬見面。吾爾開希身穿醫院的藍白條紋睡衣，坐在一張鼓鼓的椅子上，手裡拿著一罐氧氣瓶。他打斷李鵬對學生們家父長式的訓話，反過來責備他過了這麼久才屈尊與學生見面。一位身穿睡衣的學生這麼沒大沒小的大膽舉動，讓電視機前觀眾們感到相當刺激，他們早習慣看到國家領導人接受卑躬屈膝的奉承。這讓吾爾開希一夕之間變得家喻戶曉，最終成了政府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第二名。
萬眾矚目
吾爾開希喜歡回憶他在運動早期時候的樣子，說自己簡直像個「將軍」一樣，在他的學生軍團面前相當有威信。他是最早出頭的學生領袖之一而聲名大噪，卻全然不知日後這將使他走上二十五年的流亡之路。他在胡耀邦去世兩天後首次登台亮相，當時有數百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園裡，悼念這位已故的領導人。成群的年輕學子齊聚一堂，卻因為緊張焦慮而靜默無聲，誰都在等著別人第一個站出來說話。
對吾爾開希來說，往前踏出一步是一個瞬間的決定，不是出於什麼政治考量，而是因為他對這種集體怯弱感到厭惡。「我不想做縮頭烏龜。」他回憶道。所以他站出來了，聲音又響亮又清晰。「我叫吾爾開希。我是北師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八八級的學生。我住在三三九宿舍。」吾爾開希公開了他的個人資料，這不僅是公然藐視當局，他那帶有獨特維吾爾風的名字，還保證讓所有人從那刻起永遠記得。
一天後，他在張銘加入運動的同一場靜坐上，再次成了鎂光燈焦點。一如以往，吾爾開希又把自己推到最前面、最中心的位置，擔任起領導的角色。他自稱：「選學生領袖的時候，只有我站了出來。」吾爾開希站在學生群眾的最前面，要求所有學生寫下自己不敢大聲說出的想法。然後他再用幽默的實況評論方式，大聲朗讀那些寫下來的話，他的衝動性格和戲劇性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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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示威學生（美聯社）
在這場運動還在凝聚的早期階段，吾爾開希認為自己既是全劇導演又是製片人。靜坐持續了幾天之後，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發表了一份公報，呼籲發起罷課及一場學生集會。他沒想過接下來會如何發展，所以當成千上萬名其他學校的學生在集會前開始湧入校園時，他感到相當吃驚。政府也在緊盯局勢；在吾爾開希釘好他的第一張海報不到幾個小時，他父親就被從中央黨校給傳喚，還去受訓學習如何管教任性的兒子。他父親為尋找兒子，一整天從一個宿舍找到另一個宿舍去；而這個兒子也同樣在躲避父親，極力避免公然忤逆長輩的情節上演。
集會指定的時間到來，成千上萬的學生聚集在他的校園裡，吾爾開希幾乎走不過去。為了讓眾人能夠看到他的身影，他爬上了女子體操的高低槓上，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吾爾開希坐在最高的鐵桿上，雙腿踩在較低的桿子。他請志願者將手電筒的光打在他的臉上，充當照明。他還創造了一種「群眾傳聲筒」，請距離近的學生幫忙大聲複誦他的話給後排的學生群眾聽。現場，估計有六萬名學生參加集會。從黑鴉鴉的人群裡射出的所有燈光，全都照在同一個人身上，形成了萬眾矚目的一刻。吾爾開希低頭往下看，正好看到自己的父親就站在面前。他的父親像是一夜之間老了好幾十歲。
絕食
我問吾爾開希絕食是誰出的主意，他用拇指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正是在下」。這個主意，是吾爾開希、王丹和其他四個朋友一起享用難以下嚥的炸黃瓜和牛肉的時候想到的。他們抱怨伙食太差的同時，絕食抗議的想法就冒出來了。這是蓄意升級運動的策略。當時由於學生開始抵制罷課，重返校園，運動的勢力漸漸消退。五月十三日開始發動絕食抗議活動，不久後就看見身穿白衣的醫護人員在廣場上奔波，用擔架將暈倒的學生送往醫院。這一幕年輕人為國家未來犧牲自己的場景，震撼了許多在此之前從未參與的人，吸引了一百多萬普通市民湧入廣場。
王丹也是當年六四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資料照，周怡孜攝）
國際媒體也來採訪；學生為爭取自由和民主，發起對抗共產黨領導的抗爭運動很上鏡頭，這麼好的故事不報導是暴殄天物。加拿大記者黃明珍（Jan Wong）在她的自傳《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Red China Blues）中描述，她當場抓到一個絕食抗議人士背包裡藏有優格。當她提出質疑時，對方回答：「吃零食沒有問題。這不算真正的食物。」黃明珍曾報導過優格的故事，但她也坦承自己從未真的講述過關於絕食抗議的完整事實。黃明珍寫道，「一開始就像個遊戲，學生們在指示下很誇張地昏倒，然後全世界的媒體就當他們是真的在挨餓。」
玩這個遊戲的翹楚就是吾爾開希，他在絕食過程中穿插了一場充滿戲劇效果的昏厥，自稱是因為罹患一種神秘的心臟病。他有自信到甚至還找了一位西方記者幫他作弊，並賭他的個人魅力能保護他不被抓包。吾爾開希半夜捎訊息給美聯社記者潘文（John Pomfret），請他開車到外邊的市場幫他買食物。「我不能自己去買，」吾爾開希解釋，「如果被人看到，會對運動造成影響。」潘文在他的書《中國課》（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描寫了吾爾開希偷偷滿足口腹之慾的樣子，「吃完豬肉麵後，他又吃了雞絲麵、青椒和火腿麵，還有湯麵——他在我旁邊把所有食物都掃個精光。」潘文在十六年後才寫出了吾爾開希的欺騙行為。
當我向吾爾開希求證這是否屬實的時候，他停頓了很久。「他不應該寫出來，」他勉為其難地說，「這很不友好。」
流亡
即使在中國，吾爾開希也一直是個局外人。他的真名是吾爾開希．多萊特（Uerkesh Davlet）。身為一個在北京長大的維吾爾人，他總覺得自己像個外星人。但是當全家搬到新疆時，他又覺得自己像個流離失所的北京人。這種到哪裡都是異鄉人的感覺，讓他很快就適應了後來長年在美國與台灣的輾轉流亡。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時候，他曾經告訴美聯社，「在這個漢族國家，身為少數民族身分還是有優勢的……我們漢語有句話說：『旁觀者清』。我覺得，因為我的血統不同，看漢族的問題比別人看得更清楚。」
然而，流亡對他來說仍是種懲罰，流亡切斷了他與家鄉的聯繫，更加深了他遭遇放逐的落魄情懷。二○○九年，烏魯木齊爆發民族衝突，他的父母仍住在當地，而他卻只能遙望。在維吾爾人與漢人的激戰中，有近兩百人死亡（其中多數是漢人），超過一千人受傷。這場動亂的導火線，是因為警方決定制止一場抗議社會不公的和平示威。然而追根究柢是，維吾爾人不滿政治與經濟都被即將上台的漢人政府捏在手裡，而自己卻遭受邊緣化的對待。動亂造成的民族紛擾持續了數天，成千上萬的漢人手持棍棒在街上巡邏，還高喊「消滅維吾爾人！」逼得維吾爾人只能躲躲藏藏。
有一些外國記者搭乘公車前往動亂現場採訪，途中被數百名維吾爾族婦女和兒童半路包圍，他們向媒體抱怨自己的男性親屬被任意逮捕。
在那段緊張的日子裡，吾爾開希無法與他在烏魯木齊的家人取得聯繫。事實上，在動亂發生後有十個月的時間，該省與外界的網路通訊一直處於斷線的狀態，顯示中國統治者意圖使用科技來控制人民。正如吾爾開希在《衛報》上表示，政府正在發出零容忍的訊息，「維吾爾族在自己家鄉被政治打壓，被當作少數民族對待，積怨已久引發這場危機。政府對這場維吾爾人不滿情緒爆發的回應，卻是給他們貼上『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標籤，還向他們開槍。」這顯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早已一觸即發的惡劣關係，變得更加惡化。他寫道：「實際上，中國已經在向境內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宣戰。」
從那之後，怒火和不滿越來越嚴重，讓吾爾開希認識的一些維吾爾人（甚至中國統治之下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都開始對自己的命運感到絕望，心情充滿了苦澀和憤怒，人民甚至談論到要為他們的祖國而死。「我認為當前中國政府對新疆極度緊張，」吾爾開希告訴我。「他們這麼緊張是有原因的。」不過，吾爾開希一直拒絕參與流亡的維吾爾族運動。他辯稱，自己身為民主運動人士的身分，最終會對維吾爾人和漢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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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吾爾開希走過了一個里程碑：他流亡海外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在祖國生活的時間。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不像其他流亡的學生領袖可以獲准偷偷回國，或是他們的父母能拿到護照到國外探望子女，吾爾開希一直不被允許回鄉探望他年邁的父母。儘管他試圖以保持低調來換取讓步，但約十年前，關係到吾爾開希能否回國的談派終告破裂。與此同時，他的父母也一直沒能拿到護照。他們的兒子積極參與政治是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無疑是因為他們的種族；鑒於最近民族關係的緊張局勢，很少有維吾爾族人和藏族人獲准離開中國。這使得吾爾開希的兩個十幾歲兒子，至今都從未見過他們七十幾歲的祖父母。對吾爾開希來說，這種強迫疏離的痛苦已經積累了好多年。「我無法忍受的是，事實上我依舊遭受迫害，而我不想對此讓步。」
二○○七年，他在新加坡的航班被迫因颱風停飛，他的人生跌入谷底。在等待呼嘯的風雨過去的時候，他看了一部名為《盲山》的中國電影。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年輕的大學畢業女生，試圖工作賺錢支付她弟弟的教育費用，卻被賣去當新娘。她的買主隨後強姦了她，買主的母親則負責把她按住。對吾爾開希來說，這部電影是他對祖國的所有鄙視的濃縮。在他看來，一般人不再只是默許這個制度，而是更積極地成為這個制度的一部分。那一刻，他突然開始懷疑起自己把生命奉獻給中國是否值得。「我已經還了我欠下的。如果我覺得我有責任去推動民主運動的話，我相信我已經做的比普通人多了。如果我要為我獲得的名聲付出代價的話，我覺得我也付過了。」
兩代流亡者
我還待在台北的這段時間，媒體仍一直重複使用相同的手法，繞著最新的知名異議分子打轉，不過在社群媒體時代，變化與汰換之速度飛快。這一次媒體的焦點人物，是首次訪台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他在一年前逃離中國，過程驚險猶如電影情節。陳光誠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律師，他在山東省臨沂市揭露了地方政府計劃生育政策的弊端，包括強制墮胎。為此，他先是以莫須有的「聚眾擾亂交通罪」為由被關進監獄，然後又被軟禁在家，全家受到如在監獄般的對待，並受到殘酷毆打。儘管陳光誠失明，仍成功出逃。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翻過一堵牆，雖然在逃跑過程中扭傷腳踝，最後還是順利逃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歷經長時間的高層政治談判，他獲准前往美國，接受紐約大學為期一年的獎學金。在台灣訪問期間，陳光誠捲入一樁新的爭議，他指責紐約大學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不延長他的獎學金期限。
我曾到某個人權會議同時拜訪這兩位流亡者。當我走出電梯時，迎接我的是滿懷期待的攝影師，他們的攝影機全都高舉就定位，然而一看到只有我一個人從電梯裡出來，旋即又失望地放下攝影鏡頭。陳光誠終於抵達後，他受到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列隊歡迎。他坐在首席的位子，一群攝影師圍成一個半圓形，各個單膝跪在他面前，宛如是在向這位現代苦難的象徵下跪。吾爾開希則坐在桌子另一頭，他的腳邊沒有攝影師。
這個研討會成員主要是由一群挺著小腹、上了年紀的律師所組成，他們在上面一本正經地談論人權的重要，而記者們則在底下玩手機遊戲。早些時候，一位上了年紀的律師忘記陳光誠是盲人，現場氣氛一度尷尬。「告訴我們，你在這十八天的行程中看到了什麼？」他提了一個很客套的問題，發現自己說錯話又趕忙修正提問，「當然你看不到，但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說說你在這裡經歷了什麼，即使你看不到東西？」至於吾爾開希，則不想錯過宣傳他的散文集的機會，他很正式地將一本他的書送給盲人律師，現場尷尬的氣氛頓時更加濃厚。
終於輪到吾爾開希開口說話時，他又再次對台灣政府猛烈撻伐，震醒了現場打瞌睡的記者。他還指出了兩代異議分子之間的差異，同時稱讚陳光誠的捍衛公民權利的工作。「去做這些很具體的，很繁瑣的工作，可能不像民運那麼有意思，民運可以高潮迭起，可以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它不會像民運一樣夢想宏大，而且好像做到的事情、影響力更大。可人權工作高貴之處就在於它在很具體的、很草根的過程中，一點一點改變著這個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誰主張要改變整個制度，就是等於承認自己要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今日的環境下，即使只是想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例如試圖確保地方政府尊重中國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在政治上也會變得很危險。
這兩名站在一起的流亡者，猶如一個圓圈的起點和終點，一邊是滿懷雄心壯志的新一代，一邊是時不我予的老人。後來，吾爾開希半開玩笑地說，流亡人士都覺得誰也無法阻止陳光誠自取滅亡。他補充說，自己非常清楚被流亡的滋味是什麼。畢竟，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成為媒體寵兒的時候，他完全無視所有的建議。
「那麼，你會希望給年輕時候的自己什麼建議呢？」我問他。
＊作者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本文選自作者在天安門事件25過年應牛津出版社之邀所寫的《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