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主社會中，公務人員體系不僅是國家治理的執行中樞，更是維繫公共服務品質與社會信賴的制度根基。然而，長期以來，臺灣的公務體制改革始終陷於技術性修正與枝節式補強，未能觸及其結構性矛盾與制度設計上的本質問題。今日我們若再對現狀視而不見，所失去的不僅是行政效率與政策品質，更將是整體國家治理能力的長期流失與社會基礎的動搖。
一、公務人員超時工作與制度性勞動壓迫
當前最急迫的問題，莫過於公務體系中普遍存在的超時工作現象。根據現行規定，公務人員的加班上限為每日四小時、每月六十小時，但實務上，諸多「例外條款」與彈性授權使此上限名存實亡。更嚴重的是，許多超時加班無法依法獲得加班費，而是以「獎勵」、「考績加分」等非實質酬勞替代，導致公務員的勞動價值被制度性壓縮。這不僅違反國際勞動標準中關於公平報酬與工作條件的基本原則，甚至可能觸及強迫勞動的灰色地帶。
此種現象的擴大直接造成公務體系人力流失危機。根據行政院各部會統計，中央機關編制內平均缺額率已達三成，而六都基層單位的離職率更突破六成，呈現高度結構性人力斷層。人力短缺造成業務負擔擴張，加劇工作壓力，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快人員流失速度，長期下來，不削弱公務機關的執行力，更使政策實施的品質與效能受到實質影響。
二、忽視專業導致治理斷層：技術官僚體系的萎縮危機
公務體系的第二個結構性困境，來自於對專業技術官僚價值的長期忽視。當代治理面臨的挑戰日益多元與複雜，包括高齡社會的來臨、氣候變遷的應對、能源結構的轉型、以及數位科技治理的全面升級，皆迫切需要具備跨領域能力的專業公務人員。然而，目前我國公部門人力結構仍停留在以文書、行政事務為核心的傳統模式，缺乏針對工程、醫療、資訊、環保等關鍵領域的專業招募與留任機制。
此一問題的根源，在於制度設計未能適時調整以回應社會變遷。《技術人員任用條例》曾在特定時期有效地引導專業人力投入政府體系，但在多年未修後早已失去時效性。欲補強現今專業人力不足之弊，唯有回到制度本身進行全面檢討，從職系設計、薪酬機制、職涯發展到在職訓練進行全盤重構，方能重建官僚專業的社會價值與制度吸引力。
三、形式化津貼制度與對基層勞動的系統性貶值
在待遇制度設計層面，另一個尤為典型的問題是基層警消與夜間勤務人員的待遇制度過於形式化，無法反映實際風險與工作負擔。例如深夜勤務津貼每小時僅百元，與夜間高風險情境中所承擔的執勤責任明顯不成比例。津貼核發標準常以「行政可操作性」為優先，忽略了實際風險場域的判斷，使制度失去激勵與保障功能，甚至被視為對基層職務價值的制度性否認。
此種對基層勞動的「低價評價」，從根本上反映出台灣公部門制度文化中對體制穩定高於工作尊嚴、對流程形式重於工作實質的偏誤。當公務體系內部不能對風險負擔者給予足夠補償，長期而言將導致基層人員對工作的疏離與消極因應，最終損害整體行政系統的行動力與韌性。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公教人員薪資調整延宕，究竟是預算問題還是政府懶政？ ｜ 更多文章 ）
四、年金制度改革後的衝擊與制度不正義感
自2018年年金制度改革以來，雖有效延緩基金破產風險，但對於公務人員退休生活的影響卻未能獲得制度性平衡。目前退休所得替代率持續下降，而生活成本的上升並未同步反映在退休給付調整上，許多退休公務人員生活品質實質受到壓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