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梅觀點：革命註定是悲劇性的，但精神上可以是最高貴

1931 年1 月，臺灣農民組合女鬥士簡娥為了協助郭德金等抗日同志，自南部北上參與臺北透印印刷廠的罷工運動，當時還是農組的簡娥擔任協助指導罷工的工作。同年，5 月31日起連續三天的夜晚，潘欽信以「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自中國趕回臺灣主持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簡娥是參與該會議八位「臺共黨員」中的唯一女黨員。當時年僅24歲的潘欽信見到出席會議的唯一女性–也是臺灣抗日運動傳說的「萬綠當中一點紅」臺灣亞歷山德拉‧柯倫泰–農民組合女鬥士簡娥。 5月31日連續三天臺共會議結束後，簡娥的聰慧與機智受到潘欽信的矚目，簡娥和蕭來福受擔任黨中央委員潘欽信任命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因工作關係，簡娥必須常和潘欽信聯繫甚至相處；1931年 6月初，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黨組織多了一對革命情侶。

簡娥曾嘆息地說：「做牛著拖，做人著磨。」（臺語）她與潘欽的愛情，就像一隻牛在田地裡辛苦拉車拖犁耕田，不僅僅要忍受身體上的疲憊，在現實生活裡還要面對考驗與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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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安慰自己，「就將所受的折磨當作生命必經的歷程吧！」高女尚未畢業就加入臺灣農組抗日運動、後來又加入臺共組織，和臺共領導談戀愛，儘管知道這將是一場悲劇性的革命歷史，但當時年紀尚輕的她依然執意向前走。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在《現代悲劇》( Modern tragedy) 裡提到「革命註定是悲劇性的，但是這個悲劇並不意味著悲慘與失敗，在精神上可以達到很高的高度，體現一種精神的高貴。」

簡娥與潘欽信的約會，在浪漫革命情懷下，被四面楚歌陰影籠罩，因此他們大半是隱匿在淡水八里坌。淡水河口南岸的八里坌離大稻埕不遠，她從潘欽信口中知道當時的太平町有條與日本人的書街本町抗衡的臺灣書街，號稱是文青集散地。

另外還有所謂「大稻埕四大酒樓」—「江山樓」、「東薈芳」、「春風得意樓」、「蓬萊閣」可以說是 1920 年代以後重要的臺菜料理發源地，也是地方仕紳與名流商賈交際應酬、飲酒作樂的重要場所。

日據時代大稻埕江山樓舊址。

無論是農民運動、臺灣共產黨、臺灣工友聯盟、臺灣文化協會等組織，都缺乏經費。因此每當分配組員或黨員工作時，都必須先考慮到現實問題，並依據黨員在家鄉或社會關係來做考量。

例如，臺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於1921年購下「春風得意樓」，他和林獻堂等人，利用該酒樓宴席醫師、學生與社會運動人士推廣反日思潮，討論當時臺灣社會弊病及如何改革的議題的地方。

被作家陳映真尊稱「台灣女革命家」的簡娥，自臺灣高雄移居美國後，過著低調神祕的生活。

大稻埕江山樓酒家宴席。照片取自網站

潘欽信依舊心繫著「臺北無產青年」時的社運聚集地–大稻埕，另外的情結是，出生淡水的他，父親在該地曾經營南北貨生意；他們的家曾經是有錢人。簡娥靜靜地聆聽潘欽信談論「家事」、「時事」與「革命」；風花雪月只是他們生活中的小插曲，更多時候，他們各自展現對抗日革命的強烈意志。（相關報導：王育梅專文：飛虎之影｜更多文章）

因彼此都明白，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使他們的愛情成為追求信仰和自由的一部分，而加入抗日行動，增添些許浪漫主義的色彩。

受台灣文化協會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影響的台灣學生。

1930年「臺北無產青年」代表潘欽信在廈門與好友詹以昌計畫印發1926年（昭和元年）「六‧一七始政紀念」革命運動特刊宣言，並籌備組織「閩南學生聯合會」。詹以昌為了幫助潘欽信完成心願，因此留在廈門；當時兩人可謂形影不離。

詹以昌形容潘欽信是位「愛恨分明、仗義執言、聰明冷靜」的實力人物。他在公眾場所不隨便發言，但卻是最肯做事的人。早年在上海大學初中部就讀時，曾率領學生與軍閥孫傳芳搏鬥過。潘欽信曾經對詹以昌說「當單獨與對方打架時，必須先瞄準對方的雙眼狠狠插進去，戳向對方的雙眼，同時左手迅速抓住對方的肩膀，穩住自己的身體，以防對方掙扎或反擊。」因此，潘欽信被稱是堅強鬥士。

1926年（昭和元年），19歲的潘欽信為了「六‧一七事件」和同志高兩貴、王萬得等遭到逮捕入獄。6月19日清晨，以野田警部（日據時代日本警察的官階稱呼）為首的便衣警察前往臺灣民報社支社、臺北青年體育會事務所，以及文協連溫卿的家宅，突擊破門進入搜查。

幾天之間，當時的主流新聞雜誌分別陸續以「左傾」、「赤化」、「激烈」、「非國民」報導「六‧一七事件」的幾位無產青年。（「非國民」形容在自己的國家沒有國民意識的人；是日據時代日本對臺灣人的蔑稱。）7月23日，潘欽信、王萬得兩人出席臺北地方法院法庭，當時裁判長先問潘欽信：「你們的組織是什麼「會」？成立這個「會「的目的何在？」

潘欽信回答：「無產青年不是一個「會」，它就像臺北市民的「市民」兩個字。只要是臺北市人都可稱「市民」，無產青年是相對於資產階級的稱呼。無論是誰，只要是無產階級的人都可以稱「無產青年」，因此並無具體的規定。」王萬得面對法官時說「日本政府所標榜之「正義人道」皆為虛飾欺騙之詞，至於對民族主義觀念的「論告」( 指控 )，可以看出一般日本人對我們並無善意和誠意。」

曾經在新營、淡水、臺北郵局服務數年的王萬得，在工作期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與侮辱，因不滿日臺人的差別待遇，憤而辭職，經年累月下來，逐漸醞釀出反抗的心態。王萬得並痛斥臺北地方法院三好一八檢察官：「警官常常抱著民族的偏見，濫用職權，欺壓我們臺灣人。就在我感到遺憾時，沒想到司法官竟然和警官一樣，真讓人感到失望。」三好一八檢察官針對王萬德的言論申辯說「會輕視臺灣人的內地人( 臺灣的內地人指來自日本國家的日本人 )，大約是小部分的無智下等之人，你不要以為在臺灣的內地人都是像你所說的有「民族偏見」…」

王萬得則反駁說，「…不僅僅是在臺灣的日本人藐視臺灣人，連日本政府統治臺灣的行事舉動亦是不公正。例如臺北的日本人所住的街道都是路平寬闊，反觀臺灣人所住的大稻埕，每逢下雨天，街道就變成泥沼地。而在這約有八萬多人口的大稻埕區，卻只有一個簡陋、骯髒與處處不方便的菜市場。…」（相關報導：王育梅專文：飛虎之影｜更多文章）

雖然王萬得與潘欽信在「六‧一七」的演說，只是將平日所見所聞抒發出來而已。但三好一八檢察官秉持民族觀念偏見，而認定無產青年當日的演講違反「妨害治安」的行為。

王萬得、潘欽信和「臺北無產青年」因「六‧一七始政紀念日」（恥政紀念日）的激昂行動轟動當時社會，也一戰成名。自1926年6 月17日開始，臺灣社運也出現了另一股勢力–「左翼知識分子」抬頭。

左翼知識分子公開行動

1922年，蔣渭水與林獻堂等名士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次年在大稻埕永樂町以西的港町（臺北市貴德街）設立港町文化講座。該講座包括讀書會、演講會、電影欣賞會、音樂會等活動。每週六，該處舉行集會與演講，倡導民族主義，推動非武裝抗日運動，吸引了眾多文化精英的參與。

文化協會自1923-1926年所展開的演講活動發展蓬勃。 1923年每年ˋ只有26 場活動， 1926 年增加到 315場，聽眾有11萬人。圖為1925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在宜蘭公園合影

1923年7月30日 ( 大正12年)，臺北市太平公學校召開同學會，在上海大學就讀的翁澤生與廈門集美中學的同學洪朝宗、鄭石蛋等人，故意用臺語演說，強力主張同學會應獲得自治權等，當日同學會因此陷於一片混亂，演變成為後來一系列學運的開端，稱為「太平公學校事件」；翁澤生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09年出生大稻埕的王萬得，於1918年（大正7年）畢業於大稻埕太平公學校畢業，和高兩貴、白成枝等人都是同學1922年（大正11年）加入臺灣文化協會，並在文協的機關報紙《臺灣民報》任職；1927年，在上海的王萬得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被翁澤生吸收入臺灣共產黨，負責台灣共產黨在台北的工作；他曾出入於武漢國民黨左派陣營。

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到各個鄉村作巡迴宣傳的王萬得，並號召臺北的無產青年，反對林獻堂、楊肇嘉等人所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等改革運動」。1926年 1月 20日王萬得與臺北無產青年代表潘欽信在文協舉辦的一場餞別宴會上，對文協的右派代表蔡培火、陳逢源提出嚴厲的指責，認為他們對資本家的態度像是搖尾乞憐；此時王萬德思想已開始有左傾現象。

儘管發生數次思想論爭，但左翼知識分子、臺北無產青年與林獻堂、蔡培火等協會的右翼領導者，仍能共處於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兩翼分子各搞各的，在行動上並未發生衝突。1926年的五一勞動節，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港町舉辦文化講座，這是臺灣有史以來首次大規模慶祝五一勞動節，並開放給所有市民參加；「左右派」對立就在這次社運抗爭活動浮上檯面。

1926年 5 月15日、 16日在大稻埕蓬萊閣舉辦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前排左三蔣渭水、左四林獻堂、左五連溫卿、後二排右三王敏川。

當日演說，首位登場的是蔣渭水，當他剛剛開口「五一勞動節的由來」，台下的日本警察隨即打斷他的言論。接著，王敏川上台談「勞動者的覺悟」，也是同樣立刻被打斷；最後一大隊的警察還提著紅燈籠出現在會場，將現場的民眾一一驅逐出會場。（相關報導：王育梅專文：飛虎之影｜更多文章）

由於日本總督府認為文化協會最終目的是要推翻日本統治，因此五一勞動節過後，總督府即對社運施加壓力，並派警員監視及阻止演講者有批判日本政府的言論。「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當日右翼人士並沒有任何行動，左翼人士則在當晚舉辦了兩場「反日政」演講會。當天晚上，日本警察控制演講會場地出入大門，所有參與者進入演講會場前都被搜身。下午七點半「反日政辯士」( 政治辯論人士也稱在公共場合發表言論，影響與論的人士 )到齊，場內已湧入群眾一千餘名，站在演講會門口街巷擠不進去的，尚有二千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