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飛凌  

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宣稱必須做出「明確而緊迫的抉擇」，因為世界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我們面臨著世界決定性十年的到來—這十年將真正決定我們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對著同一群聽眾，似乎也回應了這一觀點，他宣稱「世界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中華秩序在全球主義、人文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措辭的精心裝飾下，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誘人的「民命」，即「天命」的當代版本。」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是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式西發里亞體系。身處其中，作為一個復辟的秦漢政體，中共黨國受其內在政治邏輯所驅動，不得不始終關注其最大的外部生存性威脅，即美國的存在和力量。」

「中共黨國代表了一種不同質的政治治理模式，一種競爭性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願景。它不可避免地挑戰現有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即美國及其盟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整體來看，中華博弈，尤其是中美競爭，始終關乎中共黨國的政治乃至實體生存，而且從競爭的全球性和系統性來看，也關乎美國作為世界領袖和民主法治之主要體現的生存。」

2024年7月29~30日，《風傳媒》刊登了傅大為的「從中立到中立台灣」。傅鼓吹了他的中立台灣這個方案，也就是一個是有主權的中立台灣+一個是只有地域中立（territorialneutrality）的台灣。

西藏精神領袖第14世達賴喇嘛將前往美國治療膝蓋前夕，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率團到訪印度達蘭薩拉，19日與達賴喇媽會面。麥考爾坦言，有收到中國警告別出訪，強調美國支持西藏的自決權。同行的眾院前議長裴洛西稱，《解決西藏問題法》讓中國知道，美國對此議題的明確想法與認識。

2023年12月12日，在赴河內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之際，習近平在越南《人民報》發表題為《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開啟攜手邁向現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寫道：「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越兩黨兩國共守和平安寧，共謀發展合作，共創繁榮富強，走出一條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光大道。」文章的結尾總結說：「我相信，中越兩國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將吸引更多國家投身於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

2024開年，最值得關注的政治風向標是：尊毛抑鄧，洗腦加洗嘴，首先大張旗鼓地抬出毛澤東的殭屍企圖為中共繼續執政尋求合法性，其次是全面抹殺改革記憶，竟連過去黨刊上也大力倡導的「實事求是」四字現在都成禁忌語彙，淡化鄧小平以及改革年代，從而為過去十年習治下的惡政、庸政、懶政的諸多失敗實施封口。

中國人和所有民族一樣，並不是天生就願意永無止境地「吃苦」。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民眾也在奮力延續其私人生活和家庭價值觀。當被逼到極限時，中國人也會罷休不幹、抗議或抵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即使面臨嚴格的信息控制、嚴厲的鎮壓、對苦行僧堅忍主義的不斷灌輸，仍舊一直在不斷嘗試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Hirschman）所說的「發聲與退出」（voiceandexit）之選擇。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黨國的本質和力量，使得發聲抗議這個選項代價高昂、危險且效果非常有限；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一旦有可能，中國就會爆發大規模、有創意、日益龐大的各種「退出」，即向外移民潮，湧向各國包括東南亞和非洲等「較不發達」的國家。即使在毛澤東極權時代，高風險且往往致命的「非法」移民潮和難民潮也曾大規模發生，主要目的地是鄰近的香港。

中共黨國放鬆國家控制，也改善經濟上的不當管理，這都只是相對可行的手段；經濟的深層結構扭曲和經濟體系的嚴重功能失調，仍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持續存在。這方面的一個例證，是在尋求權力和掠奪財富的國家控制頑強且不斷擴展的狀況下，中國扭曲怪異的金融行業。「九龍治水」（或廚房裡的廚師太多）一說，似乎充分描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金融系統的方式：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命所有主要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是銀行和其他「合法」金融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其複雜混亂的產權安排只是在笨拙地模擬一個「持股」結構；中國人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中央銀行）持有主要的貨幣權力，是所謂「央媽」，但只是馴服地傳達中共的指令；而同樣省部級別的官僚機構銀行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則無休止地爭奪對金融貨幣事務的管理權和人事權。這些貪得無厭的控制和汲取的欲望，持續不斷的地盤爭奪和繁文縟節，政治化的安排任命和行為，以及掌權者的無能和腐敗，使得完全由國家壟斷的中國金融系統變得異常混亂且功能失調。《經濟學人》指出，中國證券市場的「許多怪異之處和功能失調」使其「成為世界上將投資者與其財富分離的最佳手段之一（⋯⋯並且）一直是亞洲表現最差的證券市場之一」。事實上，中國證券交易場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巨大的國有賭場，進行財富汲取和金融操縱，進而促使國家、國有企業和少數內部人士致富。

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政治體系次優化的另一個深刻明證，是中國持續缺乏創新和發明。對於研究過帝制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史的觀察者來說，這當然不足為奇，正如我在本書的前傳《中華秩序》中試圖呈現的。從13世紀晚期的宋末到19世紀晚期，整個中華世界在數百年內基本上都毫無創新。在強加的西發里亞式體系下，中國人迅速向西方學習，並開始產生自己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華民國短短的三十年裡，雖然烽火連天的內外戰亂始終不斷，卻孕育出許多一流的華人學子和學者，後來在許多科技領域卓然有成。這些科學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中國或海外），主要在西方或西式的實驗室、大學和工廠工作。自1957年以來，已有9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其中7人在中華民國長大並接受基礎教育，只有1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完成其獲獎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迅速中斷並扭轉了此前上個世紀的許多社會文化變革。雖然今天的中國在社會新潮和流行文化方面看似明顯西化，就像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但其實後者原本相當大的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早已被扼殺殆盡。在晚清和民國時代，中國有數百種期刊和出版社，其中絕大多數（包括公開鼓吹造反的中共出版物）獨立於政府，並且能避過國家審查，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許多主要城市都有外國租界。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數量算相當多的出版商之中（579家出版社和1,943家報紙），如果沒有通過中共在全世界最嚴密有效的審查制度下的「批准」和「管理」的話，幾乎沒有任何一家能夠生存下去。

中國人民，包括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菁英，一直都忍受著生活在中共黨國造成的「中國次優化」下的不幸。人們秉持「吃苦」或「認命」（amorfati）的傳統，將這一無奈而必須的「忍受」昇華為「美德」，就像從前在秦漢政體帝國統治下的祖先們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階級，即黨國幹部，卻實實在在地擁有相當高的生活水平，享有社會地位、權力、財務穩定、配給的各種特權和奢侈品、額外（通常是灰色或黑色的）收入，以及所謂的「特供」。

挪用毛主義遺產，廣泛甚至滑稽地模仿毛澤東，使得新的個人崇拜大為盛行，尤其是自2017年習近平改組中共高層以來。習主席獲得毛主席「人民領袖」的特殊稱號，被認為是全智全能，能撼天動地、改天換地，能「確保人民幸福」，完全具備成為新時代急需的「全世界偉大政治領袖」所需要的「四大核心能力」。習已經為中國內外的幾十種事業和抱負「明確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從贏得足球比賽，發展互聯網和保護環境，改善教育和醫療保健，「宗教中國化」以求其「久安」，使每一個地方都富裕、讓人人都快樂，到引領「人類高質量發展」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習近平要為全世界人民治黨治國治全球。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成為超過毛地位的「紅色皇帝」，似乎已成為習及其支持者們追求的夢想目標。

習近平於2012年成為中共總書記，是第一個不是由毛澤東或鄧小平直接選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雖然其父親（中共高級領導人）曾被毛清洗入獄多年，習近平身為毛澤東統治下的產物，很快就開始效仿毛澤東。擁有博士學位的習近平，似乎對展示自己的教育和學養格外在意；觀察家們則認為，他是不斷夢想成為第二個毛或者更好的毛。憑藉其強大宣傳機器的造神加持，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以毛第二、甚至更高的形象出現，儘管許多人都認為他並不夠格。中共的歷史也隨之改寫。

今年7月是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訪華50周年。8日，季辛吉在一場紀念活動上表示，50年後美中需要更多合作，兩國關係甚至比1971年更重要。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指責兩國關係惡化的責任在美國。專家則呼籲中方應反思為何美中接觸在美國已不受歡迎。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權災難愈演愈烈之際，在台灣年輕一代「天然獨」不可逆轉之際，在「諸夏意識」呈幾何級速度傳播之際，從上世紀初即被認為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宏大敘事和身份認同，如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華人等，逐漸受到質疑、批判、解構和顛覆。

連續兩次寫了與二戰歐洲戰場有關的文章後，我們把焦點轉回到同一時期的亞洲太平洋戰場。無論定居在這座島嶼上的人民，支持的是兩岸統一還是台灣獨立，甚至只是單純想維持現狀，都無法否認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重要性。定居在海峽兩岸、東南亞還有歐美的華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捲入了這場戰爭。全世界的華僑華人，都有屬於自己不同的二戰記憶。

2018年即將進入尾聲，八旗文化出版社一連三天在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辦新書發表會。先是在12月10日請到哈佛大學甘迺迪研究院教授，前美國國防部顧問艾利森（GrahamAllison）到現場，介紹他的大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forWar:CanAmericaandChinaEscapeThucydides'sTr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