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汎森  

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史事無窮，要從無窮史事中得益，必須在歷史的發展中識認出「關節竅要」，或重大轉折之處，深入剖析其前因後果，也就是說讀史要能識認歷史上的「關鍵時刻」。《莊子．內篇》〈人間世〉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歷史上的關鍵事件，有些一開始便風風火火，但也有一些是「其作始也簡」，後來「將畢也必巨」，而且有些帶有偶然性。如小布希贏了高爾五百三十七票，當選總統，而此後小布希在中東屢啟戰端，九一一事件後，不只美國的國運大變，世界各地都深受影響。有一些特定的時候，整個文明往往押在幾個事件上。如羅馬與迦太基之爭，在艱苦的鬥爭中，整個西方文明的命運即押在這個賭注中。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成立於1974年的聯經出版，今年五月將迎接創社五十週年，特別規劃「經典聯聯看」Podcast說書節目。由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王聰威、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副總編輯陳逸華共同主持，精選五十年來，具代表性的五十種作品，每集節目邀請專業領讀人，對談一部跨時代的經典，分享他們與書相遇的時刻、作品的跨時代意義、讀者可以如何閱讀。

由聯經出版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企業永續發展協會（ASSET）共同主辦的第一屆「人文企業獎」，於昨（6日）台中林皇宮舉行的ASSET永續典範獎典禮中頒獎。臺中市副市長鄭照新、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簡任視察陳文婷等代表出席頒獎，共頒發17座獎項給首屆獲獎企業和機關。

1974年創立的聯經出版公司今年迎來五十週年社慶，規畫一系列重要出版計畫。其中將於2月首先推出《聯經中國史》系列套書，並於1月31日（星期三）下午在聯經書房舉辦《聯經中國史》媒體茶敘，由《聯經中國史》主編、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及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出席分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院士王汎森榮獲德國宏博基金會（AlexandervonHumboldtFoundation）頒發2023年宏博研究獎（HumboldtResearchAward）。王汎森對學術及教育的貢獻受到肯定，為台灣人文學領域首位獲此殊榮的學者，將於明（2024）年6月由德國總統親自頒獎。

你們可以聽到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剛上政大，有一次從校園附近走台階上指南宮，一邊登山一邊唱歌。桃樂絲黛在「擒兇記」裡的「QueSeráSerá」，歌詞說「小女孩時，我問媽媽：將來會怎樣？我會漂亮嗎？我會富有嗎？……媽媽這麼說，「QueSeráSerá,Whateverwillbe,willbe（未來不是我們可以預見的），QueSeráSerá……」。朝著雲霧中的空山，大聲的唱，其實對於未來，我的疑懼遠超過嚮往。美國反越戰的風潮正盛，戴花的嬉皮說，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老人」，三十歲就是生命最遙遠的邊界了。歌聲散出重重清冷的山嵐消失，沒有回音。

印象所及，自楊蕙如事件算起，這是第四次與網軍有關的塔綠班醜聞；害外交官的，抹黑牛肉麵店的，搞反串的，暴打高嘉瑜的，或許有些我還沒算到，每一件都噁心至極，並愈演愈烈，然網軍總司令不以為忤，甚至當下，1450蟑螂還在仗勢欺人拼公投，這就是「民主」，蟑螂不但自由，還富到流油。

史學大師余英時日前在美國寓所辭世，《聯經出版》4、5日舉行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5日下午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歷史學者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是余英時的學生，分享多年來觀察恩師的學之道。除了注意到余英時長期思考蘊釀問題的習慣，發現余英時許多著作都是「附庸蔚為大國」的方式而來，從一篇序發展成專書。

這一年半來，台灣人因為勤於戴口罩，主動注意社交距離，疫情一直沒有爆發，使大家在防疫上心情鬆懈，這本來是人之常情。但是豈知政府也跟著一起鬆懈，領導全國有志一同，紛紛為台灣成為新冠疫情的香格里拉塗脂抹粉，牛皮越吹越大。一般老百姓昧於世界的疫情，尚且情有可原；全國的公衛學家、感染科專科醫師、各大醫院的院長，難道就沒有超前的職業敏感？難道打心裡就認為台灣真的是上帝揀選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是一個個永遠的新冠香格里拉嗎？

朱敬一院士的先人龔自珍（1792-1841）曾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贈魏源，我認為這也可以用在朱院士身上。

《余英時回憶錄》於2018年出版，有助讀者瞭解余先生為人處世的一面。至於余先生的著作與論點，則是人人皆知，也限於篇幅，在此不能也不必重述。通讀全書，意猶未盡；就我而言總是期待余先生下一篇文章、下一本專書何時出現？這是閱讀絕少的經驗。

甫進台大歷史系，頭一年必須修習「人類學導論」，該門課係由人類學系的先生輪流就各專題做講演；居中李亦園（一九三一—二○一七）老師的授課，最為生動有趣，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考試成績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還來問我是否要轉系，可是因為和歷史系諸位同學已經有了不解之緣，只好決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勵，之後又去旁聽了李老師的「原始宗教」、「人類學方法論」，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進修，也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常到人類學系旁聽課。日後，我會特別關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來有故。

現在錄音設備越來越普遍。絕大多數人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都表示非常厭惡，覺得自己的聲音和設備上的聲音相差好多，自己的聲音明明那麼好聽，從錄音設備裡傳出來怎麼會那麼奇怪。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為用。

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蒐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