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半來，台灣人因為勤於戴口罩，主動注意社交距離，疫情一直沒有爆發，使大家在防疫上心情鬆懈，這本來是人之常情。但是豈知政府也跟著一起鬆懈，領導全國有志一同，紛紛為台灣成為新冠疫情的香格里拉塗脂抹粉，牛皮越吹越大。一般老百姓昧於世界的疫情，尚且情有可原；全國的公衛學家、感染科專科醫師、各大醫院的院長，難道就沒有超前的職業敏感？難道打心裡就認為台灣真的是上帝揀選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是一個個永遠的新冠香格里拉嗎？
反智主義的氣氛就越來越明顯，專家學者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小
疫情加劇到政府每天要求老百姓都關在家裡，甚至連在家裡打個衛生麻將都要被受罰：蹲在路邊吃個便當也要被驅趕罰錢；街友無地容身，不但被強迫離開街角，甚至連平常與之相安無事的鄰居都對他們嫌惡，加以譴責。魔鬼眼中有富人及窮人之別嗎？當我們視窮人如蔽席，拒之千里之外，就可以止住疫情嗎？當大家都如臨大敵的時刻，老百姓對政府的依賴和信任，一般在短期間會超越了所有的專家學者。因為恐懼，多數的民眾都變成「順民」，連平常掛在嘴上的自己的「隱私權」都寧願被政治人物踩在腳下，政府也趁機樂於做起「大阿哥」給全民做起人臉辨識；「隱私權」、「個資」變成政治人物黑箱作業的搞權搞錢的擋箭牌。
疫情當中政府執行的政策，一開始雖然需要根據學者專家的建議做招牌，但是日子久了，老百姓因為恐懼而對政府產生依賴，政治人物就開始自我封神，說話越來越大聲，政策越來越專制，反智主義的氣氛就越來越明顯，專家學者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小。一年半前，這樣的戲碼早已經在美國上演了，此時必有許多專家學者西瓜偎大邊，紛紛向當權政治人物靠攏，甘被御用，幫他們吹牛皮，給他們專制的政策做背書；而一些本來就躲在象牙塔裡面做學問的專家學者，有的乾脆選擇噤聲不語，為了不得罪那些當權派的醫療、生科相關同業，當被問起他的專長時，勉為其難都變成馬大哈，只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
雖然一些少數堅持說實話的專家學者寧願扮演烏鴉的角色，也說一些嚴厲而不討人喜歡的話；或在專業的醫學期刊上發表醒世的文章。但是聽得進去、看得下去的人，甚至看得懂的人畢竟是少數。而那一些正在洋洋得意拿著雞毛當令箭的政治人物，更是把這些有良心的專家學者當作動搖國本的臭老九，欲除之而後快。尤有甚者，一些居心卑劣的政治人物，一心只把疫情當作鞏固政權、打擊異己的良機，對唱反調的專家學者視為寇讎。
疫情升溫以來，台灣的議題世界全都發生過
一、誰該先打疫苗？疫苗施打的優先順序，美國早就有慎重嚴謹的討論。除了在第一線照顧染疫病人的醫護人員及醫院工作人員應該優先施打，大家沒有疑義之外，台灣做艮圖的「小丁丁」算不算重要人物？蔡英文、蘇貞昌算不算重要人物 ？答案非常清楚，在政府單位上班的人，只要這一個人從他的政治職位退下來，馬上就有人可以順利遞補的話，蔡英文、蘇貞昌都不是重要人物。以這個標準來看 「好心肝」診所的志工當然不是疫苗的酬庸對象，那些利用特權去偷打疫苗的人，也都應該統統抓起來。小老百姓要得多嗎？不多。他們要的只是區區兩支可以活命的疫苗，卻被綠豆大的小官給搶了；小老百姓求的只是讓他們正常地可以到市場做生意拚生活，過個小人生，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給國民有權選擇一個公平努力的未來，要這個政府做甚麼？
二、外籍移工群聚的危險性：台灣有六七十萬的外籍移工 其中約26萬的看護外籍移工 每天24小時幾乎和我們家裡的爺爺奶奶貼身生活在一起。政府只知道規範外籍移工暫停假日群聚，以為這樣就可以杜絕他們的群聚感染。試想，正常健康的人關在家裡幾個禮拜上把月都快要瘋掉了，我們將心比心，一個拋家棄子來到異國打工的看護勞工，他們每一個禮拜期待的就是那麼一天放假，可以和同鄉相聚在一起，在地上吃一吃家鄉的點心，現在要他們寸步不離守著一個陌生的老人，還要為他擦屎擦尿。這種照顧者因為情緒的崩潰，而對弱勢的老人毆打欺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為心情苦悶而對老人家惡聲惡習，也極有可能。台灣目前最嚴峻的移工問題是許多看護移工以看護之名申請來台，其實是想轉換雇主去外面打工賺更多的錢，疫情之前就有很多看護移工假藉各種理由，或直接逃跑。現在規範他們疫情期間暫停轉換雇主，無疑雪上加霜。事實上，政府想對外籍移工禁足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全台灣現有五萬餘名從雇主家中逃跑的外勞在台灣各角落趴趴走，它們正式疫情的缺口。政府可不可能定期安排在足夠社交距離的場所裡使他們也能和同鄉做短暫的相聚，這是基於人道，也是為雇主安全做的良善安排。監獄和軍隊，住在這兩個地方的人都是被迫群聚的，在美國都曾經發生過交叉感染。台灣對軍人和受刑人進行過大規模的廣篩嗎？他們有優先打疫苗嗎？
三、國產高端疫苗怎麼跟炒股票搞成一團？疫苗到底是救人的東西？還是股票炒作的商品？科學家是商人嗎？高端疫苗二期解盲後，科學家在電視上把自己的作品說得天花亂墬，到底可不可信？《專家之死》的作者托馬斯·M.尼科爾斯(Thomas M. Nichols)認為專家，尤其是科學家商業化使科學越來越不被信任。他說：「這種『不信任感』本來是在政治權力多見，但幾十年的保守派認為，人們對科學的不信任感也毫不遜色。當我們看到科學不再只是追求真理這回事兒；而是作為一種生產手段和經濟刺激，變成一筆一筆的生意時，直言之，當科學家們開始研究某些導致經濟成功的技術……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家戈登·高查特（Gordon Gauchat）綜合了1974年至2010年的調查數據，發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保守主義者中，對科學的信任下降得最多：更高的科學素養使人們能夠發現數據的局限性或利用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當科學醫學不再被信任，當新冠流感化，疫苗成為比國防武器更惡毒的商品時，賣疫苗的和賣軍火的成為一夥人時，你相信哪一支疫苗已經不重要了。美國才3億3千萬人，卻買了30幾億支的疫苗，他們安的是甚麼心，還需要猜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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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冠疫情對其他重症病人的排擠效應：全台灣的醫院幾乎都在為新冠病人忙碌之際，殊不知還有很多重症病人被冷落一旁，他們不會因為新冠疫情而「暫時不生病」，以癌症病人為例，許多排定的手術和各種治療，都可能因為新冠疫情而有所延遲；其他所謂的「非緊急」(對病人而言卻是痛不欲生) 的外科手術，比如骨科手術因為疫情而延遲的情況更是普遍。這種情形，在一年半之前 美國早已經發生而且有了周延的討論，難道它是一夕之間發生的嗎？除了癌症病人之外，精神方面的疾病也必須投入更大的關注。憂鬱症人口會因為疫情會大量增加，並且因為被列為「非緊急」，很容易被邊緣化。疫情使得親人在短時間逝去，在家庭所帶來的創傷症候群，也需要特別的關懷。衛福部蜀中無大將，不知道為全國醫療體系做超前的部署，但是醫院的經營者和各科的專科醫師，也都噤聲不語，不知道挺身而出為自己照顧服務的病人向國家請命，難道這不算失職嗎？方艙醫院該不該建？輕症確診者在家隔離是對的嗎？醫院病床不夠是一夕之間發生的嗎？各大醫院的院長是陳時中的伙計嗎？你們只能等陳時中超前部署嗎？還是你們就應該群起攻之？
五、台灣人期待打疫苗，已經到了打開電視就聽到「亡國之音」；蔡英文一上電視，因為說不出更具體的老實話，只有重覆要大家留在家裡，不要到處跑。殊不知待在家裡也會出亂子的。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朱莉婭·馬庫斯（Julia Marcus）強調有關新冠的許多公共衛生訊息太缺乏同情心。許多新冠消息傳遞「未能意識到期望人們放棄生活的樂趣是多麼不現實。」她說，成功減少傷害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例如，當人們低調地發布大型戶外聚會的照片時，不要一直重複「待在家裡！」人們會想參加聚會，並且戶外活動比室內安全。她指出，畢竟，「健康遠不止於防治冠狀病毒，而是要想辦法幫助人們安全，可持續地生活。」蔡英文是個大外行，但是台灣多的是公共衛生專家，世界疫情一年多來，世界各地光怪陸離的鎖國、封城、禁足政策，難道都沒有給台灣的公衛學者多少有些啟發？怎麼沒聽你們說說話，告訴政府如何讓老百姓既安全又生活過得去？
六、為什麼郭台銘捐疫苗那麼難？政府單位繁文縟節的規定，他們設下的規定表面上看來是為了保護國民，事實上，必要時也是對付政敵的工具。須知，文件（document）是政府的「病歷」，當政府告訴政敵不管你怎麼說，不是缺這個文件，就是缺那個文件時，它也在告訴大家政府生病了。政治學者無話可說，正因為他們「太政治了」；但是我們的人文學者，我們的哲學家都到哪去了？怎麼都聽不見你們替老百姓說說話呢？蘇格拉底、柏拉圖不只是祖宗牌位，哲學課學的教的不只是「若P則Q」，庶民的心聲你們聽到了嗎？
七、疫情升溫後，老人死得最多：台灣新冠死亡率已經追上世界各國，許多老人家出門給家人買個東西，回家不久就確診，很快竟然死在家中。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系老年醫學科的路易斯·阿隆森（Louise Aronson）教授在 NEJM發表的〈年齡，複雜性和危機-大流行進展的處方〉（Age, Complexity, and Crisis — A Prescription for Progress in Pandemic）指出，「一直到我們在新冠防治中，承認老年人的特殊表現、需求和風險。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到去年3月中旬才創建專屬老年人的新冠網頁，這是在我們得知老人是這個重大疾病死亡的極高風險之後將近2個月。」台灣的衛福部對此麻木不仁，對於老人打疫苗的優先順序，一直到最近才提前；對於養護中心的老人的關注也慢了好幾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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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封鎖社會的商業活動，造成老百姓失去工作，三餐不繼，這樣的連鎖效應，再沒有想像力的政府做夢都可以夢到。蘇貞昌除了在立法院陪著各部會首長挨罵之外，偶爾只會說一些疫苗像冷凍雞腿這樣自以為渾話，剩下的只能公布紓困金要花多少錢給多少人。錢代表信任，老百姓納稅給政府，就是信任政府可以為大家做一些什麼事，所謂紓困金則是政府把錢直接退還給老百姓，把民眾對他的「信心」退還回去。這代表他們「不作為」或「沒有作為」。也就是面對眼前的局勢，政府已經沒有辦法了，一個拿不出辦法的政府，不但沒有被扣薪水，發放紓困金好像老爺員外施粥散財，沒有絲毫的愧色。
在第三級警戒的影響下，商業活動遭到封鎖，老百姓相繼受到影響。（資料照，顏麟宇攝）
政府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
我們最常聽到批評蔡政府的一句話就是：「給你們一年半的時間，你們到底在超前部署什麼？」這樣質問政府，其實還算客氣的。因為台灣這一年半來的種種亂象，可以從世界各國找到前車之鑒，台灣不但做不了超前部署，甚至連跟著哭跟著笑的能力都沒有。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這一年半的時間，上帝不只是給了蔡政府：這一年半，也給了你和我。當我們在質問蔡政府的時候，要不要也問一下自己：「我們做了什麼？」大家都知道甘迺迪（John F. Kennedy）有一句話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話不是說政府不辦事是對的，而是告訴我們政府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民主國家裡執政者拿了老百姓納稅的薪水，當然要為老百姓做事。去質問執政者「你們都幹了什麼好事」當然是天經地義的，尤其是遇到不辦事、辦不好事，只會自吹自擂的執政黨，作為老百姓當然要隨時監督他們。尤其是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更要為民喉舌，不能只當執政者的投票動員部隊：國家培養出來的各領域的學者專家也應該要隨時善盡言責。幫著社會大眾質問蔡政府在這一年半來都「幹了什麼好事」的同時，我們每一個人也應該要問問自己 我們都盡了哪一些力氣。
反對陣營最常說的，還有現在台灣的媒體每一家媒體給3000萬，都已經被蔡政府「收買」了，蔡英文不只是三軍統帥，她還是「四軍」統帥，1450的「網軍」這些看門狗虎視眈眈的，誰說政府的壞話，網軍就群起圍剿。「我們縱使有好的意見想要督促政府，但是寫的文章沒有人要看，說的話沒人聽」。這種說法在過去，確實如此；但是現在已經是分眾媒體的時代，YouTube就是一個世界最大的電視台，人人手上都有一把號，隨時都可以吹自己的調。歷史不但看我們做什麼；也看我們沒有做什麼。我們不該審視這一年半，我們都做了一些什麼事嗎？有哪一些我們應該做的，但是我們卻沒有做。哪怕是在童文薰律師的自媒體節目按一個「讚」，也算你做了一點事。
作者批評，台灣防疫一年半以來，明明能依世界各國的前車之鑒進一步改進，卻連超前部署都做不到。（資料照，柯承惠攝）
改變歷史的，不是長篇累牘的論文，而往往只是一些小冊子
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教授、學者、作家、詩人、藝術家 ……那些寫滿字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圖書館裏，即使在鬼月，也沒有光顧它們。專家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王汎森教授在一場演講中說；「改變歷史的，不是長篇累牘的論文，而往往只是一些小冊子。」我們需要的不是高來高去的理論，托馬斯·M.尼科爾斯又說：「反對專家運動的發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網路的開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顧客至上』思維，以及新聞產業的娛樂化。詭異的是，信息的民主傳播，而非受教育大眾的培養，反而開始產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憤怒的公民，他們公開指責智識的完善。這與美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思潮不謀而合。」
專家會不會只一個研究小東西的「行家」
專家，一旦在國家危急，生靈塗炭時，連一句人話都說不出來，會不會說明他只一個研究小東西的「行家」，他對某項事物的瞭解超出常情，而對其他「稍微大一點的」事物所知甚少，大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專家視而不見。在一次高速公路有一個「專家」撞了車，這個專家是癮君子，被撞得奄奄一息，人們為了使他神智清醒以便搶救，往他嘴裏塞了一支香煙。只見他猛吸幾口，長籲一口氣，喃喃地說：「COHIBA Behike！」說完，他咽了氣。這是專家作為雪茄神秘家族的所做的最後服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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