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希苓  

天鐸兄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很難拒絕。序有兩種：一是專業考量，目的在尋求專業領域內部的認證或討論；另一種是友誼的懇託，目的在邀請好友參與自己寫作或研究過程中的辛勞、鬱悶、發現和喜悅，具有分享性質。

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當時對江南案的反應極為強烈，數百位知名學者、名流聯名簽署一封公開信，嚴辭譴責台灣政府。國府暗中執行化解策略，有號稱「才子」的部長級官員，向香港某雜誌透露「內幕」：江南是雙面間諜，拿了國民黨的錢去奉化拍攝蔣家陵園，又接受對岸資助寫《蔣經國傳》誣衊元首等等。這則獨門新聞必須馬上刊出，限二十四小時答覆，逾期就發給別家了。這份雜誌一向支持海外保釣運動，頗有點影響力，曾刊登過江南第一篇有關〈吳國楨傳〉的文章，眾多讀者反響熱烈。雜誌社老闆緊急徵詢各方的意見：是否應該登這則消息？

近期烏俄戰爭、中共軍演下，兩岸局勢令人關注。前高應大校長吳建國與作家梅洛琳合著的新書《最後的交火：毒梟、馬幫、美軍、解放軍、國軍，揭祕兩岸情報工作的最後一場激戰》，以小說體裁，記錄一場在1978年，由台灣特種部隊隊員，前往滇緬邊界的西南情報站營救情報員的任務。

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

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國人、外國人、交響樂、公廁、核電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我當時的這件事，會導致政府方面對我們殺人滅口，所以留下這捲錄音帶……我的工作，就是誅殺這些『叛逆』！」

「江南命案」發生之後，最冤枉的恐怕就是蔣孝武，他不但揹了黑鍋，蔣經國還可能因為要讓他避禍，杜絕外界進一步講話，將他外放新加坡，甚至也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Time）訪問時說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任總統」，直接而且徹底地阻斷了蔣孝武在政治上繼續發展的路徑，很多人也因此認為「江南命案」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台灣的民主進程。

由於「江南案」事發之後，許多矛頭都指向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主要的原因就是江南曾經寫過一本名為「蔣經國傳」、內容有頗多對蔣經國詆毀、污衊的書，很多人想當然耳地認為就是那本書為他惹來殺身之禍。

另外還有一件事。陳啟禮、吳敦和董桂森三人完成任務之後，當天深夜回到洛杉磯，第二天（十六日）在柳茂川的安排之下住在片商江文雄家中，結果香港第一影業公司老闆黃卓漢掛電話來，跟江文雄講的竟然是，「陳啟禮幹了一見轟轟烈烈的事，你曉不曉得？」。放下電話後，江文雄就問陳啟禮，「你做了一件什麼事那麼轟轟烈烈？」。陳啟禮表面上不動聲色，心底卻震驚不已，「怎麼這麼快就傳進了黃卓漢的耳裡？」。

統治台灣近半世紀的「蔣家王朝」，為何最終只能被迫解嚴、斷送統治？12日國史館舉行國際學術討論會，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國史館協修吳俊瑩兩篇論文初稿，便爬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劉少康辦公室」檔案、國史館編纂中的1984年「江南案」相關檔案等史料，勾勒出蔣經國晚年的兩大巨變──權傾一時的「特務頭子」王昇失勢、內定接任國安局長汪希苓經手刺殺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引爆爭議。

看完清龍兄介紹經國先生在中美斷交前後的日記，令我產生無限的感慨和傷感，因為我們實在不知道、也不能體會他為了國家利益，竟然經歷了如此的痛苦。謹為歷史存真，補充數點如下：

「我經常覺得自己像是個局外人，像是在魚缸內隔著一層玻璃看著其他人在講話。」曾經是政治犯施明德女兒的施又熙緩緩地說。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已經四十周年，威權體制遺留的政治暴力卻仍是現在進行式，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所承受的集體創傷尚未治癒。

那一天，一群軍人踏入了火車站現場殺害站員，來的突然，月台上的乘客瞠目結舌，有貨物司的鐵路員工在第二月台上被刺刀活活刺死，共計十三刀，還有台鐵員工在第一月台被槍殺，當場死亡。

流亡異鄉的情報機構前探員在飯店喝下一杯含有放射性物質「釙」的茶、獨裁國家的「廢太子」在機場被浸滿致命神經毒劑的雙手矇住臉龐，異議記者進入母國領事館後離奇失蹤……這些精心設計、聽來又有些匪夷所思的作案手法，並不是電影中的吸睛情節，而是各國近年來將政治黑手伸向海外，在他國領土侵門踏戶執行暗殺行動的真實案例。

這事件似乎是30多年前撼動台灣與美國的「江南案」，在21世紀穆斯林世界的投射。

近日全聯的中元節廣告在網路上發酵，這則廣告的人物造型、年代，有部分人士認為這支影片影射了1981年的「陳文成事件」，激起網路正反論戰。雖然後來全聯極力否認有任何關連，但也使這樁歷史懸案再度翻上檯面。留美博士陳文成因曾經捐款給黨外雜誌遭到警總調查，隔天卻離奇陳屍台大校園，讓人不得不懷疑這是一起政治謀殺。而除了陳文成事件，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時期也發生過多起疑似與政治迫害有關的命案，許多至今仍沒有真相。

兩蔣時代的國家暴力，以及國家暴力製造的種種苦難，於今天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從我們大陸人的眼光來看，決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發的邪惡，尤其仇恨引發的國家暴力，這些問題到底如何面對，在臺灣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陸，將來一定是坎。

一月二日，我家忽然來了料想不到的客人。母親以後為文：「⋯⋯記得是年初二的下午，廣兒午睡剛醒，我在為他穿衣，忽然門鈴大響，我連忙跑去開門，站在門外的竟是蔣先生，我剛要請他到裡面坐，他卻急著問：『小弟弟在那裡？』我告訴他在屋子裡，他說：『總統在隔壁居老先生那裡，他想看看他，請就帶他去好嗎？』我立刻跑進去給孩子換了一件好一點的衣服，並告訴他說：『廣廣，媽帶你去見一位老公公，你要乖乖的，見面時要說公公好。』他對我點點頭，我就牽著他和蔣先生一同去了。到了那裡，看見總統正和居老先生談天，我們走進去時，兩位老人都向我們微笑點頭。蔣先生把廣兒牽到總統跟前，他居然知道向總統鞠躬，清清楚楚的說一聲『公公好』，老人家高興得不得了，伸手摸著孩子的頭連連說：『好，好。』我站在旁邊看見這情景，心裡感動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事後我把孩子見總統的情形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他父親非常高興，回信說：『廣兒初見領袖，態度大方，應對得體，殊為欣慰。』我看了那封信不禁好笑，兩歲的兒子知道什麼應對啊，人家都說兒子是自己的好，這位作爸爸的看來也不例外。」

一八九六年，也就是清朝光緒二十二年（民前十六年），父親在浙江鎮海縣陳華埔朱家塘老家出生。那年，臺灣與澎湖正因清廷因前一年甲午戰爭的失敗，被日本指定割讓以作為南進基地，剛開始接受異族的統治；日本這個外來政權抵達後，掀起了臺灣人民五十年的抗日運動，數以萬計的漢人與原住民遇害。另方面，清廷的積弱不振，遭受列強欺淩，使得革命的火焰也從此時開始燃起。

余家居浙江省孝豐縣之鶴溪村，離城十裡許，世務農為業，少失恃，父際清公勤儉持家，為鄉裡善人，薄田數畝，差能自給，二十六年十二月病歿，時正日寇憑陵，京滬陷落，餘適隨第一軍轉進安徽之壽州，未能奔喪，遺憾迄今。三十六年余在西安，與葉霞翟女士結婚，生二子二女，皆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