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惠敏  

李怡臨終指定我為他的回憶錄寫篇序文，我一向是個打亂仗的程咬金，不善於正經八百的寫文章。不過老東家既然吩咐，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下這件差事。

在印度獨立之前，曾有英國人向甘地表示，由印度人來治理印度很可能會治理不當。甘地的回答是：「治理不當也是我們的特權。」

二○二○年年初，源自武漢的冠狀病毒肆虐，使港府發佈限聚令，大型抗議行動沉寂下來。港府按照港區國安法設立國安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可指定法官審案，對林鄭來說，無異是權力的加持。民主派挾去年底區議會選舉大勝的聲勢，已開始積極部署他們的35+計劃。立法會的選舉因疫情延後一年舉行，但泛民陣營卻在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舉行民主派初選，分別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中的區議會（二）及衛生服務組別舉辦初選，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決定未來參選立法會議席的人選配置。

香港警務處的新衙門「國安處」，就好像老一輩台灣人記憶中的「警備總部」的回潮。

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作者按：李怡先生回憶錄原擬寫兩百篇，因病辭世僅寫就一九七篇。所欠三篇台灣部分原囑本人代為完成，但尊重家屬僅收錄李先生親筆撰寫之內容的意願，故在此為先生補記其中兩篇。

中國在全球化之下成為世界工廠，發票、論文、證照…什麼都能賣，地下經濟蓬勃，香港就成了大陸人的洗錢天堂。

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現在的中老年人也許還記得1981年的一部電影《赤色份子》（Reds），那是由好萊塢英俊小生華倫．比提（WarrenBeatty）導演的一部大片，片長三小時，是拍攝美國左翼新聞記者里德（JohnReed）的傳奇生涯。

林博文是我的酒友、文友、老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念不清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起八十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

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

1954年2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吳國楨上書國民大會，指陳政府六大缺失。其要點為：

1949年2月初，麥考米克寫了信給吳國楨，信中附上《芝加哥論壇報》2月6日刊出的一篇關於上海的報導。這篇由WalterSimmons執筆的報導，標題說上海市長吳國楨面臨戰爭的災難。但他把吳國楨叫做「Casey」Wu，這是上海的美國人給他起的英文名字，Casey與吳的名字的簡稱K.C.正好是諧音。中國人則將K.C.Wu戲稱為「開水壺」，意指他辦事性急而快速，就像一壺燒開的水一樣。「沸騰」（奔放）（ebullient）的吳市長面臨的大問題是炒作食品的投機客、日益龐大的警備部隊和共產黨第五縱隊，但他打算一直留到紅軍把他趕走為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個在屏東念小學的女生，父親在屏東潮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屬的瘧疾研究所工作。當時的省主席吳國楨曾到瘧疾研究所去視察訪問，她父親有機會見到吳國楨而對他印象深刻。小學女生因常聽父親推崇吳國楨，讚賞他是有民主觀念的政治家，心想吳國楨一定是個受人尊敬的人物。所以1958年，她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直升高中時，教務主任在口試中問她最崇拜的現代人物是誰？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吳國楨先生。誰知話一出口，就闖了大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