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李怡先生回憶錄原擬寫兩百篇，因病辭世僅寫就一九七篇。所欠三篇台灣部分原囑本人代為完成，但尊重家屬僅收錄李先生親筆撰寫之內容的意願，故在此為先生補記其中兩篇。
二O二一年四月九日，李怡先生飛抵台灣。與之前多次來台不同的是，這次是抱著有可能就此在台灣長居的心情來的。這絕非容易的決定。
二O一九反送中運動和二O二O「國安法」頒佈施行後，香港局勢日益嚴峻。對從事政治和媒體評論的人來說，最大的影響是國安法條文廣泛且模糊，基本上任何人只要發表任何意見，引起他人對北京政權的憎恨，就算觸犯了國安法，有可能被送往大陸審判。李先生不止一次在受訪時表達他的憂慮：「我寫文章，讀者會有什麼反應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想與香港割斷關係，但國安法實施後卻不能不在擱筆和離開中做選擇，因為房間裡的大象你不能假裝看不到。而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寫，這個我做不到。」
先生曾說他一生只相信自由。一輩子只追求一樣東西，就是自由。擱筆，他覺得還不是時候，離開香港便成為他唯一能完成最後人生的選擇了。
話雖如此，對這個他生活居住了七十三年、成就他一生事業的地方，他有太多的留戀與無法割捨，以致即使在諸多好友讀者及女兒們的一再勸離下，仍無法下定決心。直到二O二O十一月，他開始探詢去台灣的可能性，以及著手申辦台灣針對各行業特殊人士發的就業金卡。先生當時的想法是先觀察局勢，辦了再說，不一定要用。但一連串的拘捕行動，最後一根稻草是黎智英在年底被捕關押，讓他下了最後的決定。
先生一直保留他最後離開香港時的那張登機證，並拍照存檔於手機內。由此或可想像他最後一次回眸香港的心情，應該是「想放下，卻又放不下的無盡依戀」吧！相信他也不曾預想過自己這一生最後的落腳處，竟是在半個世紀前初創《七十年代》時即不懈關注，對其民主進程寄予厚望的台灣。
李怡先生一直保留他最後離開香港時的那張登機證，並拍照存檔於手機內，由此或可想像他最後一次回眸香港的心情。（作者提供）
先生提過，他早年曾與太太移民加拿大，所以這次離開，去加拿大曾是考慮之一。但北國冬天酷寒，不諳開車出門不便，加上年齡漸大，醫療條件必須列入考量。台灣是目前華人地區最自由民主的地方，這是先生一生追求也是最在意的。加上台灣不僅氣候與生活條件與香港接近，連距離都僅得一個半小時的飛行時間，這種無論是實際或心理上的距離，都讓他覺得「很近，若情況許可隨時可以回去」。這是他最終選擇台灣的原因。
先生抵台，在隔離的兩個星期間，便開始著手他人生中最後一件、也是他視為最重要的大事------回憶錄的撰寫。此後一年半，他所有的生活節奏都與此緊密相連。二O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他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第一篇名為「唯有勇氣才是永恆」的回憶錄題記，此後基本上每逢一、三、五見報。直到確定《港蘋》將於六月二十四日印發最後一份報紙，他針對此事連趕兩篇評論後，才改轉到個人臉書上繼續發表回憶錄。
對當時已年高八十五的先生來說，由港來台可說是整個人生連根拔起，一切從頭開始，其辛苦可想而知。生活飲食上的重新適應尚在其次，由於仍持續緊密關注及掛念香港的人與事，心情似乎一直無法舒展開來。不過回憶錄佔用他不少時間，讓他得以從一些情緒中抽離。他常說以前寫稿下筆快，但現在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一篇稿，寫起來吃力得多。或許這也和要去追憶數十年前的往事，以及搜尋資料、翻找照片對他來說都是挑戰有關吧！
先生剛來台灣時較低調。他曾說如果香港情況好，他可以離開；但若香港有事，會留下來。如今他雖被迫為自由寫作和未知的國安法入罪風險而來台，卻不免背離香港的不安。但後來他多少釋懷，與其作為沉默的殉道者，能如實記錄下中港台的部分歷史和香港曾經的輝煌也很好。尤其要警醒後代自由不能通過血脈相傳，需要每一代都能珍惜、捍衛自由，否則像香港一樣，自由一下子就毀掉了。這話他說過多次，但每次說都是充滿憂慮和語重心長。
當然也有開心的時候。隨著香港局勢的變化，近年由港來台人數大增，先生因而結識，或再度聯繫上了不少新舊朋友。他最喜歡和香港的老友聚會聊天，相熟的還會請到家中用餐擺龍門陣。
每月一次的文化媒體人聚會。前排右起李南雄、李太太、李怡。後排右起為殷惠敏、邱近思。（作者提供）
此外值得一記的是一個文化媒體人的定期餐會。最初是由剛自美返台不久、《九十年代》的專欄作家殷惠敏（楊誠）邀集，除了先生，還有美台兩地跑的李南雄教授、前《台蘋》社長杜念中和我。後來加入的有以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知名的孫隆基和政媒兩棲的江春男。我們輪流做東飲茶，每月聚會一次。做東者可自行邀約其他客人，每次聚會都高談闊論欲罷不能。先生病後身體狀況不如前，卻幾乎不曾缺席，且只要發言都中氣十足精神矍鑠，想來除了所談是他關心的議題，也因為這些都是志趣理念相近的朋友吧！
在先生來台消息逐漸傳開後，電子和平面媒體的訪問邀約也紛至沓來。但他都沒有應允。一來時間體力有限，二來答應了一家就不好拒絕另一家，索性都婉拒了。直到來台整整一年後的四月中旬，才首次接受了「中央社」的訪問。又因日本近年來頗關注香港局勢的發展，先生也有多本書曾被翻譯成日文（最近一本是二O二O年日文版的《香港為何抗鬥》，這是翻譯自他二O一三年出版的《香港思潮》），便也接受了一位日本記者的專訪。這是他在台唯二接受過的訪問。
另外就是接受主持人汪浩的邀請，在華視高人氣節目「三國演議」中，和另一位來賓矢板明夫一起對談香港問題，以及其對台灣的啟示和影響。短短一小時，先生將他數十年來對中港局勢的洞徹觀察和體會，條理分明的清楚傳達。最終仍是他一貫強調的，自由需要警覺，否則它隨時都會失去。
向來喜歡大自然和旅行的先生，在來台不久後就提過希望有機會能去外島走走。但不巧二O二一年五月正逢台灣疫情大爆發，他又沒有打疫苗，便一路拖到也是一年後的四月初，才安排了去船程需兩個半小時、比較特別的蘭嶼一遊。除了欣賞海天一色的壯闊美景，少不得也品嚐了達悟族的特色食物飛魚大餐。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因出遊而在臉書上向回憶錄的讀者告假。
此外，他還曾隨團至南部兩天遊，以及幾次在北部較清幽的溫泉飯店定點休憩兩三天。至於平日由於寫稿壓力大，就只能每個週末到他喜歡的大安森林公園去，在生態池邊賞鳥看魚，坐在長椅上逗弄松鼠和鴿子。忙碌憂思了大半生，或許就是在年老時偷空享受一點悠閒平靜的時光吧！
接受中央社訪問。這也是唯一一次接受台灣媒體的採訪。（作者提供）
先生一直心繫香港。在二O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得悉《港蘋》五位高層主管被捕後，曾激動表示想回香港。那是想和曾經的同事並肩而行的心意。朋友在通訊軟體問他有沒有掛念香港什麼東西，可以寄給他，他回：「掛念整個香港，點（如何）寄呀？」但是他也曾對朋友說：「我來台灣，這裡醫療條件好，有許多仍然思想活躍、談得來的老朋友，也有真正瞭解我在生命最後時刻，要實現完整人生的人。」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亞洲周刊台灣特派員、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台灣版發行人、香港Star TV台灣區發言人。 本文原刊《印刻文學生活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