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維德觀點  

經濟學家都知道，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所謂的週期性衰退並非定理，也不是必然。然而，當交易者聽到「這次不一樣」時，他們會想知道交易的另一方是誰。

早在新一波通膨時代開始之前，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Trump）就曾在2018年批評聯準會（Fed）主席鮑爾（JeromePowell）過早升息。川普當時的批評頗有道理，在他說出「聯準會已經瘋了」之後，許多人紛紛開始擔心聯準會失去獨立性。不久之後，市場在該年年底迫使聯準會停止升息。到了隔年年中，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聯準會被迫開始降息，川普的發言彷彿洞燭先機。

過去幾年，反詐騙執法界學到一個名詞──「殺豬盤」，意指詐騙分子匿名躲在透過數位溝通和支付平台的後面，慢慢贏得他們的受害者信任。原來中國犯罪組織竟也擅長在美國展開面對面的行動，尤其是在搬動資金的時候。民眾和政策制定者還不知曉當中的一些影響。

印度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開發中國家，在打造數位公共基礎建設的過程中，極為出色地打造一套自己的模式，其他國家應該仔細研究印度模式的優劣，比較各國與各種科技平台雨後春筍的替代方案，在日新月異的科技時代守護人民的隱私與安全。

台灣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地點，讓美國政府在不受國內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實驗新的貿易政策，最後的實驗結果未來也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的典範。

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方案法》（AmericanRescuePlan）與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都使美國順利從疫情後能迅速反彈，避開了其他國家央行升息所面臨的悲劇，但未來財政挑戰仍不小。

人工智慧被稱為電力或網際網路這樣的「通用科技」，能夠以各種形式提高生產力，將在可見的未來推動各種領域的創新。但這並不表示每一種問題它都同樣適任，都與人類同樣有用。

保險業之所以會出現死亡螺旋，就是因為經濟誘因開始主導風險估計方式。保險可以一邊提高整體資安標準，一邊讓企業自己注意風險，保險一旦崩潰只會帶來更大的資安危機。

常言逆境是創新之母，東南亞的犯罪組織對這個道理瞭若指掌。

資安已經越來越接近國安的核心，而且許多國家聘雇的駭客也都發展出先進的方式持續進行攻擊。我們必須找到一些能夠永續的商業模式，建立能夠為此負責的資安公司。與其他種類的安全性問題相比較，資安問題不只存在於組織型還有個人型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發動攻擊政府，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影響整個世界。

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軍事界一開始把數位空間當成等同於陸、海、空、太空領域來思考時，想到的都是「生化人」或機器人大軍。這種機器跟現在的無人機有個差異：它們除了投射力量以外，還可以控制領土，是進攻領地的工具。

中國雖然不斷高呼「人民幣國際化」，但其實缺乏野心。中國一直不信任國際資本流動，而且政府最近針對企業盡職調查公司的行動，也會使外資更不願意進入。此外，其地方政府財政很不穩定，很難抵禦金融衝擊。

地區性銀行的命運，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人口結構、既有銀行轉型狀況的縮影。對台灣、南韓、中國這些高齡化國家來說，最重要的長期重點，是如何在社會高齡化的過程中確保能源自給，防止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貨幣估值。

房地產在經濟與金融體系中扮演許多角色，它不僅是一種能夠滿足居住需求的資產，就像其他資產一樣，也是貨幣政策傳遞的重要工具，更是支撐社會保障的退休金融之基礎要素。屋主、當地社區以及想要進入當地社區的移民，都是住宅問題的利害相關人。

BTA有助於模糊商業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為台灣和美國建立對外關係基礎，同時迴避正式承認的爭議；消費市場的整合可以幫助台灣建立在地的、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擁護者。 

去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幸遭暗殺，但他提出的兩項目標也先後實現。日本的戰後歷史進入了新的一頁。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人認為各行各業都會出現黑天鵝效應。但到目前為止，美國主流金融界應該還不會發生像2008年金融海嘯等級的災難，那是數十年才會出現一次的事件。現在的狀況，比較像是重演2001年的網路泡沫，或者發生另一場完全獨立的市場內爆，某種程度上仍可能低估了嚴重性。

COVID-19爆發之後，人們都發現了實體供應鏈對整體戰略規劃的重要性。如今軟體業也開始注意這件事。

兩黨的意識型態對壘，有時是因為社群媒體所引發的各種文化衝突，社群工具對政治的影響力有好也有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