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統區  

Netflix（網飛）之爆改「三體」，目前已被證明在商業上大獲成功，可謂志在必得，恰逢其時，且適得其所，其中功德無量，不再贅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特別為訂定憲法而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也就是今天仍然在臺灣施行（經過多次重大修訂），作為中華民國國家存在理由基礎的根本大法。這部《憲法》是由張君勱起草，主要經王寵惠、吳經熊修改的。

習近平集權的第二項利基，係其與軍隊的特殊淵源，這讓他在甫上任不久便將軍權完全納入掌控。

RANDCorporation2022年5月替美國政府做的《中國對台灣施行強制隔離之分析》報告（ImplicationsofaCoerciveQuarantineofTaiwan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分析了封鎖（blockade）、隔離（Quarantine）對台灣的影響與對策，最近在台灣媒体議論紛紛。當然任何在美國放的屁，到了台灣都會是響雷。尤其對民進黨的頭頭們，美國政府的態度那更是人命關天，要是風聲不妙的話，就得趕快上飛机去逃難了。

這裡所講「生平資料隱晦不清」的一些人，在我童年記憶中，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

姑姐李麗蓮，雖遊走在中共高層，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

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原是日軍垂死前的掙扎，但卻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大的一次軍事失敗，短短8個月，國府失去了146座城池、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4月起河南的豫中會戰，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統兵超過40萬，三、四倍於敵人，但卻不戰而潰，短短36天便丟失了38座城池，潰退官兵軍紀敗壞，有些甚至因姦淫擄掠而被當地民團繳械。震怒的蔣介石將蔣鼎文和湯恩伯撤職，並交代陳誠查明真相，根據陳誠提交的報告：「第一戰區各部隊，走私、經商、吃空、賭博、盜賣公物，樣樣俱全，民憤甚大，且戰敗潰退時擾民相當嚴重，故屢遭民間武裝力量襲擊。」

前總統馬英九22日在一場研討會上提到最近台灣在對外關係、國防與經濟3方面都遭遇嚴峻挑戰，國家不安全，並認為回到「九二共識」的正途，才是解決台灣當前危機的根本之道。但有聽眾提問直指，「共產黨在歷史上有多少背信忘義紀錄，它說的話可信嗎？」馬英九則回應，他執政時跟大陸簽了23個協議，在他8年任內都雙方都規規矩矩遵守，「不見得一個常說謊的人永遠不會說真話，要看你用什麼態度對待他。」

80年前於南京成立的汪精衛政權，長年被海峽兩岸的主政者視為「傀儡政權」或者「賣國政權」看待，彷彿其存在完全違背了中華民族主義。這套論述講了80年以後，似乎也為廣大中華兒女所接受，幾乎把汪精衛的名字與「漢奸」兩字畫上等號。尤其因為戰時汪精衛政權採取親日立場的關係，更是常常成為統派用來攻擊獨派的專有名詞。

在中國史上叱剎風雲的人名，有過一個有趣的對聯。上聯說「張學良張良，學良不良」，因為張學良自作聰明發動西安事變，讓陝北中共死裡逃生，終至神州陸沉。

在上世紀孤島時期，《萬象》雜誌很有名氣，它曾經孕育出張愛玲、傅雷、鄭逸梅、柯靈等許多文化名人。張愛玲當年常有佳作於《萬象》刊載，如〈心經〉、〈琉璃瓦〉及被傅雷稱讚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的〈金鎖記〉。而傅雷更以筆名「迅雨」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評點張愛玲。

「工程技術人員是工業化的中堅力量，對裝備製造業這種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尤其如此。1934年，日本大學、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機械、造船及車輛專業技術人員共3,648人，相比之下，1933～1935年中國整體大學工科畢業生僅3,350人，中日兩國裝備工業之發展程度與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邊界，對比極為鮮明。1929年，日本1,000人以上的裝備企業有28家，工人共66,238人；到全面戰爭爆發不久後的1938年，企業數增加到111家，工人則達到了392,525人。這還只是處於產業金字塔頂端的大型企業。而據1936年的報告，中國具有統計價值的裝備企業一共有753家，但工人僅27,000餘人，尚不及1929年日本大型裝備企業之規模。企業規模與資本規模具有正向相關性。裝備製造業屬於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戰前中日兩國裝備製造業在資本與技術人材上的差距，是一條巨大的鴻溝，並直接影響到兩國工業的製造能力。大型軍艦、戰鬥機、坦克、軍用汽車，日本憑藉著超過中國的裝備製造能力，不斷膨脹其野心，從「九․一八」到「一․二八」，一再挑起局部的戰火。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冒險促進了三菱等裝備企業的成長，三菱電機社社長高杉晉一曾寫道：「三菱每逢一次戰爭就會擴大一次規模」。就這樣，軍閥與財閥相互勾結，一起推動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不歸路（註一）」。

提到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給中國帶來最大影響的外國，日本如果自稱第二，恐怕俄國、英國與美國都不敢自稱第一。日本因為在1931年到1945年之間發動侵華戰爭的原因，被兩岸三地廣大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士視為百年來最窮凶惡極，而且不可饒恕的侵略者。

在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中探討到一個非常令人動容的轉型正義議題,就是關於確實屬於在白色恐怖時期所逮捕的台灣共產黨組織重要幹部，事實上受刑並非全然冤枉的李媽兜等人，應該如何看待的問題。本次模擬憲法法庭由立法委員黃國昌針對這4個條文提出釋憲。他認為，李媽兜僅僅只是追求思想自由、研讀共產主義書籍、組讀書會，就被判死刑。另一位法庭之友蘇友辰律師的法律意見書與許多熱愛民主自由的公民一樣，也都認為台灣歷經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統治，鑄成了難以計數的戕害人權的冤、錯、假案，在寶島烙下無法磨滅深深的傷痕。但是在台灣整個歷史的走向確實扣問著每一個台灣人的心靈，冤、錯、假案固然需要被平反賠償，那些不冤不假不錯，確實與中華民國國家機器在作戰中被捕被殺的犧牲者，又該怎麼辦？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只好佈局退守臺灣。國民政府發出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礎，而後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和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陳雪屏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

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最近因一篇檄文成為風雲人物。他的題作《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的檄文，通篇重彈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調，顯然是要呼喚「二次文革」。當局反復強調黨員要無條件遵守黨紀，不得發表跟党的現行路線衝突的言論。身為意識形態核心部門主管的王偉光，居然公開衝撞當局現行路線即鄧路線，實在詭異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