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國楨  

纏訟十年，「寄寓海外」十八年的兩蔣日記終於九月返台，國史館並出版第一批蔣介石日記（1948-1954年）。兩蔣日記當年即是由蔣家媳婦蔣方智怡做主「暫存」胡佛研究所，主因是政黨輪替，蔣家對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如何處置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物有所疑慮，但總統文物是「國史」而非私人家史，當年蔣家與胡佛研究所以「暫存」而非「捐贈」的方式保存於胡佛檔案館，為的就是有朝一日，兩蔣日記能「回家」。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毫無疑問是舉步維艱，後人只看到「威權統治者」蔣介石，却沒看到做為敗戰之將「亡國之人」，蔣介石的沉痛，以及他改革的決心。過去十八年來，海內外學者對蔣介石日記都做了相當研究，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學者楊天石以這批史料出版了4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以這批史料與國際學者合作完成了三巨冊《重探抗戰史》。

提到臺灣光復後歷史上名聲最臭的機構，當屬簡稱「警總」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主要原因在於該機構代表中華民國發佈了長達38年的《臺灣省戒嚴令》，就此與「白色恐怖」四個字脫離不了關係。不可否認的是，從「警總」在1945年成立以來，到1992年解除編制為止，這個機構先後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扮演了重要角色。

吳修潢同學受處罰，當時以為只是小事一樁，數十年後才知道，它是當時驚天動地劇烈政治鬥爭的一段小插曲。吳國楨與蔣氏父子的過節非常深，吳修潢滯留在台灣當人質，為父的救子心切，在美國媒體上曝露了蔣氏父子的許多事蹟。吳國楨深諳西方文化及其宣傳方式，他撰寫的文章、遣詞用語，被美國報刊廣為採用傳播，大大損傷了台灣國府的聲譽。

回家晚了，猛啃留給我的冷菜飯。向爸媽說了學校下午發生的事。爸爸問：

民國四十年(1951)十月十日，全體建國中學的初中高中學生、還有其他各大學中學的師生，集合在總統府廣場前列隊參加慶祝大典，人擠人的唱歌、揮動小旗子、呼口號，好不熱鬧；類似的慶典我們一年要去好幾次。

由於「江南案」事發之後，許多矛頭都指向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主要的原因就是江南曾經寫過一本名為「蔣經國傳」、內容有頗多對蔣經國詆毀、污衊的書，很多人想當然耳地認為就是那本書為他惹來殺身之禍。

編按：1950年代，發生了轟動台美的「吳國楨案」，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因無法接受當時總統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統治，決意辭職，但蔣介石卻不肯他離開，最後導致吳國楨藉由訪美期間逃亡，兒子甚至被蔣扣留當人質，而總統夫人宋美齡卻在其中穿梭，扮演關鍵角色……

美國自許民主先進國家，但經常藐視其他國家的尊嚴與文化，藉美援介入他國內政，強壓對方接受美方要求，積極培養親美勢力，為美國利益服務，罔顧其他國家的自主。國府因內戰失敗遷移台灣，風雨飄搖之際，美國從暗中推動台獨與國際託管，轉為棄台灣於不顧，卻又不放棄介入國府內政，與吳國楨合謀，與蔣中正進行政治鬥爭，展開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奪權。

美國是個天真又自以為是的國家，美國有時基於善意的作為，卻經常造成對方困擾與傷害。1950年國府剛由大陸撤退台灣，驚魂甫定之際，美國幕後策動台人發展組織，同時又出現主張台獨的團體，國府為了政局安定，逮捕台獨成員，美國國務院認為這是國府壓制台人的聲音，透過駐台北領事館干預施壓國府，搞到後來連親美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都受不了美國外交官的介入，美方這才慢慢理解，國府的強硬作為是為了控制局面，如果過度表達關切，反而會讓國府加大壓力，對這些涉案台灣人造成更大傷害。

教育部「卡管」近三個月，台大至今無校長，日前台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提請教育部依法行政。好個依法行政！叫人想起一則故事。

美國這個國家向來以其自身利益為重，所有對外關係的發展，都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欠缺考量對方國家的立場與困難，經常造成雙方的誤解，影響雙方互信。國府因為國共內戰失利，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當時的國府只能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形容。國府在台灣腳步都還未站穩，美國大使館駐台人員卻在台灣民間鼓吹組織台灣民主協會，利用省籍情結，拉攏本省人與國府在政治上分庭抗禮，對於國府逮捕反政府的台獨人士，美國大使館也施壓釋放，介入干預他國內政。

隨著雲南省主席盧漢等西南各省國民黨軍政人物的變節投共，蔣介石除了離開中國大陸之外，已別無選擇。1949年底發生在四川、雲南等西南諸省一連串的外交與政治演變，不僅加速了國共內戰的步伐與結局的到來，也無可避免地讓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土的核心部分。儘管雲南「起義」後，撤退台灣成了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無可迴避的抉擇，然而直到離開大陸之前的最後一刻，蔣介石對於台灣究竟是否為他安全無虞的棲身之地，仍心存疑慮，特別是美國的態度，讓他非常不放心。

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

1954年2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吳國楨上書國民大會，指陳政府六大缺失。其要點為：

1949年2月初，麥考米克寫了信給吳國楨，信中附上《芝加哥論壇報》2月6日刊出的一篇關於上海的報導。這篇由WalterSimmons執筆的報導，標題說上海市長吳國楨面臨戰爭的災難。但他把吳國楨叫做「Casey」Wu，這是上海的美國人給他起的英文名字，Casey與吳的名字的簡稱K.C.正好是諧音。中國人則將K.C.Wu戲稱為「開水壺」，意指他辦事性急而快速，就像一壺燒開的水一樣。「沸騰」（奔放）（ebullient）的吳市長面臨的大問題是炒作食品的投機客、日益龐大的警備部隊和共產黨第五縱隊，但他打算一直留到紅軍把他趕走為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個在屏東念小學的女生，父親在屏東潮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屬的瘧疾研究所工作。當時的省主席吳國楨曾到瘧疾研究所去視察訪問，她父親有機會見到吳國楨而對他印象深刻。小學女生因常聽父親推崇吳國楨，讚賞他是有民主觀念的政治家，心想吳國楨一定是個受人尊敬的人物。所以1958年，她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直升高中時，教務主任在口試中問她最崇拜的現代人物是誰？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吳國楨先生。誰知話一出口，就闖了大禍：

最近上市的《誰怕吳國楨》一書，回顧了冷肅高壓的50年代，而其中吳國楨與胡適二人的一場世紀之辯，是台灣近代史上少見的一場知識分子良心自剖；那是書生無用的時代，但還是有人敢於一人敵一黨，只為了說出台灣的真相；反觀現代民主的台灣，當知識分子碰到政治，真相卻反而遙不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