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到八點就會離開金星堂，有一次聊得久，回神過來已經是八點半。這時候有一位女性顧客進來，向大澤先生微微鞠躬後安靜地坐了下來。後來我發現八點半過後這裡會有兩三位女性進來，都是固定面孔，年齡在五六十歲，不點咖啡，坐在店裡最不顯眼的角落不急不慢地抽菸，抽完就走。大澤先生看到她們也頂多點點頭，我問他是朋友還是客人，他搖頭回道：「都不算吧。」
原來，這三位女士都是在隔壁小超市上班的，來這裡抽菸已經有一年多。有一個下雨天，大澤先生到這家小超市買東西，走出來時看見三位穿超市工作服的女性在屋簷下縮著肩抽菸。問她們怎麼回事，對方解釋說公司全面禁菸，不讓員工在休息間抽菸，抽菸室也撤掉了。男員工還是去外面，找個不顯眼的地方抽菸，但她們覺得那樣也不太好，就只好在屋簷下抽。大澤先生建議她們不要站著抽菸，「這樣很不好看」，邀請她們到自己的店來。她們先是婉拒了，因為喝杯咖啡也是一筆錢，一杯四百日元，而她們的時薪還不到一千日元呢。
大澤先生猜到她們的顧慮，主動說不用點咖啡，把喫茶店當她們的抽菸室就行。她們有的上午來抽一次，有的下午兩點多來，就看她們輪班的安排。
若話只說到這裡，我覺得這位老闆真是好心人。而接下來他說的話，讓我發覺他不單單是一個好人，而且還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我給她們準備三個專用杯子，和客人用的不一樣，我讓她們自己倒咖啡喝，喝完要自己洗杯子。後來她們來找我說，還有兩個女同事想來這裡抽菸，被我拒絕了。我的意思是，我這裡只能照顧三個人，不能再多了。但我告訴你為什麼吧，因為女性喜歡小團體。若有四個人，她們會分成二對二，五個人就會分成三對二，成了群的女生免不了產生對立。三個人就不好分嘛。我這個人還算會善待女性，因為我相信女性會帶來福氣的，開店需要這種福氣，你想想如果店裡一個女性客人都沒有，整個氛圍給人的感覺會不會很不一樣？所以我很歡迎你，也歡迎她們來這裡，反正這家店本身允許客人抽菸的。但善待別人的同時，需要有一個明確合理的界限。」
聽到「界限論」之後，我開始從不一樣的角度看待大澤先生，我欣賞他的思考方式，很現實也很有效率，不欠人情也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你不管做什麼事，這種界限是一定要有的。比如會有客人想跟我借錢，我一般不會馬上拒絕，我會囑咐對方借錢一定要在每月二十號以後，而且一天只能借一千日元。為什麼要在二十號以後呢？因為月底政府會發生活保障金給他們，收到生活保障金就可以還錢了嘛。但有的不會還錢，到下個月二十號後還繼續來跟我借錢。我還是會接受，但我的原則始終沒變，借錢只能在二十號以後，一天一千元以下，累計金額不能超過兩萬日元，超過兩萬就不借了。」
我和大澤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結伴出門，是幾年前的晚秋。那和他的伯伯的故事有點關係，大澤先生和他的伯伯戰後失去了聯繫，後來聽說伯伯到了朝鮮當了將軍。對這樣的消息，我有些不信，但他對此很有信心，還把這則故事跟我講過多次。我聽說東京有一家咖啡館老闆對朝鮮的歷史比較熟悉，還寫過書，便約了大澤先生一起去拜訪。大澤先生對這次會面極有興趣，我們約了一個傍晚在金星堂集合，我進門時他正在給自己的腰帶打孔，說好久沒穿，今天才發覺自己比以前瘦了許多。黃昏的餘暉灑入喫茶店的玻璃窗，也映襯出他比平時更加整齊的裝束，他身穿白色套裝，還戴上波洛領帶。他向我微微一笑，快活地說那我們出發吧。計程車約二十分鐘的路程，他就像小朋友一樣新奇地看著外面，不停地跟我聊天：哪家商店的老闆是他的「狗友」，之前養狗的時候經常一起遛狗；看到一所不起眼的神社便把它的來歷說上一番。
我是跟那家咖啡館的老闆提前約好的，也解釋過大澤先生想見他的原因，對方當時爽快答應，但我們到店裡之後，老闆只簡單跟我們聊了幾句就回到自己的位子，跟朋友們繼續聊天。我挺過意不去的，跟大澤先生道了歉，大澤先生看起來毫不在意，他在咖啡館的藏書中找到一本老舊的東京風景攝影集，逐頁翻閱向我解釋各個區的故事，戰中戰後的事他都記憶猶新。他還安慰我，今天出來對他來說是件大事，他這幾十年都在照顧妻子，好不容易送完她又要照顧妻舅，這期間他都沒離開過自己的生活圈子。
走出咖啡館，大澤先生說想吃點東西，我們選了一家連鎖拉麵店吃了一碗麵，之後我們搭計程車送他到金星堂，在車上他又口若懸河，路邊任意一家壽司店的老闆娘他都很熟，下車的時候年輕司機跟我說：「這位老爺爺，真是個活字典。」
夜晚的金星堂，和凌晨的樣子有點不同，微弱燈光下的風景都顯得溫柔。我把大澤先生送到家裡，正準備離開時，他把一個小小的紙袋塞給我，裡面有幾條圍巾。大澤先生解釋說這些都是之前送給太太的，但似乎沒用過。「國產絲綢，品質好。千萬別讓我家人看見，趕緊放在包裡。今天過得好開心，謝謝你啊。」
回家從紙袋拿出圍巾，先聞到了樟腦丸的味道，絲綢觸感很舒服，圖案設計挺可愛的，都是昭和摩登風格，倒挺適合現在的復古潮流。如今偶爾戴他送的圍巾出門，也會想起他跟我講的各種小故事，坐地鐵經過南千住站時，我仍會有種衝動想下車去找他。
一個人老去，彷彿成為了一棵大樹。那麼多的知識、回憶和生活哲學，他慷慨地分享給我，我也竭盡所能去吸收，雖然還不知道這世界究竟有多寬廣深遠，但我希望靠這棵樹找尋到通向一種人生境界的密碼。也許，他擁有的東西、願意分享給我的東西，大部分我都沒能去抓住，最後灰飛煙滅。但這棵樹在孤寂的世界中將要倒下時，至少我願意去聆聽它的聲音。
那天晚上之後沒多久，我遇到各種人生的轉捩點，經過半年多的掙扎，徹底離開了生活十多年的中國。在東京重新開始生活的第一個冬天，我發現大澤先生的身體明顯衰老。剛認識他的時候他還眼疾手快，從外表看不出年過八旬，但這段時間他失去了往日的機敏，開始把同一個故事重複地講。我每次還是聽得津津有味，也不是裝的，我感覺我們之間剩下的時間不太多了，只想珍惜此時此刻。金星堂的營業時間也縮短了不少，開門時間是早上六七點，到上午九點為止，還有時候因為大澤先生起不來，店門好幾天都是關著的。常客開始漸漸消失，有時候我是一整天唯一的客人，但他還是堅持營業。把咖啡杯端給我的時候，他的手抖得有點厲害，我裝作沒看見，他也堅持下來，從沒把咖啡灑到杯子外面。
我急忙說請不要說這樣的話。當時的心情說來有點自私，我很希望這家喫茶店能永遠經營下去，因為老闆以微笑迎接我，陪我說話，他的聊天話題那麼豐富，再花幾年都講不完。只要這家喫茶店還在，我在這個大城市就不害怕單獨一人。
聽我說完，大澤先生沒看我，繼續擦著咖啡機道：「你別擔心，總能找到替代我的。」
大澤先生的這句話讓我呆住了，原來他看透了我的心。這家咖啡館確實成為了我的避風港，讓我暫時避開外面殘酷的、讓人無奈的世界，且能在別人的回憶裡遊蕩。後來我回想為什麼自己在這裡沒拍過照片，那是因為店裡的時間屬於過去：喝咖啡的人就喝咖啡，沒想過拍照給別人看。我在這裡也沒機會去看手機，完全忘記了3C產品的存在。但我知道早晚得面對現實，並給自己找出一個答案：離開日本二十年後回國的四十多歲的單身女性，如何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義？
沒過幾個月之後的一個冬日上午，大澤先生出門倒垃圾時突然昏倒在地，住進離上野公園不遠的一家大醫院。我年底打電話給他才知道，快要過年時去看他，那是一個陰天的黃昏時刻，我們聊了大約半個小時，晚餐時間我去買了一張電視機卡送給他，隨後告辭。大澤先生說希望春天恢復營業，我點頭說，肯定呀。
再過一個月打大澤先生的手機，得知已出院，但他的聲音很微弱，他說：「出院不是因為病好了，是因為我有事，得處理喫茶店的納稅申報，不然沒人幫我做這件事。」我彷彿能看見他苦笑著講電話的樣子，我說要多保重，恢復營業一定要通知我，他嘆息一聲，說好的。
三月初的一個下午，我又打電話給他，沒人接。過了半個小時他給我回電：「不好意思沒接你的電話。因為我最近身體不太好，在家裡穿得一塌糊塗，我不好意思穿成那樣跟你聊天。現在換好衣服了，不過你也沒見著，哈哈。忍醬，咱們今天好好談談吧。」
接他的電話時，我在廚房做飯，聽到他的聲音，我坐在廚房地板上和他講話。也不太記得那天我們說了什麼，最後他說，要好好活著，享受人生。掛完電話我看著窗外的暮色，想著這個人是先穿好了衣服才回電給我的。這麼用心待人的，這世上還能有幾個。
某天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顯示是大澤先生，聲音卻是一個陌生女人的。對方說是大澤先生的姪女，我說聲「嗯」之後沒再說話，對方也沉默了。最後她忍住哭聲，說大澤先生昨晚去世了。「看來沒什麼痛苦，晚上睡下，就沒有醒來。」我邊聽邊流淚，跟她說他生前對我很好，也謝謝她打電話告訴我。
她接著說，接下來會辦葬禮，但我不必參加。她說姨夫朋友多，到時候會另外舉辦告別會，「擺張他的照片，大家可以一起回憶他」。我不知道告別會後來到底有沒有辦，幾個月後打大澤先生的手機，沒有停機但也沒人接。
雖然沒能參加告別會，但我沒有感到太遺憾，因為我和金星堂咖啡館以及大澤先生用了很長時間進行緩慢的告別，比如在傍晚的咖啡館裡看見他穿得那麼好看的時候，比如他邊擦咖啡機邊說那一句話的時候，再比如他穿好衣服後回電的那一次。偶然的相遇能給我留下寶石一般的回憶，從此我學到一件事，一次小的偶遇，你越珍惜它，它越能讓你心暖，還會把更多的驚喜和希望留在你的人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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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井忍Yoshii Shinobu，日籍華語作家，畢業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曾在成都留學，法國南部務農，輾轉亞洲各地任新聞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作《東京八平米》（印刻文學）。
